《风雪定陵》作为一部全景式、多侧面反映定陵发掘过程的考古纪实文学,不仅披露了定陵地下玄宫洞开的详细经过、帝后棺椁及陪葬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还追述了定陵鲜为人知的建造始末和与之相关的朝野上下、君臣后妃之间的无情争斗,揭示了大明帝国日暮途穷以及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
作者岳南、杨仕擅长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考古发掘过程,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为一炉,既不同于枯燥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文学,被誉为“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本书以严谨的态度和富有条理的写作手法,将考古发掘过程与史海钩沉尽遣笔端,为读者重现了古代中国文明,使考古过程成为了大众阅读的对象。
岳南、杨仕著的《风雪定陵》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详尽描写了从决定发掘定陵、定陵的发掘以及在此期间乃至之后所发生的各种是是非非,既有历史事实的铺展,又有老一辈考古人员的辛酸发掘故事。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到现代建成的定陵博物馆,该书成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以及传统丧葬礼俗文化不可多得的好书。本书曾荣获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十大好书奖。
当冯保怀着惊恐而又冷酷的表情前来求计时,张居正深知双方的决战己不可避免,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带血而还。既然争夺和拼杀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势,那么此时的张居正也就顾不得其他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为冯保献出奇计。他知道,只要此计成功,高拱必败无疑。
冯保按照授意,急忙赶到万历的生母李太后、也就是刚加封不久的慈圣皇太后和万历的养母仁圣皇太后宫中,磕头不绝,声泪俱下,添油加醋地将高拱在穆宗驾崩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篡改成“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谎称高拱要废掉万历,准备拥立周王做皇帝……万历皇帝的母亲虽是太后,其实只有三十多岁,对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够敏锐,况且她早己风闻高拱其人专横跋扈,在朝廷唯我独尊,有时连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里。终于,在冯保一番入情入理的表演后太后震怒了,她决心惩治这位声名显赫的首辅大人。而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小皇帝万历也站在了冯保一边。当万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日夜伴随着他,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因此,小皇帝万历曾亲切地称他为“大伴”或“冯伴伴”,并视为心腹。
第二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冯保手执黄纸文书,诸臣下跪听他宣读。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皇帝圣旨:告诉你等内阁、五府、六部诸大臣,大行皇帝殡天前一日,召内阁三大臣于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东宫太子年幼,全赖尔等大臣辅导,但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使我母子昼夜不安……”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大臣们一个个惊呆了,只有张居正心中有数。至于跪在前列的高拱更是神色大变。他己被褫去官衔职位,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这位声名显赫的内阁首辅原以为这次召集群臣,是采纳他的意见驱除冯保,没想到大祸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由于圣旨说“即刻起程,不许停留”,他连家也没敢回,在街上雇了一辆牛车又羞又愤地回河南新郑原籍去了。此时,张居正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但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政治角逐却远没有结束,既然高拱还没有死去,随时就有复仇的可能。也许,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尚没有能力致高拱于死地。十年之后,高拱终于射出了复仇的利箭,致使张居正及其全家罹难。
高拱被赶走不久,另一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这两个顾命大臣的一走一死,自然使已成为首辅的张居正高兴异常。他推荐了一个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好好先生、原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作为自己的助手,而实际上的朝政大权则完全控制在张居正的手中——这时距老皇帝去世才刚刚一个月。
张居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但此时朝中官员却议论纷纷,除对高拱给予同情外,还对张居正勾结内监极为不满。于是,怨言四起,朝野大哗。面对这种危局,张居正很是不安,他知道,如果不能树威,便不能服众,他在伺机寻找这个树威服众的时机。
终于,又一个天赐的时机到来了。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的一天,皇帝朱翊钧依照惯例上早朝,当他出了乾清宫,只见一个无须的男子穿着太监的衣服,在朦胧的曙色中躲躲藏藏,形迹可疑。这位男子很快被卫队拿下,经冯保询问,那人自称叫王大臣,原是一名南兵,是从总兵戚继光那里来的。
早在明朝的嘉靖、隆庆年间,海上倭寇基本荡平,而北方鞑靼土蛮、董狐狸两个部族却常来骚扰。隆庆元年,已入内阁的张居正把江南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让他总管蓟州、昌平等北方各镇的兵事并节制各镇总兵。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上任,看到边兵久缺训练,毫无战斗力,便决定从头开始操练兵马。他从南方训练出来的“戚家军”中抽调一部分将士,作为练兵的骨干和头领遣到军中。这王大臣便是这批南兵中的一员军士。他来到北方后,由于经受不住环境和生活之苦,又加思念江南家乡,便决定跑回南方。当他借着月色溜出军营来到北京城时,忽然想出了一个看看紫禁城的念头。于是,他左拐右穿,终于来到了巍峨壮丽的紫禁城下。这时天近黎明,城门已开,一些穿太监衣服的人进进出出,很是热闹。出于一时的好奇,王大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着胆子偷了一套太监衣服穿在身上,混进宫去想看个究竟,想不到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活着出来。
王大臣不识路径,东跑西逛,想出宫却找不到道路。正在他心惊胆战、焦急万分的时候,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男孩朝自己走来,他躲藏不及,便被卫队、宫监当场捉住。
由于王大臣的供词里牵扯到戚继光,冯保又知道张居正跟戚继光的关系非同一般,便把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闻听先是一惊,在沉默半晌后,终于心生奇计。他对冯保说:“戚继光现握军权,绝对不能把他牵扯上。至于王大臣此人的处理嘛——”张居正附在冯保的耳边悄悄说:“可以借机除掉高氏。”
冯保心中自然明白张居正所说的高氏就是被赶走的那个过去的首辅高拱。张居正显然是要借刀杀人,准备对高氏家族斩草除根。
冯保心领神会,也自然乐意干这个差事。回去后,立即派一个叫辛儒的太监,给王大臣换上一件蟒裤,带上两把剑柄上饰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由冯保作为主监人的东厂。
王大臣被押到东厂后并未受刑,却由辛儒陪着他饮酒。辛儒对王大臣说:“你惊了圣驾,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要不讲,就得被活活打死。”
王大臣吓得魂不附体,哀求辛儒出面救他。
辛儒故作怜悯地说:“看在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我就救你一次。这样吧,你只要说是高相国派你来行刺皇上的就没事了。”
“高相国是谁?我不认识他。”
“你就说是高相国的仆人来找你的就行了,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只要这样说,不但自己可以免罪,还要赏你一千两银子,封个官职。”
王大臣终于答应了,并在冯保审问时按辛儒教的话重复了一遍。冯保拿到证言,立刻派人去新郑逮捕高拱的仆人高旭。消息传出,举朝大哗,大臣们怎么也不相信高拱会干这种蠢事,并断定是有人暗中搞鬼。于是一齐上表,要求皇帝慎重查处。不久,皇帝下诏让冯保和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此案。
高拱的仆人高旭很快被解到京城,朱希孝找了一些校尉来,把高旭杂在当中,要王大臣辨认。王大臣自然认不出来。
会审那天,按照规定要先对被指控犯罪者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而当板子打到身上时,一直蒙在鼓里的王大臣大喊道:“不是说好了要给我银子、官职吗,怎么又来打我?”
冯保面带不悦,问道:“是谁指使你干的?”
“不就是跟你一样打扮的人教我的吗?怎么又反来问我?”
“胡说!”冯保勃然大怒,大声喝道:“那你上次怎说是高相国?”
“那是那个太监要我说高相国,我怎么认得什么高相国、矮相国?”
这时冯保面如紫茄,无言以对。朱希孝趁机问道:“那你这蟒裤、双剑,又是从哪里来的?”“也是那个太监给我的。”王大臣指着冯保说。
朱希孝不再追问,吩咐退堂。冯保一见阴谋戳穿,便秘密派人给王大臣饮了哑药。王大臣无法说话,又不通文字,案子无法审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他斩首,草草了结了这个案子。
高拱一家险些被灭了九族,吓得赶紧关上大门,谁也不再接见。而他的党羽门生,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牵连,也都绕道避开新郑。至于朝中的大臣们,从这次事件中真正认识了张居正,并在他的威慑下不得不表示臣服了。
至此,在万历一朝的初年,朝中形成了两股强大的势力,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张居正和冯保,而张、冯的短暂结合,对日后的政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一个只有10岁的少年天子,自然是无法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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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定陵发掘,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着这部刚刚完成的文稿,那些悠悠往事一齐涌来,千头万绪。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事已经记忆不清,有些事也确实有意无意地不再去想它;那些终生难忘的,再度浮现时却又乱糟糟如一团麻絮,真不知从何说起。
文稿中写了万历皇帝、皇后、妃嫔、文臣武将,也写了明朝历史、考古学史、考古工程,还涉及一系列历史事件、人物,方方面面,影影绰绰,就像是乱麻中又洒上一杯胶水,使我越发择不出个头绪来。掩卷之后,我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
“啊,原来我是在读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我倏然顿悟。
考古总要去考证历史,多年的考古生涯,使我的脑筋禁锢了,思想僵化了。文学史学,虽然同源,却不同流,文稿是文学,又何必非像考古那样,桩桩件件、点点滴滴去作详尽的考证呢?一部《红楼梦》,本来是文学,又是历史,对曹雪芹来说,不过是顽石一“梦”,如果非去考证大观园处所,宴会的座次,真宝玉假宝玉,岂不真的陷入“繁琐哲学”,这样的考证又有何益?更何况文稿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只是定陵发掘的一个侧面记录。定陵发掘已经过去很多年,地下宫殿经年开放,它本身也在阐述着历史,现在又添了个文学,有文有史,源流俱在,还有什么可讲?如果非讲它的是非得失,那就请广大的读者去评说吧。想到这里,我的思想也豁然开朗了。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用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古代人有意无意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很多,古城古堡、洞穴废墟、居住村落、建筑遗址等等是一类,而更多的则是墓葬。人总是要死的,古今皆然。按照一般习惯,人死去要埋葬,一代一代地死去,又一代一代地埋葬,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坟丘。社会向前进,各个时代的埋葬形式也随之发展演变,葬制、习俗、随葬器物也就千差万别。如果把它们一个个完整地挖出来,按照时代、地区加以排列比较,先民们所走过的脚步,也就成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形象逼真的历史。不管故去的先民承认不承认,也不论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石器、青铜、金银、碑刻、陶瓷等等,抑或坛坛罐罐,一抹丹青、半爪鸿泥,甚至一堆遗弃的废物垃圾,一但是,其中却无不积淀着他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包涵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再加上多种部落、民族、地区相互交往、学习渗透、取长补短所构成的物质文化——现实中人们常叫它文物,莫不正是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源呢?如果说考古是在“寻根”,寻人类的根、民族的根,寻我们文明之根、文化之根,那些书写考古的文学之作又是什么?时下社会上有“寻根文学”一说,要说它是真正的“寻根文学”,该是名实相符吧。 考古、历史工作者的历史寻根,常以文物展出或论文、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普及不免受到影响。而文学工作者用生花之笔去寻根,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表现,影响所及,使人们对先辈的历史文明作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其作用也许要远远超过前者。我们的民族之根很深,根深必叶茂;文史同源,文明之源很远,源远流长。祝愿老树新枝,让文明之花开得更艳。
定陵是帝王陵墓,封建帝王以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营建陵墓,埋葬自己,其规模之宏大可以想见。就建筑讲,地上的、地下的构成一个整体,它包括了对生与死的认识,对周围环境——所谓“风水”的理解、运用,同时涉及选址、布局、设计、测量、施工等诸多实际问题;就出土器物讲,又联系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等。一个地下宫殿,不只是皇帝生前生活的再现,实际上应该视为明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皇帝生前可以建陵埋葬,但现在的陵墓已经不再为他所有,而是祖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它完整地揭示出来,对出土器物进行修复整理、妥善保存并展示出来,再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阐述,无疑对祖国文化是一大贡献。定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四十多年以后,如果回顾这一历程,值得反思的地方的确不少,有些也不能说不是教训。
考古发掘,是要把埋没在地下的遗迹遗物揭露出来,在揭露过程中,遗迹遗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发掘都是对遗迹遗物的破坏,古今中外皆如此。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在于采取最妥当最严密的方法,使这种损坏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这一原则出发来检验定陵发掘,年轻的工作队经受住了考验。按照考古常规,发掘工作完毕,只是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出土器物进行整理,然后写出全面的发掘报告,这才是全部工程的最后结束。但定陵的发掘却不是这样,发掘工作完成后,工作队解散了,各自回到原单位或下放劳动。工作队解散,定陵博物馆建立,开放参观,但是并没有继续工作队未完的工作。二十多年之后,再到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时,有些器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是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痛心遗憾之余,损失却已无法弥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运动的冲击、人为的破坏,也许主要还与认识或当时当地当权者责任有关。一个文化工作者,如果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识,甚至起码的热爱,损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三十多年以后,夏鼐所长说了句不无遗憾的话:“如果现在挖,后果会好些,再推迟三十年也许更好。”至此,我才理解他与郑振铎当初一再反对发掘的含义和后来上书国务院请求制止再挖皇陵的良苦用心。
…… 直接与定陵发掘有关的人讲完,该轮到我自己上场了。我嘛,四十多年前的毛头小伙子,已经退休,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田野跑不动,只能关在斗室中爬格子。定陵发掘之初,吴晗要求我搜集明代北京的历史资料,“文革”前作过一部分送他过目,他被抄家,资料散失了。“文革”后重新再作,日夜不息,二百万言已经脱稿。吴晗是我的领导、师长,生前交给我两件事,定陵发掘他没有看到最后完成,也没能利用发掘报告写出一篇文章,过早地逝去了。今天,发掘报告已经出版,还获得两个奖项,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个夏鼐考古学基金会的考古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明实录北京史料》业已完成,得此消息,九泉有知,当可瞑目了。老师,安息吧!
写到这里,我感到很累,很疲乏。站起身来,直直腰、挺挺胸,推开窗子想换换空气,扭开收音机听听香港回归的消息,不想却传来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明天晴
温度零上2度至零下9度
风力二三级
北部山区有小雨雪
噢!明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年轻的考古队又该出发了,一点小雨雪挡不住他们的去路。
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太多了,埋藏得很深,需要他们去苦苦地寻、深深地挖。我依稀看到他们的身影又在凄冷的荒野上一步一步地探索、寻觅,一铲一铲地发掘。他们肩上的担子够重的。祝他们成功。
谨向以上列目参考书己故的、健在的著者、编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采访过程中,得到了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的关怀和支持,受到定陵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当年参加发掘人员的热情协助,谨向何宝善、师锋、王秀玲、胡汉生、王岩、赵其昌、刘精义、李树兴、冼自强、王启发、李德森、李佩儒等同志致以谢意!
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