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的主要的工作是听书，晚上在“隆畅”书场的“档木”前，白天就上城隍庙七十二司殿前听李金祥，日夜两面绝不缺课，以至于有人白天问我父亲：“你家天福呢？”我父亲就会说：“俚末七十二司殿！”七十二司殿在城隍庙内甬道边上，那时已没有菩萨，只有佛台，李金祥的场子就设在七十二司殿前。

从师学艺，跟张福田、王子和先生

我家和“隆畅”茶馆相距只有几间门面，那里白天卖茶，晚上做书场。我是风雨无阻地立在“档木”下听转书。特别是看到邹鸿翔、邹凤翔父子双档，我想凤翔与我差不多年纪能够说书，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开始想学说书了。

李金祥露天说一回书约二十分钟，一个下午要说十六七回。听书的人如坐在长凳上，每回要出四个铜钿。我是立一回、坐一回，这样每天也要一个多铜板。李金祥说《岳传》、《英烈》和《金枪传》。他可以说是金嗓子，而且变化极大，因此角色分得极清，若然说我说书有一些能耐的话，那是李金祥给我开的窍。

我学说书，当时并无什么目的，完全是出于爱好，欢喜它。我从小就是“书迷”，是李金祥、沈友亭的老听客，风雨无阻，看着他们走进书场登台说书，我蛮感兴趣，逐渐产生了要学说书的愿望。当时说书的是被人看轻的，属于社会上的下等人。现在叫“说书先生”、“评弹演员”，那时光叫“说书的”，先生两字也不肯用。艺人的妻子儿女也抬不起头来，有时人们偶尔谈及艺人的妻子，就会说：“哦，她是说书的妻子！”总带有鄙视的眼神，说书先生的女儿更受人轻视，嫁给人家都难。那时人们常说，说书先生的女儿嫁个堂倌的儿子就不差了，要是能做上茶馆老板的媳妇那简直是跷指头的了。可见当时说书人地位的低微。过去有唱

“堂会”的习俗，开始不叫“堂会”，而叫“堂差”（以前叫婊子，称出“堂差”），实际上是把艺人当成娼妓了（男的称男娼）。人家叫你做“堂会”，只是说某某某今朝请你去做“堂差”。久而久之，艺人自己也就这样喊了：“我今朝某某地方‘堂差’呒没工夫！”后来“堂差”变成“堂会”还是我起的头。事情是这样的，有次我遇着老朋友王筱新（后来在上海唱沪剧），我对他说：“今朝某某地方有我的‘堂差’（那时我才25岁）。”他便说：“‘堂差’是叫妓女，是人家侮辱你的字眼，你自己不能这样说。”后来我就将“堂差”改为“堂会”，比如，今朝某某地方有我的“堂会”。后来大家觉得这样的称呼蛮好，从此也就传开了。

在我幼年时，说书艺人的生活是苦的，实在没有办法时，才去学这一行的，要求也不高。那时说书人的生活是“吃勿饱，饿勿煞”，一般艺人每天听客只有三四十人、五六十人，出了百的就算红得不得了了。尽管是这样，我父亲还是认为说书是一行“不花本钿的生意”，每天多少能赚俩钱回来开伙仓，所以他也准备让我学说书。所谓不花本钱，是说不像做其他生意那样要成本，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全面，拜师金也是本钱啊。总之，我学说书，一是由于我爱好它，是自己的愿望，二是因为父亲认定这是一行不花钱的生意。实际上是家里穷，无本做生意。

既然我爱学说书，那么以前父亲叫我去跟阊门许阿四学胡琴，我为什么又肯去呢？原因是家里穷，出不起拜师金，学胡琴是不要拜师金的（那时三百六十行只有学说书和学“郎中”即中医要拜师金的）。只需三年未满师时，帮先生白做（实际上比要拜师金还要多）。学说书就不行。学说书的拜师金的多少是根据艺人的艺术名望而定的，一般的要六十至七十块钱，而且跟先生出码头，盘川、饭金都需自理。当时，我家里实在负担不起，母病、母死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只好去学拉胡琴。说老实话，学拉胡琴我心里是勿大情愿的，但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P6-7

序言

周玉泉谈艺录

周玉泉评传

我的恩师周玉泉

老师教我即兴创造

曹汉昌谈艺录

《岳传》名家曹汉昌——曹汉昌先生与长篇评话《岳传》的今生缘

访谈录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记曹汉昌艺术人生的点点滴谪

苏州评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传承、保护和流传发展，是有成绩的。一批传统书目得到保护和传承发展，且有提高。在苏州，本书的两位传主演出的弹词传统书目《玉蜻蜓》和评话传统书目《岳传》，可以作为代表。当然，不只是两个人、两部传统书目，还有如弹词《三笑》、《珍珠塔》、《杨乃武与小白菜》等，都得到了较好的传承。演出《玉蜻蜓》的，还有俞筱云、俞筱霞、金月庵、张君谋、徐雪玉、薛君亚等。演出《岳传》的，还有钟子亮和曹汉昌的学生们。他们都为传承传统书目做出了贡献。这里讲的还只是苏州。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州评弹的演员，在苏州评弹流行的各个地方都陆续参加了当地的评弹团，这就有了各地的评弹工作。各地各团在工作安排、艺术要求上，虽会有所不同，但可以互相借鉴，交流学习。各地的艺术工作既然有所不同，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那就应该互相学习，不能妄自称大。这样也有利于百花齐放。

今天我们研究本书的两位传主，阅读他们从艺的历史资料、艺术经历和经验，仍有很多启示。苏州评弹几百年的历史，是演出长篇书目为听众服务的历史，也是长篇书目积累传承的历史。传统书目、保留书目在艺术上不断提高，才能受到听众的欢迎。本书的两位传主，长期演出他们的拿手书目，在演出过程中不断钻研提高，常说常新，因而受到听众欢迎。那种随演随丢，经不起复听的书目，是不会真正受到欢迎的。因为受到听众欢迎，艺术家们才会反复演出，成为保留书目。艺术家反复演出钻研提高同一部书的劲道从何而来？因为有听众的欢迎，艺术家才有了对建设保留书目的热情；此外，还有艺术家本人对演出书目的认识和爱护。试想，周玉泉如果不喜欢《玉蜻蜓》这部书，没有对金大娘娘的同情，能说好这部书吗？

20世纪60年代，陈云同志听过几档演员的弹词《玉蜻蜓》之后，在1962年又听了周玉泉、薛君亚演出的《玉蜻蜓》。而后在1963年初，在和周玉泉、薛君亚等谈话时，认为他们演出的《玉蜻蜓》，既删去了原来故事中黄色的内容，又保持了原来的情节和结局，比较合理。周玉泉他们的艺术造诣，和他们对传统书目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合理的整理提高、保护和传承了一部传统优秀书目。这是他们的贡献。

对评话《岳传》的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次尝试性的集体整理。采取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整理。后来总结的时候，认为这次的整改并不成功，删改过多，不符合历史主义的要求。但曹汉昌认为，其中有十几回书改得比原来好。所以，就保留了下来。在其后的多年中，他边说边改，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集体帮助下改定演出本出版。几十年中，他边演边改，不断提高，在我接触曹老的过程中，多次听他说最近看了一个戏（他喜欢看的是京戏），受到启发，岳飞的那一段书，要怎么改。或者说，看到一篇文章，想到书中的哪一段，要怎么改。一面说书，一面改书，常说常新，提高书目的思想和艺术，积累提高。苏州评话《岳传》的前身，是小说《说岳全传》。经过曹汉昌几十年的整理”如小说中，岳飞的忠君思想比较浓重，而在曹汉昌的评话中，忠君思想逐渐被削弱，突出爱国、爱民族的情怀。曹汉昌说书的时期，正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岳飞故事的流传、评话《岳传》的传承提高、岳飞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有广泛的教育作用。把已经在清代被推进关岳庙的岳飞形象，拉回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洪流，宣传他的爱国精神，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本书收集的文章，大部分是发表过的，现集中编辑在一起，对我们研究评弹艺术、评弹的传承和本书传主的艺术业绩，不仅提供了方便，而且有启发意义。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苏州市评弹团的大力支持。对此，我谨代表编委会表示深切的感谢！

周良

2017年5月

金丽生主编的《苏州评弹艺术家评传（3书坛烟云录）》主要是将苏州评弹名家周玉泉和曹汉昌二位评弹前辈的艺术人生和艺术成就，以“回忆录”的形式编辑成册。

周玉泉、曹汉昌两位评弹艺术家不仅是我们苏州评弹界的杰出代表，而且他俩的艺术造诣及其贡献，对整个评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是评弹艺术界的领军人物。金丽生主编的《苏州评弹艺术家评传（3书坛烟云录）》，苏州评弹表演艺术传承研究会对他俩的艺术人生和宝贵的艺术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将周王泉与曹汉昌二位艺术家生前的谈艺心得及其文章，经再次整理和编辑，将这一段段精彩的故事编纂为《书坛烟云录》之“周玉泉篇”和“曹汉昌篇”予以出版，传于后人。全篇为我们描述了他俩各自都有一部生动、光彩的艺术人生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