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著的《丁玲情感往事》包括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片断——悼丁玲、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让事实和档案说话——丁玲与沈从文的两次精神危机、解析沈从文给陈漱渝的两封信、发生在延安的浪漫故事——丁玲与萧军、宽厚的人是美丽的——丁玲与陈学昭、琐谈《北斗》忆颜雄、我与丁玲研究等。

陈漱渝著的《丁玲情感往事》介绍：丁玲不仅在政治上是一只追求真理的扑火飞蛾，在情感生活中也是一只追求真爱的扑火飞蛾。丁玲的情爱史充满了丰富的人性，也充满了鲜明的政治性，并且始终保持了女性的独立性与主动性。丁玲说过，每个女人的命运写出来都是一本最动人的书。如实把丁玲的情感生活书写出来，也会成为一本最动人的书。

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片断——悼丁玲

干涸的清泉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让事实和档案说话

——丁玲与沈从文的两次精神危机

解析沈从文给陈漱渝的两封信

发生在延安的浪漫故事

——丁玲与萧军

宽厚的人是美丽的

——丁玲与陈学昭

琐谈《北斗》忆颜雄

我与丁玲研究

飞蛾扑火：丁玲的情感生活

——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中心

丁玲小传

无心插柳未成荫(后记)

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片断——悼丁玲

“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肯定的呢？”

大约是1983年，有家文艺刊物发表“翻案文章”，说赛金花如何如何好。丁玲气愤地说：“赛金花原本是状元夫人，后来主动当了妓女兼鸨母，甚至发展到跟侵略者睡觉。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肯定的呢？发表这种文章，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影响呢？还有人把赛金花跟陈白露相比，这是不对的，曹禺笔下的陈白露，毕竟厌恶周围庸俗、卑污的人们，不甘心于丑恶污浊的生活，赛金花怎么能相比？”

“我哪想当什么作协主席！”

1983年9月，丁玲为一部未刊稿写了一篇短序。我征得她的同意，改题为《鲁迅与我们党的关系》，先在我们单位的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总第23期）刊出，后又转寄给《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大地》。该版负责人同意公开发表。我很高兴，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丁玲，不料丁玲说：“这篇文章我不发表了，因为有人正在造我的谣，说我想在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竞选主席。我今年79岁，明年80岁整，有生之年连自己想干的事情还做不完，哪里会想当什么作协主席。但有人编造这种谣言，从北京一直造到上海。如果这个当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有入不就会讲这是为争当作协主席制造舆论吗？”

“有人讲中国现代散文根本不提我。”

我对丁玲说，我爱读她的散文。还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读过她的《彭德怀速写》《三日杂记》等。我至今还能背诵《三日杂记》的开头：“也许你会以为我在扯谎，我告诉你，我是在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寂静的山沟里行走。遍开的丁香，成团成片地挂在两边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

丁玲说：“是的，我写过一些散文。但有人讲中国现代散文时，根本不提我，好像我只写了小说。”说完，她在新出的《丁玲散文集》上签了名，要我转赠给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

“鲁迅写文章时有多少自由？”

提到创作自由的问题，丁玲的谈兴总是很浓；看到有些人论创作自由的文章，丁玲觉得好笑。她说，作家要创作自由，首先思想要长上翅膀。没有翅膀，作家怎么飞得起来？同时，作家脑子里还要有个广阔天地，否则也没有法子展翅腾飞。一个作家，如果只关心小院、小街、小巷里的琐事，只描写小茶杯里的风波，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自由。球类运动员打球，不是也不能超越球场的边线、端线吗？

有一次，我跟张扬同志去拜访她。她冲着我说：“在旧社会，很多好作品都是在不自由的环境里写出来的。你是研究鲁迅的，鲁迅写文章时有多少自由？”张扬笑着对丁玲说：“你的话里还有很多辩证法哩。”

“应该重编一部‘左联’史。”  1985年年初，丁玲去延安探亲访友。返京后，她十分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有些人讲延安的文艺运动，只剩下一个鲁艺，这不全面。讲‘左联’的历史，不讲冯雪峰，不讲潘汉年，这也不全面。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拨乱反正，但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趁文艺界很多老同志还健在，你们应该集体编写一部符合历史面貌的‘左联’史。”

“不要搞什么平衡。”

丁玲认为，我国文艺界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宗派。开始是一些思想、艺术志趣相近的人结成社团、流派，这并不坏，但后来有些人掌了权，利用权力搞宗派，这就害人了。有的人被同派的人包围吹捧，飘飘然起来，缺乏自知之明，好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皇帝，自以为穿的是新装，其实别人看得到他到底是什么模样。现在有的刊物不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这当然不好。但另一些刊物搞平衡，发一篇某方的文章，同时发一篇另一方的文章，这也不好。在存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让人看出你的倾向性，要帮助读者辨别是非，不能模棱两可，搞什么平衡。

并非结束的结束语

记得鲁迅去世前不久，许广平曾把他谈话中的精到之处记录下来，编辑成帙，题为《片断的记录》发表，成为鲁迅研究史料中颇具参考价值的回忆文章。我模仿许广平的做法，记录了丁玲生前的若干谈话片断。丁玲还有一些其他意见，看来只好留待今后续写了。可以预料，对丁玲的上述看法，人们会持有不同的评价。在一个新旧观念演化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产生这种情况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有些问题恐怕也无须匆忙做出结论，可以留待历史与后人去评说。但无论如何，上述看法是属于丁玲的，具有上述看法的丁玲，才是真实的丁玲。P6－9

无心插柳未成荫

我对中国新文学的爱好最初源自冰心、巴金的作品，而最终以鲁迅研究为职业。撰写有关丁玲的文章则完全是出乎偶然。

应该是在1977年至1978年间，高校恢复现代文学课程，但涉及“革命文学论争”“左联”和“‘两个口号’论争”，学界的见解分歧较大。这使要把“共识”“定论”传授给学生的老师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召开了三次有关学术研讨会。出席者除了高校教师之外，还有一些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人士和学界人士。讨论中与会人员大体分为三派：一派坚持鲁迅、冯雪峰的立场；一派要为周扬和“国防文学”辩诬；另一派比较持中，认为当时论争双方各有偏颇。我供职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负责人是李何林教授，他旗帜鲜明地站在鲁迅、冯雪峰一边。我也鞍前马后，东奔西突，为保卫鲁迅而打口仗和打笔仗。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汗颜。20世纪30年代我未出生，以我的资历和学识，哪里会懂得什么叫“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但因为这种表现，我们单位受到了丁玲的肯定。爱屋及乌，我也受到了丁玲夫妇的青睐。特别是陈明先生，希望我能为中国丁玲研究会出点力。阴差阳错，在1996年，我居然当上了这个学会的副会长，至2014年因超龄卸任，共18年。挂了副会长的名，开会不能不发言，于是就催生了收入本书的这些文章。还有几篇如《丁玲，女性文学，女权主义》《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片断》等，因受本书篇幅限制，又不尽符合“叙旧”的文体要求，故未收入。本书文章虽然不多，但如实地说，篇篇都有新史料，篇篇都有原创性。俗语说“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研究丁玲的文章虽然还未能成荫，但相信这几棵学术之树是有生命力的，不至于速枯速朽。研究丁玲，自然就会涉及她经历的苦难。她说过，她只是像一只飞蛾，四处乱闯地飞，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早在应该像春花一样美丽的童年时期，她的生活中就充满了忧愁、愤慨和挣扎，故乡成为了她看见的第一个黑暗所在。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她目睹了罪恶的魔手掐死了丈夫年轻的生命。1933年，她又被国民党的便衣特务秘密绑架，在南京被幽禁了整整三年。1936年11月，32岁的她历尽艰辛，奔赴陕北，看到了新的人，新的天地，从而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但不久即因撰写《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受到批判。20世纪50年代初可以被视为丁玲事业的巅峰期，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使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只是好景不长，1955年她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为反党集团头目，后多次申诉，结果是平反未成，反倒在1957年又被追加为没有“右派”言行的“右派”分子，从此离开文艺界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问蛰居北京两年多，“文革”期间关牛棚一年，坐牢五年，其余时间都在风雪漫天的北大荒劳改。直至1984年80岁的时候，她的不白之冤才被彻底清刷，以洁净之身在人间存活了两年。而这两年中，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她只落得一颗遭过千刀万剐的心和一副病残老迈的躯壳。

应该看到，丁玲的命运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黄河大合唱》中有一句歌词让我铭心刻骨：“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铁蹄下的民众，苦痛受不了。”这些苦难和苦痛，其实是我们民族的共业，无须任何人去加以渲染。有人说，苦难是负能量。姑且不说物理学中有没有“负能量”这个概念，即使有，那事物的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要能够睁眼正视历史上确曾存在的苦难，我们就能成为勇者；只要真正能够以史为鉴，避免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苦难重新发生，我们就能成为智者。勇者智者越多，中国的前途就越光明。还是鲁迅说得好：“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是为跋，写于丁玲诞生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