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猴子馆》是库尔特·冯内古特于196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文版首次引入。
小说类型囊括了从战争史诗到未来主义、惊悚小说等多个类型,想象奇崛,震撼人心。
本书是一部“后人类”的末世寓言。书中的25篇小说既有超现实主义的科幻风格,又有乔治·奥威尔式的对巨大的国家机器的预言,还有冯内古特自己所特有的讽刺风格,他将“科幻+讽喻+幽默”巧妙融合在一起,将人类在当今社会中变成了战争机器、科技产品、金融产品的傀儡的悲剧命运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呈现得淋漓尽致,形成他自身独特的笑中有泪、在谐趣中又包含了深刻的批判意识的风格。
这本小说在美国社会的影响源远流长,不仅影响了60年代以来涌现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潮流,多位当代重要的作家都深受其启发,如诺曼·梅勒、多丽丝·莱辛等,且本书在美国大众中可谓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其中《欢迎来到猴子馆》《哈里森·伯杰龙》和《电欢喜》等经典篇目诞生了一系列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典故,并有多部电影、漫画和音乐作品对其进行改编和致敬。
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人人平等了,但你得带上“助残器”:让你不能比别人更聪明、更漂亮;
——人口爆炸了,要么接受伦理自杀服务,要么吞下“除欲”药丸,你只能二选一:
——只要身体通电就能方便地获得极乐,想要吗?拿钱来电;
《欢迎来到猴子馆》是库尔特·冯内古特创作力最为旺盛的作品集,风格多变,从中可窥见后期作品的端倪。
大师在半个世纪前的想象与洞见,至今仍闪闪发光。
哈里森·伯杰龙
2081年,终于人人平等了。不只是在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所有方面都平等。没有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好看。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强壮或敏捷。这一切平等源自宪法第211、212和213修正案,源自美国助残总会1会长手下警员的不停警戒。
但生活里的事情仍不尽完善。例如,春天将至的四月还是使人狂躁。正是在那个黏湿的月份,助残总会的人带走了乔治·伯杰龙和黑兹尔·伯杰龙夫妇十四岁的儿子—哈里森。
这件事确实惨痛,但乔治和黑兹尔无法过多去想。黑兹尔的智力恰好是平均水准,无论什么事情只能想一下子。乔治的智力远超正常水准,但耳朵里接着一个小小的精神助残收音机。按照法律,他必须时刻戴着这个设备。收音机接收着一个政府发射的频道。大约每隔二十秒,发射器会发出某种尖锐的噪音,阻止乔治这种人不公平地利用大脑优势。
乔治和黑兹尔正在看电视。黑兹尔的面颊上有泪水,但她此刻已忘记了泪水的由来。
电视屏幕上是女芭蕾舞演员。
乔治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他的意念恐慌地遁去,就像强盗听见了防盗警报。
“那舞跳得真美,她们刚刚跳的舞。”黑兹尔说。
“啊?”乔治说。
“那个舞—跳得很漂亮。”黑兹尔说。
“对。”乔治说。他想了想女芭蕾舞演员。她们并不真的多好,反正不比别人强。她们身上绑着吊锤和鸟弹袋,脸上戴着面具,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看见自由优雅的姿态或漂亮的脸而自惭形秽。乔治模模糊糊地想着,也许助残限制措施不该用在舞蹈演员身上。但他没能想太多,耳麦里的又一记噪声驱散了他的想法。
乔治畏缩了一下。八个女芭蕾舞演员里,有两个也畏缩了一下。
黑兹尔看见他缩了。她没有戴精神助残器,便问乔治最新的那记声音是怎样的。
“像是有人拿圆头锤锤打牛奶瓶。”乔治说。
“我想那真有趣,听各种各样的声音,”黑兹尔有点嫉妒,“他们想出来的各种声音。”
“嗯。”乔治说。
“不过,如果我是助残总会长,你说我会做什么?”黑兹尔说。总会长是个女人,叫狄安娜·穆恩·格兰姆普尔,黑兹尔事实上长得很像她。“如果我是狄安娜·穆恩·格兰姆普尔,”黑兹尔说,“我会在礼拜天使用钟声—就只有钟声。算是对宗教的致敬。”
“如果只是钟声,我是可以思考的。”乔治说。
“唔—也许把钟声弄得特别响,”黑兹尔说,“我认为我会是个很好的助残总会长。”
“谁做都一样好。”乔治说。
“还有谁比我更了解正常是什么吗?”
“对。”乔治说。他隐隐约约想起自己不正常的儿子—正在监狱里的哈里森,但脑子里弹出的二十一发齐鸣的礼炮制止了他的思绪。
“好家伙!”黑兹尔说,
“这一下很厉害,是不是?”这一下很厉害,乔治脸都白了,身子颤抖,红眼睛的边缘有了泪水。八个女芭蕾舞演员里有两个摔倒在演播室地板上,捂着太阳穴。“
你一下子就这么累了,”黑兹尔说,“你可以躺在沙发上,让枕头托一托助残袋,亲爱的。”她指的是一个帆布袋,里面装了
四十七磅鸟弹,袋子用扣锁锁在乔治脖子上。“快去把袋子托一小会儿,”她说,“我不在乎你和我不平等一会儿。”
乔治用手托了托袋子。“我无所谓,”他说,“我都注意不到它了,它就是我的一部分。”
“你最近太累了,大概是拖垮了,”黑兹尔说,“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在袋底弄一个洞,拿出一点点铅弹。就一点点。”
“每拿出一个弹要坐两年牢,罚款两千美元,”乔治说,“我不觉得这是笔好买卖。”
“你下班回家了拿出来一点点呢?”黑兹尔说,“我的意思是—在家里你不跟谁竞争。你在家就是待着。”
“如果我试图弄掉它,”乔治说,“其他人也会弄掉它。很快我们又回到黑暗年代了,每个人都跟别人竞争。你不喜欢那样,对吧?”
“我痛恨那样。”黑兹尔说。
“那就是了,”乔治说,“一小撮人开始愚弄法律,你觉得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
就算黑兹尔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乔治也是给不出答案的。一声警笛在他脑子里响起。
“大概要散架了。”黑兹尔说。
“什么要散架?”乔治茫然地说。
“社会,”黑兹尔迟疑地说,“这不是你刚刚说的吗?”
“谁知道呢?”乔治说。
电视节目突然中断了,插播一条新闻简报。是什么简报起初并不清楚,因为播音员有严重的言语障碍,所有的播音员都是。大概半分钟后,异常激动的播音员努力说出:“女士们、先生们——”他终于放弃了,把简报交给一个女芭蕾舞演员朗读。
“那没什么,”黑兹尔说,指那个播音员,“他努力了,那才是重要的。上帝赐予他多少,他就努力做到最好。他这么努力,应该好好涨他的工资。”
“女士们、先生们—”女芭蕾舞演员读着简报。她肯定格外美丽,因为她戴的面具很丑陋。也很容易看出她是所有舞者里最强健优雅的,她的助残袋跟两百磅男人戴的一样大。
她随即为自己的嗓音道歉,因为女人有那样的嗓音是很不公平的。她的嗓音发出一支温暖、明亮、恒久的旋律。“原谅我—”她说,然后继续读下去,把嗓音弄得毫无竞争力。
“哈里森·伯杰龙,十四岁,”她的声音就像鹩哥的嘶吼,“此人刚刚越狱,他被收监是因为涉嫌策划颠覆政府。他是个天才,是个运动健将,他身上的助残限制措施不足,他应被视为极端危险分子。”
一张哈里森·伯杰龙的警局照片闪现在屏幕上—上下颠倒着,然后横着,又上下颠倒,最后才正了。这是一张哈里森的全身照,背景是英尺英寸的量度尺。他刚好七英尺高。
身高之外,哈里森的外表如同挂满了万圣节装备。从未有人戴过比这更重的助残器。他生长的速度超过了助残总会的人发明助残设备的速度。他戴的精神助残器不是小耳麦,而是一对巨大的耳机,戴的眼镜镜片厚如旋涡。这副眼镜不只要让他半盲,还要让他嗡嗡头痛。
他全身挂满了金属片。给强壮者用的助残器通常会形成某种对称,有一种军人的整肃感。但哈里森的样子就像一个垃圾场站了起来。在生活的赛场上,哈里森背负着三百磅。
为了抵消他的好容貌,助残总会的人要他时刻在鼻子上戴一个红橡皮球,眉毛要一直剃光,整齐的白牙齿要胡乱戴上黑色的畸形齿套。
“如果你看见这个男孩,”女芭蕾舞演员说,“不要—重复一遍,不要—试图跟他讲道理。”
这时响起了一记大门拽拉铰链的尖锐声响。
电视机里传出惊愕的尖叫和狂喊声。屏幕上,哈里森·伯杰龙的照片不断跳动,仿佛随着一场地震的节奏舞动。
乔治·伯杰龙正确地认出了这场地震是什么,他也确实能认出的—他自己的家曾许多次随着同样猛烈的节奏舞动。“我的上帝—”乔治说,“那肯定是哈里森!”
他脑子里立刻响起汽车撞击的声音,把这个意识轰跑了。
乔治又能睁开眼睛时,哈里森的照片不见了。活生生的、有呼吸的哈里森占据了屏幕。
像个小丑般的、巨大的哈里森站在演播室的正中间,身上叮当作响。他掀开演播室大门时拽下的球形门把手还在手里。女芭蕾舞演员、技术人员、音乐家和播音员蜷缩着跪在他身前,以为自己要死了。
“我是皇帝!”哈里森叫道,“你们听见了吗?我是皇帝!所有人都必须立刻照我的话去做!”他跺着脚,演播室摇晃着。
“我站在这儿——”他咆哮,“即便被弄残了、弄瘸了、弄病了——我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者!现在看着,我是怎么成为我能成为的人的!”
哈里森拽断了他的助残用具带,就像拽断湿纸巾一样。制造者担保那种带子能承受五百磅的力。哈里森的铁片助残器摔在地板上。
哈里森把拇指插到锁住头具的挂锁条下面。锁条像芹菜一样断了。哈里森把耳机和眼镜往墙上砸。他扔掉了橡皮球鼻子后,一个雷神托尔也要敬畏的人现身了。
“现在我要选定我的皇后!”他低眼看蜷缩着的人,“第一个敢站起来的女人将赢得她的伴侣和王座!”
稍停片刻,一个女芭蕾舞演员站起身,如柳枝般摇晃着。
哈里森摘掉她耳朵里的精神助残器,很小心地弄断了她身上的助残设备。最后,他摘下了她的面具。
她的美丽令人炫目。
“现在——”哈里森说,拉着她的手,“我们是不是让他们看看‘舞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音乐!”他下令。
音乐家们跌跌撞撞奔回自己的椅子,哈里森把他们身上的助残设备也拽掉了。“拿出你们最好的本事,”他对他们说,“我就封你们为男爵、公爵和伯爵。”
音乐响起了。起初是正常的音乐——廉价、傻、假。但哈里森从椅子里抓起两个音乐家,一边唱着他希望演奏的音乐,一边像挥舞指挥棒一样挥舞他们。他把他们塞回椅子。
音乐再次响起,这回好得多了。
哈里森和他的皇后先是站着听了一会儿音乐,庄重地听着,仿佛在把心跳调节得与音乐同步。
他们把体重移到脚趾上。
哈里森把他的大手放在女孩的纤腰上,使她体会一下很快将属于她的那种失重。
然后,随着喜悦和优雅的爆发,他们弹到了空中。
不只是这片土地的法律被废弃了,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也废弃了。
他们摇摆,回旋,缠绕,疾走,欢蹦,腾跃,飞旋。
他们的跳跃就像月亮上的鹿。
演播室天花板高达三十英尺,但他们跳跃得越来越接近它。
他们显然想亲吻天花板。
他们亲吻了它。
然后,他们靠着爱和纯粹意志力抵消了重力,悬在天花板下几英寸的空中,然后他们接吻,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就在这时,狄安娜·穆恩·格兰姆普尔,助残会长,进入了演播室,带着一把10铅径的双管猎枪。她开了两枪,皇帝和皇后在落地之前就死了。 狄安娜·穆恩·格兰姆普尔又装上弹。她瞄着音乐家,说他们有十秒钟时间把助残器重新戴上。
这时伯杰龙家的电视显像管烧爆了。
黑兹尔转过头想跟乔治说说电视烧掉的事,但乔治去厨房拿啤酒了。
乔治拿着罐啤酒回来,一个助残信号震了他一下,他停了停。然后他又坐下来了。“你在哭吗?”他对黑兹尔说。
“是啊。”她说。
“为什么事?”他说。
“我忘了,”她说,“电视里的什么事,很悲伤的事。”
“是什么事?”他说。
“都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了。”黑兹尔说。
“忘了悲伤的事吧。”乔治说。
“我一直那样做的。”黑兹尔说。
“这才是我的好女孩。”乔治说。他畏缩了一下。他脑子里响起了一记狠狠的枪响。
“呀——我看得出这一下很厉害。”黑兹尔说。“说得很对,说得很对。”乔治说。
“呀——”黑兹尔说,“我看得出这一下很厉害。”
(1961)
P12-20
来了,小库尔特·冯内古特短篇作品的一个回顾展。冯内古特还跟我们在一起,我还是原来那个冯内古特。德国的某个地方,有一条名为冯内的小溪,那是我这个奇怪名字的源头。
我是1949年开始写作的。我是自学的。我没有什么写作理论能帮助别人。写作时我只是成为我似乎必须成为的人。我身高六英尺两英寸,体重接近两百磅,协调性很差,游泳时除外。写作靠的就是这团寄存的肥肉。
在水里我很美。
我爸爸和爷爷是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建筑师。我正是在那里出生的。我的外公在那里有一个酿酒厂。他的啤酒在巴黎博览会上赢了块金牌。他的啤酒叫利伯啤酒。秘密因子是咖啡。
我兄弟比我大八岁,是个成功的科学家。他的专业领域是与云朵相关的物理学。他的名字是伯纳德,而且他比我搞笑。我记得他写给我的一封信。当时他的第一个孩子彼得刚刚出生抱回家。“我在这里,”信的开头写道,“把每样东西上的屎擦掉。”
我的姐妹比我大五岁,四十岁时死了。她身高也超过了六英尺,大概超了一埃米。她的长相有仙气,也优雅—无论是在水中还是陆地上。她是个雕塑家。她的施洗名是“爱丽丝”,但她否认她是爱丽丝。我同意。人人都同意。也许哪天做梦我会发现她的真实名字。
她的遗言是:“不痛苦”。这是很好的遗言。杀死她的是癌症。
现在我意识到,我的哥哥姐姐说出了我的小说的两个主要主题:“我在这里把每样东西上的屎擦掉”“不痛苦”。为了支撑小说写作,我也写一些卖钱的东西,这本书的内容就是那些东西的样本。这是自由经济结出的果实。
我以前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公关部工作,后来成了自由职业作家,写的是所谓“光鲜杂志上的虚构作品”,许多是科幻小说。这个转变有没有使我在道德上提升,我还没准备好谈。这是我打算在审判日问上帝的一个问题—另一个要问的是我姐姐的真实名字。
那挺有可能就是下星期三。
那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一个大学教授了。当时他正要钻进他的奔驰300SL超能轿车。他向我保证,公关人员和光鲜杂志作者同样邪恶,都为了钱毁掉真理。
我问他,最最低等的小说是什么,他告诉我:“科幻小说。”我问他那么着急去哪里,原来他要赶一班喷气机。次日早晨他要在现代语言协会的一个会议上发言,地点是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在三千英里以外。
我姐姐抽烟很厉害。我爸爸抽烟很厉害。我妈妈抽烟很厉害。我抽烟很厉害。我哥哥以前抽烟很厉害,后来他戒了。这是个奇迹,就像耶稣变出饼和鱼。
有一次鸡尾酒会,一个漂亮姑娘走过来问我:“最近你在做什么呢?”
“我在用香烟自杀。”我回答。
她觉得这话还算好笑。我不觉得。我觉得,我这么轻蔑生命,在致癌棒棒上这么吮吸,是很丑陋的。我抽的牌子是泡儿·沫儿。真正的自杀者叫它泡儿·沫儿。半吊子的叫它佩儿·梅儿。
有个亲戚偷偷写了本我们家的家史。他给我看了一点。他对我谈到我的爷爷(那位建筑师):“他四十几岁死的—我认为他离开这里也挺高兴的。”当然了,他说的“这里”指的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生活—我对生活也有同样的胆怯。
公共健康的权威们从没提到许多美国人抽烟很凶的主要原因。答案是:抽烟是一种相当确定的、相当光荣的自杀方式。
我曾经希望离开“这里”,这很不光彩。我不再想离开了。我有六个子女,三个是自己的,三个是我姐姐的。他们都很出色。我的第一次婚姻挺成功的,现在继续成功着。我的妻子仍然美丽。
我还没见过哪个作家的妻子不美。
为了向这成功的婚姻致敬,我在这本集子里收进了一篇光鲜得肉麻的爱情故事。它发表于《女士家居》,上帝救命,杂志起的标题是“漫漫路直到永远”。我原本起的标题,我想,是“要命的难搞”。故事描述了我和我未来的妻子度过的一个下午。可耻啊,可耻,收进了一段来自妇女杂志的生活场景。
《纽约客》曾经提到我的一本书—《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说它是“一堆自恋的傻笑”。本书可能又是一堆。也许,把我想象成白石姑娘对读者有帮助:她穿着睡袍跪在一块石头上,要么是在找米诺鱼,要么是在爱慕自己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