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夜》是中国当代作家唐颖的长篇小说。对于本书主人公蝶来，初夜是她个人生命史中不可磨灭的印痕，也是她一生的隐痛。在红潮席卷的荒芜岁月，一场嘉年华会般的大游行成了年轻女孩青春期的开篇。蝶来带着青春的伤痛展开她的人生之旅――考大学，悔婚，北漂，读研究生，谈恋爱，结婚，生子，作为女人，蝶来的人生走着常规路线，可她的灵魂却在偏离，处在某种动荡中。

初夜的阵痛潜伏在蝶来整个的人生轨迹中——下乡，考大学，悔婚，读研究生，留学，恋爱，结婚，生子。在这条轨迹之下，暗涌着荒芜青春遗留下的躁动、迷惘和焦虑。当回忆逆流而上，她才终于发现，她的身体和情感，一次又一次地同归到那爱的发源。

《初夜》作者唐颖不仅仅在讲述一个初夜故事，她在诉说女性个体最本真的生命体验。

初夜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跋

她的记忆屏幕上，青春期是在立秋后的那场大游行时拉开帷幕的。她成长的年代有过许多场游行，但蝶来难以忘怀的是这个即将结束的夏天在它最后一号台风袭来前夕的一场游行。那是一场非同寻常的游行，游行队伍前的敞篷车上站立着某国亲王和公主，亲王的微笑比女性还柔润，而公主美艳惊人，因为她，铿锵激昂的红色集会转瞬间成了华丽的嘉年华会，那是蝶来生命中的重要片断，她十三岁了，秋天正在到来。

其实，对于季节转换蝶来是没有概念的，只因为那天晚上突然降温，风凉得萧瑟，裸露了一夏天的胳膊起了鸡皮疙瘩，树叶子飒飒响着就干枯起来，飘落了几片，就像从地上飞起的传单。绵绵无尽的酷暑刹那间结束，喧闹的大街因为夏末第一阵凉风更加骚乱，这风更像是大游行的序曲，它扫荡了夏日的窒息和昏朦，天空更加清澈，情绪更加飞扬。人越来越多，但是被等距离站着的戴红袖章的纠察阻隔在人行道上，被阻隔的行人就像岸边的植物，茂盛得互相簇拥，而马路空空荡荡地蜿蜒着，像不通船只的河流，兀自安静着。

柏油马路已禁止车辆通行，站在街边视线毫无阻隔，可以一路看到两公里之外的淮海东路的八仙桥，游行队伍将从东头的外滩过来，必然经过八仙桥。

现在那里还毫无动静，但人群和快乐一道聚集着，越来越稠密，对于将要到来的游行，人们也以非同寻常的热情和快乐迎候着，迎候一对落难亲王和公主，他们被本国右翼政府驱逐，逃亡到中国。让蝶来们更感兴趣的却是，亚洲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是法国血统，据说美得富有异国情调，她将使革命年代的一次游行突然变质转向。

有关亲王和公主的故事，徐爱丽似乎拥有比报纸更多的信息，人们把这称为小道消息，徐爱丽简直就是弄堂里小道消息的源头。她就住在蝶来家楼上，是个不用上班被人们称为“家庭妇女”的三十岁女子，但徐爱丽似乎并不在乎人们对她的各种评价，她总是津津有味满怀热情向蝶来传递着诸如此类色彩缤纷的小道消息。

在徐爱丽的渲染下，蝶来简直迫不及待想见到那一对小国王室情侣，他们与革命的错综关系增加了其背景的神秘和复杂。有意味的是，蝶来和拥挤在周围的行人一道，不敢相信在他们的时代居然会出现王子和公主，这类只在已经撕成碎片的童话书里出现的人物，将从革命洪流中浮现出来，并且即刻出现在咫尺之遥，这到底是现实还是一出戏呢？

蝶来带几分屈尊的神态挤坐在她的邻居那些小市民中间，确切地说，就坐在徐爱丽身边。她虽然这么称呼她和她们，其实心里高兴坏了，她和她们沿着上街沿的边缘坐成长长的一排，就像戏台下的第一排。虽然人行道挤成一锅粥，但都是身背后的混乱，她们的弄堂通到淮海路，近水楼台先得月，遇上大游行，她们便早早搬来矮凳或小竹椅，还自备茶水零食。事实上，七十年代任何一场游行在她们都成了娱乐，在她的成长岁月里，革命是生活方式，也是娱乐方式。

今天的蝶来还暗藏得意，她把五岁的小弟都带出来了，此刻他就坐在她的膝盖上。身旁是小她两岁的妹妹，大家喊她蝶来妹妹，喊着喊着变成了蝶妹，就像蝶来，她真正的名字叫叶心蝶，仅仅因为附近有间照相馆叫“蝶来”，她和妹妹的照片在他们的橱窗里摆放过，于是“蝶来”便移花接木成了她的常用名。为此蝶来一直想着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但是，没有谁理她的茬，母亲从来没有耐心听她的心愿，父亲是聋耳朵，对于某些话题，他就怎么也听不见。蝶来决心耐心等待，等长大的某一天，拿着户口簿去派出所改一个响亮的毫不俗气的让人家没法起绰号的名字。关于这个新名字她想了很久，改名字并不容易。

她一手搂住弟弟，一手搂住妹妹，她很享受这样的感觉，拖儿带女的，好像他们是她生出的孩子。可是蝶妹并不合作，她好几次扭动身体试图甩掉揽着她胳膊的那条手臂，手臂细弱却蛮横，不由分说地拽住同缘异体一样细弱的肩膀。妹妹瞥一眼姐姐，这个善于施行微暴力的比她年长的女孩脸上的表情却是快乐期待的，和她身处的环境一致，其目光在徐爱丽的指点下，和众人的目光一起聚集，朝向淮海东路八仙桥的方向。她眼梢上翘的一对凤眼亮闪闪的，只有与她血脉相连并且是年龄相仿的亲人才能感知积聚在这个十三岁的细长的身体里的不同寻常的能量，蝶妹并不知能量为何物，她只是凭本能感知它对身边人以及周围世界的藐视。

“妈妈知道我们这么晚了还在外面，要打的！”她在姐姐耳边嘀咕着，算作微弱的抗拒。

“妈妈在乡下劳动接受再教育，怎么会知道？”蝶来大声问道。

蝶来说到“再教育”三个字还那么铿锵有力，一点都不怕难为情，蝶妹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是啊，你们不讲她怎么知道？”徐爱丽在一边帮腔。

这一来，蝶妹更不安了，她俯在姐姐的肩膀上轻声但并不退让地说道：“我会告诉她，我们坐在马路上，天黑了也不回家，还带着弟弟，他现在已经睡着了，他会着凉的，而且天下起了雨，等着吧，哮喘就要发了。”

对于蝶来，妹妹的最后一句话才是真正令人气馁的警告，她畏惧弟弟的哮喘病，那高分贝的刺耳的哮鸣音在小男孩的气管里回响时，也是家里的灾难日。P3-6

我从小长大的街区是过去的法租界，与淮海路相邻。我住的那条弄堂，曾经住满旧俄人家，然后陆续回国。与我家住同一层楼的旧俄女子，我们叫她丽丽，他的丈夫是犹太人，叫“马甲”(沪语发音，也许是迈克的译音？)，他曾在淮海路开着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珠宝店。但我的父母和邻居一概把他们称为罗宋人。

经过“文革”，这些人或事，有一种隔世的遥远。

白俄当年穷困潦倒，上海人把他们称为罗宋人其实带有歧视。弄堂对面有一家卖油盐酱醋廉价酒的小店，上海人称糟坊，这糟坊每个街区都有。糟坊有高高的木制柜台，很像今日酒吧间的吧台。罗宋男人在糟坊买一两(50克)廉价白酒，斜倚在高高的柜台旁，一条腿是弯曲的，手肘搁在油迹斑斑的台面上，手里握着酒杯，就像靠在吧台旁。这就是罗宋人，喝着劣质酒穿着破西装，有时还小偷小摸，却把糟坊柜台站成了酒吧吧台。那条充满往昔回忆正在衰败的街道，衬着旧俄贵族浪迹天涯的身影，有一股伤感的浪漫，我要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们正是时代变迁时被放逐的一群，身世故事都是生离死别的大悲哀。

后来上海开了多少间酒吧，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上海男人可以像罗宋男人那般帅气地斜倚在吧台旁喝酒。

因为罗宋人家，我们的走廊终日漂浮着很异国的气味，那是羊牛肉夹杂洋葱和狐臭及香水味。生活困窘的白俄邻居，仍不放弃周末派对。来的多是同胞，他们喝酒放唱片跳舞，然后摔酒瓶打架，歌声变成哭声，一些人互相搀扶着离去。妈妈全部的努力是把我和妹妹阻止在她家房门外一公尺，她不要我们看到这些情景，那样一种放浪形骸跟整个时代的严峻是多么不相称。不过，我也是现在回想当年，才有这样一种惊异，比起那些落魄的白俄流浪者，我父母那一代上海人，才是那个年代更不快乐的人群。

在八O年代的出国潮中，我那条街区走了太多人。然后，直到二OOO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几乎每天晚上有电话进来，他们是这十多年来陆续去海外留学或移民的故人，在我那条街区多年不露面的邻居，却在纽约地下铁甚至长岛的小镇上邂逅，其中有一些，家族全部成员都已出来，上海的房子都被没收了。他们已很多年未回去，那一口上海话，有些词语上海已经不用，却让我感受道地的上海气氛，那种在今天的上海正在稀薄的气氛。

多年的美国奋斗，现在的他们都有一份高学历，住在东部或西部郊区的House，周末时在自己的花园修剪草坪。他们费尽周折远离家园时就希望过这样一种生活，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还要有尊严隐私，不再被暴力威胁并且可以以自己的意愿说“不”的人生。很多人与家人一别十年，甚至失去家庭，就是为了从这样一个人生开始。  以今天上海人的价值观，他们不可谓不成功，但在与他们邂逅的瞬间，我怎么突然记起很久以前的旧俄邻居来？令我感慨的是，比起苏维埃时代的流亡者，今天寄居他乡的上海人的生活，是要优渥稳定得多，可快乐的感觉为何仍然握不住？他们脸上那样一种落寞，是我在美国的任何地区都能辨别的我的同乡特有的神情。

说起上海，他们脸上有一种遥远的憧憬，和一些迫切的小愿望，回忆着只有我们自己懂得，住在同一街区经历过同一时代的人才会有的往事。但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回去了，他们宁愿一边回忆着自己的城市，一边在他乡漂泊，过去的记忆太深刻了，深刻到成了生命的全部真实，眼前这一个急速变化的上海，却更像个梦幻。

二

约翰．厄普代克曾说：“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当时的美女没有时装和化妆品，但留在记忆里翩若惊鸿的身姿却让我追怀了很多年，遇上一起长大的旧邻居总要互相打听一番。相近的几条弄堂都有自己的佳丽，风情各异，似乎个个完胜当时电影上的女主角。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洗尽铅华的美貌是多么赏心悦目。

群星拱月，可以称为月亮的那一位住在隔壁弄堂，喜欢穿一身蓝，藏蓝棉布裤和罩衫，脚上是黑布鞋，走起路来十分缓慢并盈盈摇摆，有人说她的脚微跛，可女生们却在人背后学她的行姿。她并非一直穿蓝，偶尔也会一套白色，当然是舶来品的白，那份华贵雍容令路人驻足赞叹，那已经是“文革”后，亲戚可以从香港寄来衣物。她是幸运的，没有离开过家，可她的大弟却在黑龙江农场伐木时被倒下的大树当场砸死，她的小弟与我同班。

美女们渐次消失。有一位皮肤雪白性情孤傲，也去了黑龙江。听说她后来是直接从东北坐火车去香港和早已定居在港的母亲会面，初夏她还穿着臃肿的黑棉裤，母亲在罗湖桥抱住她大哭。她弟弟也是我同学，高考恢复后曾报考大学英语系，政审未通过。他不久去了香港，却在那里跳楼自杀。

那些年的某一天我们在上学路上，看见一家屋前簇拥着行人。在临街天井，一位美丽的中年妇人穿着有折痕的旧旗袍，抱着枕头当作舞伴在跳交谊舞。天井留着大字报的残骸，天井的雕花铁栏隔开的窗内，有一位青年的侧影，他正对着墙呆滞地笑着。人们说，这家人家只剩两个疯子了，男主人早已在“文革”初期自杀，接着老婆错乱，后来儿子也傻了。妇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羊毛衫裙子、高跟鞋，手肘上挽着精巧的手袋，在她的已被卸去铁门的天井抱着枕头跳舞。我们不明白的是，她怎么敢穿得这么漂亮？她怎么敢跳舞厅舞？然后又突然意识到她只是个疯子。

那时候，我们常常无聊却无比耐心地站在她的天井前，像观剧一般看着她从房间里换出一套又一套衣服，那些陈旧的也是摩登的衣服。她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模特儿从后台出来，而我们的神情却渐渐呆滞，我们比她更像梦游人。

这些年常常离开上海，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乡文化冲击下，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你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出发。

我在阅读和写作中感悟，唯有通过文学人物，去打捞被时代洪流淹没的个体生命。马塞尔·普鲁斯特早就指出：“真正的生活，最终澄清和发现的生活，为此被充分体验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学。”

围绕失意与失速的时代细节。唐颖用复杂景象构成她的“双城系列”万花筒。她笔下那些纠缠于情感关系的人物，仿佛普鲁斯特的感慨：“你们走开了，不见了，消失了，我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

作家金宇澄

唐颖记录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脉动。她的底色就是其笔下的“淮海路的小姑娘”，那些年轻、可爱、娇气、洋气、敏感，忧伤、强韧、拥抱时尚，不鄙薄物欲、讲究品味的女性。

作家陈村

唐颖始终凭着女性的直觉、敏感和智性，捕捉生活行进过程中的现代性，与同代作家相比，她似乎怀有更大的热忱去表现生活时尚内容。

《收获》主编、作家程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