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闹嘈杂、五光十色的主流世界里，渺小如你我，该如何独处？

《自由》作者乔纳森·弗兰岑最新作品，

《如何独处》一本令美国文坛惊艳的随笔集，深入当下都市人的生活和内心，

从被黑暗压得不能动弹，到被黑暗所支撑，

独处，在内心为孤独寻找一个出口。

乔纳森·弗兰岑编著的《如何独处》介绍：孤独，疏离，心底的声音总是与大多数人不同，努力挣扎却还是离世界认同的成功那么遥远。就要失去挚爱和信念，就要在喧闹嘈杂、五光十色的主流世界里绝望崩溃。害怕，愤怒，逃离……是自己病了还是这世界需要治疗？

如何勇敢地紧握手中那份微小但弥足珍贵的力量，如何平静温暖地独处？

作者的话

父亲的脑

帝国卧室

何必苦恼？

迷失在邮件中

艾莉卡舶来品

筛烟灰

流亡的读者

天下第一市

捡破烂

控制单元

艰深先生

床上的书

圣路易斯见

二○○一年元月就职日

父亲的脑

这是一段回忆。一九九六年二月一个多云的上午，我收到家母从圣路易斯寄来的邮件，是情人节包裹，含一张粉色浪漫贺卡、两根四盎司的Mr.Goodbar巧克力棒、一颗别在线圈上的心形镂空花纹饰品，以及一份神经病理学家做的家父的脑部尸检报告。

我记得那天上午灿烂而又阴郁的冬日之光，记得我把糖、卡片和饰品留在客厅，拿着尸检报告走进卧室，坐下来读。报告是这样开始的：大脑重1255克，有旁矢状面萎缩、脑沟增宽的现象。我记得我把克换算成磅，然后以我熟悉的超市包膜肉盒上的磅数想象它的重量。我记得我没有再读下去，便把报告放回了信封。

在过世前几年，父亲参加过华盛顿大学主办的一项以记忆与衰老为主题的研究，而参与者可获得的报酬之一就是一次免费的死后脑部解剖。我怀疑那项研究还提供其他监测或治疗作为答谢，才会让喜爱各种赠品的家母坚持要家父去当志愿者。另外，她之所以把尸检报告放进我的情人节包裹，节俭或许是唯一有意识的动机。这样可以省下三十二美分的邮资。

我对那个二月上午最清晰的记忆兼具视觉性和空间性：黄色的Mr.Goodbar，我从客厅到卧房的移动，恰好处在冬至和春分正中间的那日近午时分的光。但我心知肚明，就连这些记忆也不可信。据最新理论——植根于近二十年大量神经学和心理学研究——大脑并非记忆的相册，不能把记忆像不变的照片那般分散储存。记忆，套用心理学家丹尼尔·沙赫特的说法，是行为的“暂时群集”——一种神经回路必要的类刺激，可将感觉意象和语义数据结合为短暂感知，让我们记住整件事。不过，鲜有意象与数据是某特定回忆的独有财产。一如我在那个情人节上午的体验所披露，我的大脑依赖“红色”“心形”和“Mr.Goodbar”这些已有的子集；窗外的灰色天空如同其他数千个冬日上午一般熟悉；而我已经拥有数千万个神经元来专门构成我母亲的形象——对邮资锱铢必较、对孩子多情依恋、对我父亲余怒未消以及匪夷所思地不谙世故等等。因此，据最新模拟，我对那天上午的记忆是由一组脑部相关区域之间的固定神经链接和对整个群集的预先配置构成的：一旦回路中有任一部分接受刺激，整个群集就会被“点燃”，同时产生化学和电力作用。现在，只要你说“Mr.Goodbar”一词并让我进行自由联想，我如果不说黛安娜·基顿。就一定会说“脑部尸检”。

就算我现在才第一次这样疏浚我的情人节回忆，它还是会如此运转。但事实上，从那以后，我无数次回想过那个二月的上午。我把这件事告诉兄长，把它当成“离奇母亲事件”跟我喜好这类事的朋友分享。我甚至——说来丢脸——向完全不熟的人透露过。后继的每一次重新整理和重新叙述都巩固了建构那段记忆的意象与知识。而在细胞层次，据神经学家的说法，我每一次都在加深那段记忆，强化各神经元之间的树状连接，进而鼓励大脑启动特定的神经无突触群。我们大脑最强的适应力之一，也是让我们的灰质远比任何已发明的机器（例如我的笔记本电脑混乱的硬盘，或是坚持巨细靡遗地回忆《飞越比佛利》某粉丝网站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最后更新内容的万维网）聪明的特质，是我们能够忘却几乎每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关于过往，我留下了笼统、极具类别性的记忆（在西班牙待过一年，多次前往东六街的印度餐厅用餐），而对相关具体情节的记忆则较少。我留存的记忆是我常去回想、因此不断获得强化的。无论从形态学还是电化学来看，它们真的成为我大脑构成的一部分了。

这种记忆模式——我是门外汉，在这里只能做松散、概括性的说明——让我身体里的那个业余科学家兴奋起来。的确，我的记忆就是这样模糊而又鲜明，而一想到神经网这般不费吹灰之力地以大规模并行的方式进行自我协调，创造出我鬼魅般的知觉和出奇牢固的自我意识，我不禁肃然起敬。人脑是由一千亿甚或多达两千亿个神经元织成的网，有数兆个轴突和树突经由至少五十种化学传导物质交换千兆信息。这个我们赖以观察和感知宇宙万物的器官，绝对是我们在这个宇宙中所知的最复杂的物体，远超其他。P9－11

我耗时多年的第三本小说《纠正》，出版于世界贸易中心崩塌前一周。那似乎是自我和商业都应该默不作声的时候——套用尼克·卡拉韦的话，那是你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身着军装，在道德上永远保持立正姿态”。的时刻。然而，在商言商。大难过后不到四十八小时，我又在接受采访了。

采访者对他们所称的“《哈泼氏》小品文”特别感兴趣。（没有一个人用杂志编辑赋予它的原始标题“偶尔做梦”。）他们大多以这个问题开场：“在你一九九六年的《哈泼氏》小品文中，你曾保证你的第三本书会是一部大型社会小说，攻击主流文化、振兴美国文学；你觉得《纠正》是否实现了这个诺言？”我对接下来每一位采访者都这样解释：不，相反，我在那篇文章里几乎未提我的第三本小说；所谓“保证”完全是空穴来风，是《纽约时报周日杂志》某个编辑或标题作者杜撰的；事实上，我非但没有承诺要写一本针砭主流的大型社会小说，反倒把那篇文章当成一个声明放弃种种抱负的机会。因为多数采访者并未读过那篇文章，而读过的极少数人又似乎对它有误解，所以我渐渐能熟练地对它的论点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直至十一月，在我第一百场还是第一百一十场采访时，我终于归纳出一小套妥当的说辞以正视听：“不，事实上，《哈泼氏》小品文是在讲我要放弃身为小说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去学习写一本具有趣味性、娱乐性的小说……”我实在困惑，甚至感到不止一点的委屈，竟无人能明察文中这个简单又明确的想法。我心想，这些媒体人可真是固执得愚蠢！

十二月时，我决定整理出一本随笔集，收录《偶尔做梦》全文，并澄清我在其中说过和没说过的话。但当我打开一九九六年四月份的《哈泼氏》杂志，却看到一篇显然出自我手的文章以五千字的抱怨开场，其尖叫声之刺耳、逻辑之匮乏，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从五年前写了那篇文章至今，我竟已忘却我曾是一个满肚子怒气、满脑子理论的人。我曾认为美国人爱看电视、不读亨利·詹姆斯。是末日般令人担忧的事；也曾是那种狂热分子，深信既然世界无法认同其独特的信仰（对我来说即对文学的信仰），我们一定是活在末日时代。我曾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是个庞大的阴谋集团，目标就是阻挠我的艺术抱负、消灭人类文明中所有令我愉快的事物，并在此过程中强暴、谋害我们的星球。《哈泼氏》小品文的前三分之一就是由这等愤怒和绝望写成，满纸理论，怨气冲天，现在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害怕。

的确，早在一九九六年，我就企图以那篇随笔记录一个止步不前的小说家如何逃离愤怒思想的监牢。所以现在，有一部分的我想要重现它最初的面貌，算是对我年少轻狂的记录。但我想大部分读者都不会对这样的宣言感兴趣：

在我看来最清楚不过的是，假如有哪一位商业大亨或政府要员相信书有未来，我们就不会眼睁睁看着华盛顿和华尔街为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疯狂筹募五千亿美金，那些拥护者嘴上念叨着此举会对阅读造成蹂躏（“你得习惯在屏幕上阅读”），但还是无法掩饰他们内心对这种前景的漠视。这一点点东西就够受的了，所以我行使了作者的权利，把那篇文章砍去四分之一，并彻底改写（还把标题改为“何必苦恼？”）。虽然文章还是很长，但我希望现在它读起来没那么累赘费劲，行文也较直截了当。别的不提，我希望至少能够指着它说：“看，这论点一目了然，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适用于《哈泼氏》小品文的，同样也适用于这本随笔集。我想让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挥别充满愤怒和恐惧的孤寂，转而接受——甚至颂扬——读者和作家身份的一种记录。这并不表示世界已经没那么多令人恼火和害怕的事了。我们国家对石油如饥似渴，这已经造就了两个布什总统和一次丑恶的海湾战争，眼看又要带领我们没入永无止境的中亚冲突。虽然你以为绝无可能，但现今美国人对美国政府的质疑似乎比一九九一年还少，而主流媒体可谓集体性倒向武力外交。就在国会再次否决放宽suv节能标准的同时，福特汽车的总裁仍然可以在电视上忧国忧民地捍卫他们的产品，宣称美国人绝不能接受“任何种类的限制”。

尽管每天都有那么多离谱的新鲜事上演，我仍选择仅对本书其他文章做最低程度的修补。没有了世界贸易中心，《天下第一市》读起来会有点不一样；《帝国卧室》是在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带着他对个人自由的漠视上台前完稿的；炭疽病。令美国邮政总局雪上加霜，《迷失在邮件中》早已呈现其困境；奥普拉取消了她的读书俱乐部对我的邀请，让“精英主义”这个修饰语在好几篇文章里荧光闪闪。但对我而言，比起地方性特殊事件，这些文章共同的深层探究更为重要：在喧闹嘈杂、五光十色的大众文化中，如何维持个体性和复杂性，即，如何独处的问题。

二○○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