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达·岳著的《中国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前30年与后30年）（精）》是一本经济类读物，主要探讨30年来中国经济如何实现了高速增长和未来30年中国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有其独特性，中国既面对着发展中国家的种种挑战，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这种高速发展背后的动力和原因引人关注。本书运用新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理论模型，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驱动因素，尤其剖析了技术、知识和创新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本书将中国经济置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考。

中国经济30年高速发展是如何实现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应该有怎样的预期，选择怎样的目标和道路？中国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跻身富裕国家的行列？这是每一位关心中国经济的人最关心的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国在重塑整个世界的面貌。但是，尽管中国经济奇迹有目共睹，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中国经济有着独特的复杂性：中国既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种种挑战，又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琳达·岳著的《中国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前30年与后30年)(精)》将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的增长这一核心主题。本书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入手，由小及大地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动力和影响因素，重点剖析了技术、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并且探讨了国家和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要真正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要释放出最大的潜力，中国应该进行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双重改革：微观上，通过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宏观上，中国需要逐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伟大转型任务。这本书聚焦于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是每一位关心中国经济、与中国有商业或政治联系的人的必读书。

中文出版序 中国的发展：经济超级大国的诞生

第1章 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本书结构

第2章 新增长理论：中国式“制度创新”

 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

 中国产权体系：未来改革的方向

 法制改革

 中国悖论

 法制与市场：中美比较

 法律的执行

 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法制改革与经济改革

 经济增长、法律和全球化

 结论

第3章 新古典增长理论：公司化进程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改革

 劳动生产率的衡量

 劳动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分配效率与技术效率

 企业改制

 企业公司化与所有制改革

 数据

 企业业绩的影响因素

 公司化进程对GDP的贡献

 结论

第4章 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改革

 “下岗”与“再就业”

第三次工资改革

 中国父母的人力资本投资

 告别“铁饭碗”

 农民工群体

 结论

第5章 “追赶”发展模型：技术转移和创新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中外合资企业

 技术转移的评估

 对“追赶式”发展的贡献

 创新与专利

 专利、外商投资与经济发展

 专利法的有效性

 创新的决定因素

 结论

第6章 非正式的增长决定因素：自主创业和社会资本

 中国的“关系”

 “关系”与收入

 自主创业与社会网络

 谁会选择自主创业

 结论

第7章 金融业和法治环境：私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的私营企业

 企业家的创业动机

 法律限制与金融抑制

 私营企业与各省法制建设

第8章 全球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中国效应

 全球经济失衡

 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再平衡

 结论

 附录：Salter-Swan 模型中CCE 曲线的推导

第9章 结语：政府的角色

 中国之“看得见的手”

 国有企业改革

 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高储蓄率与劳动力的低效率分配

 扭曲的代价

 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政府的**规模与管理范围

 结论

致谢

参考文献

在未来30年内保持可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在科技和人力资本方面不断发展，还需要完成法制和政治治理方面的改革，同时要保证中国经济再平衡。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拉动内需（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逐步让国内需求的增速超过出口的增速；使农业逐步转向服务业（含非贸易领域，如教育、医疗等）；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对外经济的自由度（如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等）。要实现上述各项目标，中国必须重新定位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现有的法制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革。如今，大型国有企业的特权问题，和中资、外资私营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各种不平等竞争的现象已经日益被人们所关注，这些现象不仅让人们对中国市场的效率存有疑虑，也限制了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要真正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要释放出最大的潜力，中国必须进行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双重改革：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必须通过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而在宏观层面上，中国需要逐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伟大转型任务。

要研究和分析上述关键问题，经济学家必须依赖于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宏观统计数据的质量在不少方面受到经济学家的质疑，而中国微观层面的经济数据却是质量极高的。因为中国曾经历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包括农村家庭在内的各阶层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大中型企业（大中型国有企业指营业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的经营状况一直受到国家的密切监视和关注。因此，中国具有相当完备的家庭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数据。在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些数据的研究效果往往好于单独研究宏观经济数据的效果。在任何经济学研究领域，理解宏观经济现象背后的微观成因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我们观察某种宏观经济现象时，只有更细致和深入地进一步解析家庭和企业层面的微观行为，才能真正解释宏观趋势的科学成因。为什么在2000年以后，劳动力的再分配不再是中国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储蓄率一直稳步提高？要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着眼于中国家庭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经济体。因此，本书会尽可能依赖企业和家庭层面的微观经济数据，来支持和论证宏观经济研究所发现的结果。这一研究方法不仅与中国经济数据的结构和质量相适应，也能够抓住宏观经济研究文献中所描绘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本书将通过如下的方法来分析和解读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我们运用各种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型来逐一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然后，我们将解释中国独特的转型和发展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含有一些标准模型不能解释的独特发展因素和成因。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遵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标准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大多同样适用于中国，但同时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独特结构性特征要求我们更深入和小心地分析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而不是直接套用现有模型。在这一方面，微观层面的分析和估计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细节的证据：如收入函数、生产函数、社会资本的度量、法制发展的度量等。通过仔细研究这些家庭和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以及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做一个数量化的审视，我们能够得出一些更细致的结论，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机理。例如，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后的2000～201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增速理应开始放缓，但实际情况是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产值增速不降反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通过微观的研究，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向股份制公司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改制政策使得这些企业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从而促成了工业产值增速加快的现象。

这些微观经济研究的成果再次验证了本书的主题：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历史等原因影响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特性，但这并不表示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完全不适用于改革阶段的中国。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中国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另一方面，中国也在进行着快速的结构调整。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不能直接把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一股脑地套在中国身上。只有理解了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我们才可以判断哪些经济增长模型和理论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哪一部分，而只有把这些判断加总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中国自1979年以来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真正机理。本书将汇总和分析关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各种现有证据和理论，同时我们还将用第一手的原创微观经济研究结果来进一步解释和佐证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P9-10

中国的发展：经济超级大国的诞生

琳达·岳

我的这本新书即将与中国的读者见面，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本书的重点研究内容正是：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下一阶段，我们应该有什么预期，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目标。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通过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正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从某些方面来看，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下一阶段，中国需要试图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有些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就会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而永远无法真正跻身富裕国家的行列。

对于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上述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核心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是中国政策讨论的热点之一。

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中国面临的唯一挑战。如何在经济和环境方面保持可持续发展？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来保护中产阶级的权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也在日益提高。

毫无疑问，中国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就在短短二十多年前的20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术合作者家里拜访的时候常常发现：多户家庭合用一台放置在走廊里的公用电话，有的家庭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卫浴设备也需与邻居合用。毕竟，当时的住房是由他们的工作单位分配的。而随着20世纪末住房私有化政策的推行，我的这些朋友现在已经拥有了好几套房产，而且这些住房的投资价值完全不亚于伦敦或纽约的房产。在汽车方面也一样，曾几何时，汽车在中国被视为奢侈品，只有少数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人才可能拥有。而现在，中国某些地方的汽车拥有率与世界其他大城市并无区别，当然其负作用是中国的这些市民也开始面临交通拥堵问题。

每次去中国同事家拜访，我都会感受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的惊人进步和成就。

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是，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的农村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外的城镇，情况就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令人振奋了。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也迅速拉开。据“胡润财富报告”估计，在中国，271位最富有的人共计拥有14 000亿美元的财富。这个数字超过了韩国全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而韩国的GDP排在世界的前20位。

对中国而言，这样的收入差距势必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城市化是贫富差距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是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和方式来让生活在农村地区的7亿居民迁入城市地区，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为了让中国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加平均地进行收入的分配，我们需要依靠很多政策体制的帮助，例如建立更先进的社会福利系统，对农村地区进行投资等。当然，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如何保持经济的增长，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

本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驱动因素，尤其是剖析了技术、知识和创新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技术、知识和创新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核心因素，而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终极动力。

此前，牛津大学出版社还出版过我的另一本书——《走向企业化的中国：1979年来中国的商业、经济和法制发展》。该书同样对上述一些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主要是从商业和市场发展的角度着眼的。关于中国公司（或行业）和外国公司（或行业）的一些详细的案例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企业层面的创新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就，在哪些方面则不那么成功。

每一次回到深圳以及中国的其他经济特区，我都被当地飞速的发展和进步深深震撼。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等科技企业即使在国际上也是专利申请方面的佼佼者，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越来越多地与最优秀的同类产品进行竞争。这些公司市场份额的扩大不再仅仅依赖于他们的低成本优势，而是越来越多地得益于产品的高质量。其他企业，例如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以及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腾讯和百度也都在不断发展，把它们的网络业务推向世界。虽然这些公司在中国国内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但是要与美国硅谷的创新型公司竞争仍然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挑战。虽然很多中国公司都试图建立具有国际知名度和信誉的一流品牌，但是很明显真正成功的例子还不是很多。中国正试图鼓励自己的企业走出国门，显然中国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此前日本和韩国都成功地将自己国家的品牌从低质量的象征变成了具有国际信誉的优质品牌。

但是，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一些独特的挑战。不管怎么说，世界最大的市场对中国的产品始终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而更加欢迎日韩的产品。因为日本和韩国是他们地缘政治的盟友，而中国则被广泛认为是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对手”。尽管如此，最近刚刚成为世界最大电信公司的华为已经成功成为第一家跻身国际品牌集团评定的年度世界100家最值得信赖品牌排行榜的中国公司。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积极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从规模上来看，中国的崛起绝非日本和韩国可以比拟的。唯一能在国际影响力上和中国媲美的只有印度——但是印度的发展潜力目前还没有充分施展。

中国已经在重塑整个世界的经济面貌。目前，中国的影响力还主要体现于中国出口的大量产品以及中国旅游者在国外的惊人购买力。那么在今后的一些年中，中国能不能更多地在文化上影响世界呢？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业的复苏，以及近年来中国艺术家们在各个领域引人注目的表现都说明，中国在文化和人才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五千年的历史、文学、诗歌以及艺术都很可能迎来持久和重要的复苏。

从很多角度而言，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绝不仅仅体现于他们生产的新产品或他们提供的服务。美国的好菜坞，美国的音乐、电影以及戏剧——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广泛流行保证了美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这并不一定是美国刻意经营的结果，而是体现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愿意成为这种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的心理。

如果仅看人均GDP，比美国更富裕的国家并不少，比如卢森堡。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也同样存在，比如欧盟。但正是文化这种软实力使得美国成为世界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超级大国。

中国总是选择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发展模型可以适用于每一个国家。但是，我希望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能够同时伴随着其他方面的崛起，希望中国几千年来在国际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那些方面能够再一次焕发出夺目的光芒。这样的发展道路必将成就一个真正的发展传奇，这个传奇不仅会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会改变我们所生活的整个世界的面貌。

每一位学者都希望能够写一本书，用这本书来概括自己研究工作最精华的部分。对我来说，本书正是这样的一本书。《中国的增长》一书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积累，我的研究课题是：究竟哪些驱动因素使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惊人的进步，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换句话说：中国是怎样成为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的？

在我进行上述研究的过程中，太多个人和机构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此我无法一一向他们致谢。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对下面这些个人和机构提出特别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英国国家学术院，因为有了他们的资金支持，我才能够收集到本书所使用的一些关键性的数据，这些数据支撑了本书中微观层面的分析，而这些微观分析又进一步揭示了宏观层面的发展驱动因素。此外，我要深深感谢邵氏基金，他们对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学堂的中国发展中心提供了支持，而我担任该中心的主任职务。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会议，包括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CER）合办的学术会议，这些交流活动以及和顶尖学者共同参加研讨会的机会让我能够参与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讨论，这些讨论激发了我的研究思路，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我还要感谢约翰．奈特（曾任牛津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现已退休），李实（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以及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我的长期合作者，他们帮助我获得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始数据。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研究助手李晓梅、瑞恩·曼努埃尔以及很多其他人，多年来他们为我提供了高水平的研究协助。

本书所涉及的研究工作我从博士阶段就开始进行，并在我成立研究中心以后得以继续并最终完成。本书是中国经济三部曲的最后一本。中国经济三部曲的第一本书是《中国经济》，该书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综览和总述。第二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走向企业化的中国》，主要论述中国改革进程中企业、经济和法律共同发展的问题。本书作为中国经济三部曲的最后一本，则以“增长”为核心议题。随着本书的出版，中国经济三部曲宣告结束，但是随着中国以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姿态强势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经济宏伟的新篇章才刚刚拉开帷幕。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创造出了高速发展的奇迹。本书从理论的角度，深入细致地梳理和分析了大量学术文献，全面地探讨了中国奇迹背后的成因。中国应该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该如何走好下一步，在未来30年内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我们面临哪些挑战？哪些改革是必须的？对于这些问题，琳达·岳在本书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宝贵意见。对于每一个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的人，这都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必读书。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研究中国经济的欧洲学者中，琳达·岳是目前最出色的新星之一。在本书中，琳达·岳为读者展示了一幅非常全面的中国经济发展蓝图，并向我们揭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驱动力。琳达-岳对中国的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过程都颇有研究，此外她还通过大量的学术文献，展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本书不仅适合经济系的学生和学者阅读，也为所有对中国经济有兴趣的商界和政界人士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吉姆·奥尼尔 高盛资产管理主席

在受邀审阅本书的时候，我以为这不过是众多探讨“中国奇迹”的书籍中的一本泛泛之作。阅读之后我才发现，虽然本书的研讨内容确实是关于“中国奇迹”的，但它比同类的书籍要更具学术价值，更加详尽，也更加复杂。用作者琳达·岳自己的话来说，本书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入手，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因素；本书试图揭示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做人成就背后的独特成因。琳达·岳的这本书旁征博引，涉及大量研究中国经济的成果和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极具指导价值的宝贵意见。大卫·布鲁尔 前英中贸易协会主席

本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做出了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认为书名《中国的增长》起得非常恰当。我知道作者琳达-岳在牛津大学创办了中国增长研究中心，并任该中心主任。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每一个和中国有商业或政治联系的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本书给我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教育和参考意见，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书有很多，这是我读过的最有用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