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王小强、潘毅、梁鸿、祝东力、老田等知名学者诚挚推荐

中国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

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

一个基层媒体人的十年乡土观察实录。

一部关于乡土中国的民族志。

同名纪录片即将上映。

阎海军编写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通过文字和镜头，全景式呈现中国西部名为“崖边”的村庄变迁史

一部关于乡土中国的民族志。

一个基层媒体人的十年乡土观察实录。

在城市化浪潮之下，中国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

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乡土生态以及秩序在悄然发生着裂变。到底何处才能还乡，乡愁如何安放，乡土终归走向哪里？

阎海军编写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通过文字和镜头，全景式呈现中国西部名为“崖边”的村庄变迁史，记录数十年来崖边人的命运史，打开乡愁之结，探讨和寻找还乡之途。

引子 // 在崖边

第一章 // 困在田野上的人

第二章 // 秩序的裂变

第三章 // 困局

第四章 // 失落的教条

第五章 // 逃离的可能

第六章 // 迁徙

第七章 // 沦陷的土地

第八章 // 乡土的黄昏

第九章 // 何处还乡

“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

2008年清明节，我回到崖边时，80多岁的厉敬明老人孤零零地坐在十字路口给我这样感叹。

厉敬明没有经历过1929年的饥荒，但他的父母反复给他讲过1929年的灾难。厉敬明经历过1960年的饥荒，他像自己的父母那样，逢人就要不厌其烦、不由自主地讲述挨饿的痛苦。这既是传承历史，更是在告诫后人要重视农业、珍惜粮食。厉敬明对1929年和1960年的恐惧是整个村庄所有人共有的伤痕。

2008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年份，村庄的所有人都是吃饱穿暖的，但村庄的每个家庭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家庭离散导致的村庄有生力量缺乏，在厉敬明眼中，无异于1929年和1960年的灾难年份。作为土生土长的崖边人，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崖边人因城市化而背井离乡并导致村庄日渐凋敝的过程。但当我听到厉敬明将村庄缺乏生机的现实生活与饿死人的历史时期相提并论，我震惊了。这促使我产生了认真梳理城市化浪潮之下新乡土中国之忧的想法。返城后，厉敬明的话反复在我心里激荡着，它好似催促我进入认真思考村庄课堂的铃声。

陇中黄土高原，没有草，没有树。光秃秃的山峦，风起尘扬。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和迷惘。连绵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每一座山包都有无数的山湾，每个山湾里都养育着一个村庄。我的故乡——崖边就在整个旱海核心区域的一个山湾里。

从310国道一路向西，在马营左拐翻山，一条县级柏油马路像一根动脉血管，在山包上蜿蜒盘旋。公路叫马（营）陇（西）公路。每隔三五百米，路边的山坳处就有一个岘口。岘口是公路上的驿站，把山湾里无数个灰蒙蒙、静悄悄的村庄连缀了起来。马陇公路35公里处的岘口叫井湾岘。从这里远眺，三公里开外的一座山格外显眼，因为山上有一个高大的古堡。山叫岳家山，堡叫岳家堡。崖边就在堡子那边的山脚下。

崖边村躺在岳家山的西面，坐东朝西，正视着前方的一条小河。小河是渭河不起眼的小支流，从1990年代后期，已几近干涸。这预示着陇中黄土高原的旱情在不断加重。小河对岸是陇西县的村庄，崖边处在通渭县的西南边陲。

村中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黄泥小屋都依着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农路都循着十字路口扩散开来。十字路口是村庄开放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城市社区的广场。村庄的所有人都会在这里拉家常、谝闲传、论是非。这里是村庄交流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主场域。

童年的记忆中，十字路口一年四季总是有人活动。常年干旱，故乡生产劳动的图景艰辛之外更显壮烈。因为村庄的人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外人对这块土地“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论断，硬生生活了下来。与生产劳作的艰苦相比，活下来的人还有温暖人心的生存仪式，还有经久传承的道德操行。嵌入我童年记忆的内容，除了耕作大地的辛劳和贫瘠外，村庄还有和谐有度的生活内容：老人安享晚年，中青年躬耕农事，少年成群结队嬉戏打闹，村庄鸡鸣犬吠，人声接耳；进入年关岁尾，各类民俗文化活动上演，村庄会更加热闹。

离开故乡很久后，当我回到崖边时，十字路口已经很难碰到人，整个村庄死一般沉寂。夏天，绿意盎然的村庄缺少了人的踪迹而显得阴沉；冬天，萧杀的村庄因缺少了人而更显孤寂。

进城以来，故乡一直是令人惆怅的符号。在城市里怀念故乡，希望回到故乡。真正回到故乡时，故乡的贫瘠又会让人非常失落。与厉敬明在2008年的对话，让我忽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孤独的惆怅者。

2008年之后，厉敬明再也无法出现在崖边十字路口，他病倒了。

十字路口没了厉敬明的守候，更加寂静。

经过十字路口进入我的家，我能碰见的第一个人经常是厉军红的母亲。农业合作社时期的马场就在十字路口，马场的拐角处建有一座高房，十字路口依着高房成型。高房的窗户正对入村道路，高房如同瞭望所。包产到户时，这个高房分给了厉军红家。所以，所有进入村庄的人总是被厉军红母亲第一时间发现。

“走，到我家去转转。”她每次都会这样邀请我去她家做客。

每次她邀请我，我都会问一句：“军红在不在家？”

她总是回答：“不在，打工挣钱去了。”

几乎每次还乡厉军红都不在家。厉军红和我同龄，要是他在家，我兴许会去他家看看。但想到厉军红不在家，我每次都婉言谢绝了厉军红母亲的邀请。

2013年初冬，我回到崖边时，再次碰到了厉军红的母亲。她背着一捆柴，行走在村里新近硬化的村道上，手里还拿着一把铁锹。她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她照例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之前无数次拒绝了她的邀请，这一次我跟着她到了她的家里。院落杂乱，鸡粪、柴草满地皆是。主屋里，粗糙的木桌上堆着厚厚的尘土。厉军红父亲的遗像格外显眼。北面的房屋是厉军红的婚房，大衣柜上镶着一面大玻璃镜子，墙上还留着残缺的“喜”字。衣被、装饰画零星的红色早已被灰尘覆盖。显然，新婚时布置环境所憧憬的浪漫和美好早已被婚后的现实压力击得粉碎。

厉军红的母亲让我坐定，她翻箱倒柜用污浊的瓷盘端来了一片干硬如瓦片的馍馍，不停地招呼我吃。我象征性地掐了指甲盖大小的一点，嚼起来有点费劲。

“军红去哪里打工？”  “不一定，有一阵子在兰州，有一阵子跑包头。”她一边回答一边从桌角拿起了一块黑乌乌的抹布。

“为啥要把老婆孩子也带走，那不是很有压力么？”

“人家媳妇子不愿意在家里待，两个人出去干活能多挣一点钱，家里的农活给我一个扔下，孩子带走了还好，要不然都得我管。”

“60多岁了，还能干动活吗？”

“干不动也得干，不能坐着等死。”她一边擦桌子一边说。

1990年代，厉军红的父亲在什川乡集市上卖木料，他算是崖边为数不多的生意人。他常年做生意，家里的农活基本靠老婆孩子维持。在崖边，厉军红家的庄稼由于作务不好，常年长势欠佳。厉军红的父亲常年做生意，似乎也没能改变家里的面貌。他家和所有人一样，住着土房子，过着苦日子。

我和厉军红小时候一起长大，关系还算不错。他上初中时和同学打架被开除，后来便去打工了，我和他便少了来往。2003年，他突患精神疾病，逢人便打。

由于他父亲做生意的缘故，小时候他手头的零花钱比较充足，花钱也大手大脚。记得上中学时，有一次他用喝剩的白酒洗手，这个举动在贫瘠的陇中农民看来，实在过于奢侈和浪费，但厉军红对此不以为然。厉军红花钱不受节制的习性在他走向成人之后，仅靠打工再难以为继。他是典型的“能力无法满足欲望”的新生代打工者，他的精神失常也多半源自于此。

厉军红的精神疾病康复后，不大和人来往了。2005年，厉军红的父亲身患气管炎离世，随后厉军红娶妻生子。P3-5

海军以家乡作为个案，用细腻的笔触呈现乡村巨变，饱含着对乡土的热爱和巨变的焦虑。他在书中描述的诸多问题，对应的是中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海军对家乡沉浮的观察，较新闻报道多了几分理性，较学术研究，多了几分情绪。这是一部值得品读的佳作。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个年轻人，离开农村，不忘家乡，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奋斗多年，写出所见所闻的父老乡亲，这种朴素感情和天然联系，是城里学者不具备的优势。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曾面对镰刀锤头的党旗宣誓效忠。要关注基层设计，因为大多数人生活在基层。

——王小强（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崖边报告》是一部优秀的农村民族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自己的家乡，一步一步地为人们揭开理想失落、集体瓦解、阶级再造的年代中，农民和农民工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的真实情况。《崖边报告》的贡献在于指出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模式，农民必须再新走合作化道路，我们才能看到一丝的光明。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女工》《苹果背后的富士康工人》作者）

《崖边报告》以一个记者犀利而又宽阔的视野把中国乡村故事的深层矛盾给揭示出来。它不只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感伤而又沉重的人物的命运，也勾画出这命运背后的总体逻辑和结构，有很强的“震惊”作用和启发性。

——梁鸿（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作者）

海军生长在崖边村，是内部人，掌握外人所不熟悉的鲜活丰富的生活细节；同时，他作为记者兼学者，又有着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理论视野。所以，他总是能够从一个边鄙村庄的实况，从村史，追溯共和国的历史，并提出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考。

——祝东力（《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研究员）

作者阎海军对家乡的熟悉和感情，在书中处处可见：黄土地上农民的所思所谋及其由资源紧缺引发的竞争，如何根本上再造了乡村社会网络。这些知识对那些真诚关心中国三农问题出路的人们，可能比各种“美国头脑”和“美国学问”更具有优先性。

——老田（独立学者、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