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内日本兵》由两个抗战期间被俘并加入八路军的日本士兵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的回忆文章组成,内容详实,条理清晰,全书阐明了法西斯主义必将失败的事实和人民的善良本质,是一本很好的教育书籍。
本书涉及的范围广,但是实事求是,朴实地叙述事实。例如本书一方面肯定旧日本军队中法西斯教育对日本士兵有巨大的欺骗作用,另一方面,本书也指出,日本军队的广大士兵,从本质上说,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只要善于启发,循循善诱,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是能够回到劳动人民的立场,接受国际主义的教育,为早日实现和平、民主、改善生活以及中日友好而努力奋斗的。
《八路军内日本兵》的作者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抗战初期被八路军俘虏,经过学习后,他们从日本军队的欺骗宣传“宁可死后当一名护国之神,也不要活着受俘虏的耻辱”中觉醒过来,成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士兵反战团体的负责人。书中系统而真实地叙述了当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和他们参加八路军后与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情景,反映出了他们的苦恼与欢乐,是普通日本士兵的不平凡的经历。
向八路军战士交心
一九四。年十二月,从麻田出发,一九四一年六月到达延安,这次行军花了半年时间。从山西省东南部的麻田到陕西省北部的延安,按直线距离计算,越过黄河正西方向约三百六十公里。但这里是战区,有时听着隆隆的炮声,进行大迂回,有时要在一个村里住上十几天,这是一次长途跋涉的徒步行军。
率领我们这两个班的队长姓郝,在他手下有两三个八路军战士,每班各配一名少年勤务兵。我们班的小鬼叫杜生华,另一个班的是个姓孔的少年。
行军时,每人背着自己的背包。但杜少年除此以外还要背着大家的脸盆、炊具和马灯。每到一个村子,不一会儿他就给大家送来热水和食物。而且,白天他还要和我们一起行动,的确干得很不错(现在恐怕他已经五十出头啦,我很想见他一面,表示感谢)。
看到小鬼们的行为,我们也渐渐感到不能再偷懒啦,每到一个村子,我们就一起打扫环境,一起开检讨会,反省一天的生活。另外,我们在行军中,逐渐产生了学习的欲望。在到达延安之前,我们都提出申请,要求加入“觉醒联盟”。
途中经过村庄,人们都热情地欢迎我们。后来才知道,八路军的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虐待俘虏”的精神,已深人人心。
记不清走的是哪条路线了,只记得在太原南部跨过了同蒲铁路(大同一风陵渡)。为了西越同蒲铁路,在下山途中有一个“爱护村”,那里有个村公署。所谓“爱护村”,就是为效劳日军而成立的组织,由亲日分子掌握领导权。但日军作为亲日分子而启用的村长,实际上是抗日人士。我们一进村子,他就向我们表示慰问,并为我们做了类似日军用的干面包那种干粮。我们把它装进口袋背在背上,又出发了。后来听说,他是伪装对日效劳,暗地里收集日军情报。
过了同蒲线,行军中经常碰上八路军的部队。那时,我们已从感情上视八路军为友军了。一听说我们是“日本同志”,双方都停止行军,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合唱联欢等。“向前,向前,向前!”这支八路军进行曲,因听多了,久而久之也就记住了。我们就唱这支歌,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当我们齐声高唱这些歌曲,对方都非常高兴,并异口同声地要我们“再来一遍”,然后,对方也唱。我们经常开这种合唱联欢会,八路军的战士都是如此开朗。我们还见过山西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敢死队”。他们同八路军一样,把我们视为友军,欢迎我们。
我们沿黄河东岸北上,后来乘船渡过黄河,进入了陕西省。我们是在延安以北约一百五六十公里的地方渡过黄河的。深黄色的波浪拍打着渡船,把我们送向彼岸……
经过陕北高原的米脂、绥德等较大的城镇,向延安走去。同行人告诉我们:“米脂一带,在统一战线的条件下,驻有国民党军队,所以,尽量不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日本人为好。”反正我们不懂中文,干脆就装作广东人吧。
总之,进入陕西后,一下子就轻松了,再也用不着担心日军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我们抵达延安,已经开学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们出来欢迎我们。(p23-25)
平凡的士兵,非凡的经历
香川孝志
日本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发动的日中战争,于三年后的一九四。年夏季陷入了困境。虽然日军的占领区不断扩大,并占据了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但实际上他们所控制的不过是点和线,是辽阔的中国国土的一小部分。
一九四〇年八月,部署在华北山西、河北两省铁路沿线的日军遭到了中国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袭击。当时,我(香川孝志)担任守卫桥梁的任务,就在这次战役中,成了八路军的俘虏。那时,我是陆军伍长,只有二十五岁。从那天起,开始了我在八路军中的生活。
我昏倒在战场上,成了敌军的俘虏,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南部的小山村里度过了自暴自弃的日日夜夜……后来,渐渐恢复了平静,许多新生事物映人我的眼帘……
对那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人们及其思想产生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还有那朝气蓬勃的延安生活……
四十个春秋转瞬即逝,但陕北黄土高原的延安风光至今历历在目。
最近,我看了一个青年写的这样一段话:“我现在是二十一岁,像我这个年龄,要是在战争年代,毫无疑问要扛起三八步枪奔赴战场,或者杀害无辜的中国人民,或者自己受伤而死。究竟是什么迫使当时的日本人民不顾自己的生命而卷入这场侵略战争的呢?”这是一个学习日本近代史的学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的疑问。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但对于曾经参与过这场战争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义务作出认真的回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动荡的世界中,使我国避免重蹈侵略他国的覆辙。何况,近来军国主义的脚步声依然可闻,我更应认真回答这个青年提出的问题。
战前的日军士兵,都把在交战中被敌军俘虏视为最大的耻辱。不仅在军队,整个社会都灌输着“与其活着受囚虏之辱,不如战死做护国之神”的思想。只要回想一下太平洋战争末期,集体自杀的无数悲剧,就不难明白这一严格的戒律如同枷锁般紧紧地束缚着日本人的心灵。
在日中战争中,我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和几百个同样处境的伙伴一起,站到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立场上。参加“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许多伙伴,同八路军一起奔赴前线,对日军官兵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这一举动,在日本军部眼中,无疑是背叛祖国的卖国行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日军捉住,不仅本人难免一死,连在日本的家属也要受到社会的冷遇。
日本军部对日本社会极力封锁有关我们活动的消息。他们对那些直接和反战同盟成员接触过的前线日本兵宣传说:“这些人由于贪生怕死而堕落成为敌人的走狗。”但是,为了早日结束日本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挽救日本士兵不作无谓的牺牲,在前线工作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许多友人,被日军的子弹夺去了生命,怎么能说他们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呢?”我坚信,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上进行工作,是拯救祖国和同胞免于毁灭,捍卫民族荣誉,建立同中国人民永远友好的光明大道,同时,为这一工作而献身的人们不愧为爱国者。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日中战争中有一批从事这种工作的日本人。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恐怕更无人知晓了。迄今为止,记载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书籍不过两三册而已。
如上所述,日本军部极力想把我们的活动从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抹掉。而战争中的美国却对我们的存在和活动格外的关心。一九四四年,派往延安的美军代表部的成员们,多次走访了我们“日本工农学校”。从一九六二年起,曾任美国驻日公使的约翰·艾默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数年前译成日文出版的他的《暴风雨中的外交官》一书,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他访问日本工农学校时的情景(其中还提到了我,使我感到惶恐)。当时,有一位出生在夏威夷的日本后裔有吉幸治中士,常常随同艾默生一起到日本工农学校。他和我们很熟悉,我们对他也是无话不谈。有吉现在已经去世了。一九七二年,时隔二十七年之后,我在东京见到了他,那是最后的会面。
一九四六年,我回到日本以后,怀着加强日中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奋斗至今。这期间,我曾写过几篇有关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短文,但如此完整地撰写我的经历还是头一次。我不知道把此文称作“平凡的士兵非凡的经历”是否合适。但是,我想读者一定能够理解。我撰写此文绝非单纯为了我个人的回忆。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日本人,有几万人。我知道,这些人中,许多朋友都一致公认,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作风是了不起的。如果我的这篇文章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特别是考虑到日本今后的前途,如能对年青一代起到某些作用,我将感到欣慰。
出于同样目的,我的前辈前田光繁也写了回忆录,并将和我的文章一起发表。前田是华北最早的日本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回忆录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我的重点是写延安时期的生活,这真是不谋而合的分工。我想读者通过此书可以系统、全面地了解我们当时的工作情况。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六三年,曾出版《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的记录》一书,其中收录了我和前田及其他朋友的短篇回忆录。这次,在整理我的回忆录时,考虑到现在读者的情况,又引用了该书的一部分内容。今天能把对我一生最有意义,曾对形成我的人生观、世界观起过决定影响那一时期的情况,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下来,使我感到无比高兴。
我所崇敬的田岛淳、登美夫妇,从这本回忆录的构思到调查、收集资料,都抽出宝贵时间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夫妇的支持,我这本书也就无法问世了。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另外,此书出版还得到赛马尔出版社田村社长的深刻理解和支持。在此,谨向田村社长及该社的生田荣子董事、编辑部的一位太郎、田道希久子等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五月
呼唤和平,反对战争
殷占堂
《八路军内日本兵》这本书,是由两位日本人老八路香川孝志(梅田照文)和前田光繁(杉本一夫)合作写成的,1984年5月在日本出版,之后作者向中国投稿,1985年7月由解放军出版社翻译出版。内容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如何从一名侵略者,经过八路军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使他们认清了侵略战争的本质,经过痛苦的思想转变,自愿加入了八路军,组建了“反战同盟”,为了尽早结束那场侵略战争,他们奋不顾身,深人战斗第一线,呼唤和平、反对战争,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几年前,笔者便开始追踪报道日本人老八路事迹,把他们鲜为人知、波澜万丈的感人事迹撰文在《人民日报》《中国国防报》《环球人物》月刊和《新民晚报》《纵横》等报刊杂志上刊登。还协助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拍摄过多部纪录片播出,带领他们回到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探亲访友,为他们已经去世的老领导扫墓。
这一批日本老八路从1946年~1958年陆续回到日本后,都积极参加日本共产党,成为日中友好事业的骨干力量。多数人担任了日中友协会长、顾问,建立日中贸易公司,组建日中友好协会。他们热爱中国,不顾危险,全心全意为日中友好事业奋斗、著书立说,到处去演讲,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还多次组织访中代表团来中国访问。
香川孝志,1946年曾随野坂参三去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探讨战后日本民主建设问题。后经朝鲜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日本后,便积极投入到日中友好,恢复邦交的事业中。他先后担任过《赤旗》报记者,并在日中贸易促进会、亚细亚通讯社、大地报社,这些亲中国团体工作。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积极创办向阳社并担任要职,后来又担任了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理事,为日中科技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1986年来到日本之后,常常去向阳社购买免税物品,认识了社长韩庆愈先生,可惜的是未见到香川孝志先生。到九十年代采访日本人老八路时,香川孝志先生早已故去,十分遗憾。
认识前田光繁老前辈,是十几年前,我带领河北电视台同仁拍摄专题片《情系中国》。从那之后,我多次采访老人(每次日本老八路开会,都通知我参加),渐渐成为了忘年交。我常常在中日之间往返,每次回到日本总是先去拜访前田老人,给他带一些小米、红枣以及他的中国战友——129师敌工科科长刘国霖将军送他的礼品。
前田光繁先生是中国抗日战争岁月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日本人。
是他发起组织了第一个反战组织“觉醒联盟”。
他是第一个与朱德、罗瑞卿在一起打过篮球的日本人。 在反战同盟阵线中,他曾担任过日本工农学校政治教员,并选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会长。1946年担任东北老航校日本科科长,航校政治部副主任。
回到日本后,由他发起组织了“八路军新四军会”(“八·四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由于美国记者在访问延安时,为他拍的照片在报刊上刊登,他回到日本后长期受到日本公安部门的监视,阻碍了找工作,直到80多岁还打临时工挣钱养家。
在日本老八路中,前田光繁先生曾出版《八路军内日本兵》《通化暴动》两部书,还写了怀念朱德、罗瑞卿等领导的文章,他也是到学校、反战团体作演讲次数最多的一位老八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初回到日本的“老八路”大部分都驾鹤西去。“八·四会”的成员也就剩下99岁的前田光繁和96岁的现任会长小林宽澄,还有一位——山下好之一已患了老年痴呆症。以往每年在“八一建军节”和“十一国庆节”大家都会欢聚一堂开会庆祝,现在都行动不便,连中国驻日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也参加不了。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由于身体的原因,很可能也参加不了了。
解放军出版社将《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纪实》《反战士兵手记》《八路军内日本兵》《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为和平而战》等以“反战斗争史话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是献给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一份厚礼。把日本老八路鲜为人知的动人事迹留给后人,是历史的责任。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我们要发扬光大反战同盟精神,呼唤和平,反对战争,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让世界永久和平,人民幸福安康!
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