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茵茵--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精)》为费孝通先生亲自编选的田野笔记作品集。作者从事田野调查有三次，一是瑶山调查，二是江村调查，三是禄村调查。表明作者对田野工作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是很早就很重视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不能离开对人们实际生活的观察。田野调查是从实求知的根本方法。

费孝通先生曾言：“田野调查是从实求知的根本办法。”《芳草茵茵--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精)》为费老亲自编选的田野调查笔记集，由《桂行通讯》《江村通讯》《四上瑶山》等十余篇随笔组成。朴实细腻的文字，述及其早年赴广西实地考察，新婚妻子不幸溺水身亡的经历，读来令人怆然；回忆了其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上瑶山、访温州、走甘肃，行行重行行。这些文字，亲切、动人，是了解费孝通先生人类学、社会学思想的一份珍贵的“现场”记录。

序

桂行通讯

江村通讯

鸡足朝山记

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

四上瑶山

港行漫笔

闽江口速写

温州一瞥

泡桐花开

保安三庄

甘肃行杂写

“两西”移民

从蚌龙想起

桂行通讯

到南宁

我们到南宁刚好是“九一八”，在到省府去的公共汽车上，见到一排排制服整齐、列队张旗的民众团体在街上游行，这是我们在北方好久不见的景象了。在没有到广西之前，朋友们都同我们说，广西是一个谦虚、好学、有为的小弟弟。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广西并不逊于他省。但是因为以前交通不便，地处偏僻，文化建设在各方面比黄河、长江下游诸省，年龄上似乎轻一些。我们来到之后，就体悉到“谦虚”、“好学”和“有为”的意义了。到此虽不久，但是和行政当局及其他民众已有一些接触，在他们灰色的制服简单朴实的轮廓上，的确描出了一种刻苦不尚浮华的性格；谈话总带着一种急于求知、自觉不足的态度，这种态度致使我们自愧到不知对答。这并不限于行政领袖，而且一般人员的态度，就是其他如报馆记者，亦有于百忙中找我们谈话的，讨论广西的苗瑶，津津有味，全不像其他专以采访塞责者可比。

南宁的市政还正在建设整理之中，街道宽阔清洁不亚于北平，但是令人感觉不便的是交通工具的过于缺乏，全市只有公共汽车四辆，而且时常损坏，所以想搭一次车，竟有等过半小时者。在街头站立，所见多步行的人，虽有自用汽车，但都限于公务人员之用，其他车子极不易见，人多徒步往来。即使搬运货物，亦都由人担负，极不经济。曾见一人挑砖头，一担只挑二十余块，人工之费可见一斑。原因是市政设备和它的功能没有调适。南宁本不是一个大都会。自从省府搬入之后，人口骤增，活动日多，原有设备，自不免捉襟见肘了。市政问题，如像住宅、自来水等都很严重，房租之贵超过广州、上海。若是把住房户和房屋数统计出来，数目一定是惊人的。我们到晚上在街上散步，常看到拥挤不堪的情形，有似庙会。我曾向同惠说，香港的灯市，南宁的人市，是我这次南来两个最深的印象。这种情形也是出于住宅问题的失调。——这些都是研究都市社会者很值得观察的材料。

南宁生活费用很贵而生活享受很薄。一切外埠运进的货物，除了很大的人口税外还要加上很大的运费。这种情形使我们想到吴景超先生所谓“发展工业以救农村”，自有实际的道理。以前南宁米价有十五六元一担（合50公斤）的数目，现在小火轮和汽车道修筑后，米价已减轻了一半。在一个农村或内地都市已失去其自足性质时，要减低该地的生活费用，或救济该地贫穷，发展交通和工业是一个重要而切当的办法。

到大麻村去

大麻村是在桂省国民基础教育中心区里，23日教育厅长雷沛鸿先生约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从我们所住的旅馆去，汽车要走十几分钟，是南宁郊外的一小村。他们是在一个实验小学里开会。地址靠飞机场；旷野一片，独立着白色的小屋，很能表现它奋斗的精神。

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会了。很多人一上一下地正在那里踊跃讨论国民基础学校的经费问题。参加讨论的除了国基教育研究院同人和学生外，民政和教育两位雷厅长都出席。广西民众、公务人员、行政长官间亲密的空气，使我极受感动。无怪乎人们都称广西模范省了。

雷厅长约我向在会的同人报告一些来桂的目的和研究计划，但是因为时间太短，所以只能略述一些民族学对社会建设可能有的贡献。大意是说，民族学在中国虽是一个新名词，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学者极注意的学问。好像各地方的志书、各地方的通考，都是以记述文物、典章、制度、民情及风俗为目的的。但是在方法上过去的确不甚讲求，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利用新方法来扩充及整理旧有的学问。（P4-8）

我曾经说过，我一生从事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中真正称得上田野调查的只有三次，一是瑶山调查，二是江村调查，三是禄村调查。这三次田野调查都是在1935年到1940年之间进行的。应该可以表明我对田野工作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是很早就很重视的。这是因为我一向认为学术不能脱离实际。人类学和社会学不能离开对人们实际生活的观察。田野调查是从实求知的根本方法。遗憾的是后来的战乱和解放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使我失去了继续进行田野调查的条件。

从1980年代开始，我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时还是希望能继续早年的田野调查。可是我本人社会地位的变动使我有点像进入了身不由己的命运。我只能在公务之余，尽可能利用一切条件，到各地去走走，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相接触，并向熟悉各地情况的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请教，使我多多少少接触到一些群众的社会实际生活，观察在这段时期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使我在思想上和意愿上没有离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路子，保持和发展我的学术生命。

我从青年时代就爱好写作，并养成了以文字率直表达自己思想的习惯和风格。实质上我并不打算划清学术和生活的界线。所以早年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写成的一些被认为是学术性的论文，实际上在我自己还认为是一种田野调查笔记罢了。反过来说，我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所写下的“走一趟，写一篇”的《行行重行行》一类的大小散文性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学术论文的一种表达方式。

由于我对学术论文和带一点散文性的笔记，甚至社会来往中所写的便条和书信等等都不加以严格区别和分类，我总是随笔成记，顺思成文。要在这种习惯所得出的成果里选出一部分能满足记事散文性质的短篇，编成一集参加汇集人类学者“田野笔记”的丛书，也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了。但是我不愿错过参与有许多人类学界老朋友列名的丛书的机会，还是勉为其难，编成了这本《芳草茵茵》的选文集。我希望读者不妨把这里所收的一些文章，作为我已发表的有关人类学文章的衬托，对了解我在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思想做出一点补充。希望读者也能在休闲时刻以轻松的心情来阅读这本小册子。

费孝通

1999年8月1日

于黑龙江同江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