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堂里人们话说得太多。我喝酒了，因为今晚我要是不喝点，不和牧师谈谈爱尔兰大主教，人家会说我们缺乏兄弟情谊。爱尔兰大主教似乎是位高尚的人物，他受了冤屈，而我作为美国人，对他所受的冤屈也是有份的，尽管这事我从未听说过，我还得装作知道的样子。牧师对主教受迫害的原因做了长篇大论的解释，说到底似乎都是误会造成的，我听了以后再说完全不知道，未免太不礼貌了。我觉得这大主教有个挺不错的姓氏，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这本身就是个动听的名字：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这姓氏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听起来像Island。不，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简单。是的，神父。真的，神父。也许，神父。不，神父。噢，也许是吧，神父。这你比我懂得多，神父。牧师人不错，可是挺乏味。军官们人差劲又乏味。国王人不错，但是乏味。酒很差劲，但并不乏味。它去掉了你牙齿上的珐琅，把它粘在上颚上。
“牧师给关起来了，”罗卡说，“因为人们发现在他名下有一些年息三厘的债券。当然是在法国啦。要是在这儿，人家才不会抓他呢。他拒不承认那些年息五厘的债券。这事发生在贝济耶。我当时就在那儿，从报上看到这消息，就跑到监狱，要求见见牧师。显然，他偷了那些债券。”
“我一点都不信，”里纳尔迪说。
“信不信由你，”罗卡说，“不过我是讲给我们这位牧师听的。很有教育意义啊。他是牧师，一定会很珍惜的。”
牧师笑了。“说下去，”他说。“我听着呢。”
“有些债券自然是不知去向了，可是在牧师名下查到了所有的年息三厘债券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债券我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去了趟监狱，这就到了故事的高潮，我站在他牢房外头，好像要做忏悔似的跟他说：‘祝福我吧，神父，因为你犯了罪。’” 人人都大笑起来。 “他怎么说的?”牧师问。罗卡未加理会，继续向我解释这个笑话。“你听懂了吧?”看来，你要是真听懂了的话，这是个很有趣的笑话。他们又给我倒了些酒，我讲了一个英国士兵被逼着淋浴的故事。接着，少校讲了一个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我又喝了些酒，讲了一个骑师捡到便士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有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公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觉。这当儿牧师走了，我又讲了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说他清早五点冒着干燥凛冽的北风来到马赛。少校说他听人讲我挺能喝酒。我加以否认。他说我肯定能喝，我们可以当着酒神巴克斯的躯体，来看看是真是假。别抬出巴克斯，我说。别抬出巴克斯。要抬出巴克斯，他说。我得和菲利波·文森柴·巴锡一杯一杯比酒。巴锡说不行，这可比不得，因为他已经喝了我两倍多。我说那是个卑劣的谎言，什么巴克斯不巴克斯，菲利波·文森柴·巴锡或是巴锡·菲利波·文森柴整个晚上都没沾过一滴酒，他究竟叫什么来着?他说我究竟是叫Frederico Enrico还是Enrico Federico?我说别管什么巴克斯，还是比谁喝的多，于是少校拿大杯来倒红酒，我们便开始了。喝到一半，我不想再喝了。我想起我要去的地方。
“巴锡赢了，”我说。“他比我行。我得走了。”
“他真得走了，”里纳尔迪说。“他有个约会。我都知道。”
“我得走了。”
P36-37
我们向读者译介的这部《永别了，武器》，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一战后写成的一部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最广受推崇的一部杰作。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他父亲是医生，酷爱钓鱼、打猎，母亲则爱好音乐、美术。由于受父母亲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摆弄枪支，常到密歇根州北部的树林地带打猎、钓鱼。上高中时，海明威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拳击、足球等体育运动，同时还参加学校的演讲协会和乐队，并向校报、校刊积极投稿，很早就显示出他在体育和写作方面的才华。十七岁中学毕业后，海明威没有顺从父母要他上大学的愿望，跑到堪萨斯城应征入伍，因年龄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到该市的《星报》当记者，并把自己的年龄加大了一岁。当记者期间，海明威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还学会了怎样撰写简洁有力的新闻报道，为他以后文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8年5月，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6月随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来到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7月8日被炮弹炸伤双腿，住进米兰一家医院。经过十多次手术，他的腿伤终于治愈，便带着一只铝膝盖和意大利政府授予他的两枚勋章，加入了意大利陆军。然而，战争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加上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可这位护士战后却嫁给了他人，使海明威越发受到巨大的精神刺激。
1919年初返回家乡，海明威只好重操旧业，到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当记者。1921年，他与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一同赴巴黎担任《星报》驻法特派记者。在此期间，海明威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如格特鲁德·斯泰因、合伍德-安德森、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埃兹拉·庞德等。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青年，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目睹了人类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经历了种种苦难，因而对社会、人生大为失望，便通过创作小说描写战争的残酷，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斯泰因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从短篇小说和诗歌开始的。1923年，他在巴黎发表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但却没有引起反响。两年后，他又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全书由十八个短篇小说组成，描写主人公尼克·亚当斯从孩提时代到战后带着战争创伤退伍还乡的成长经历，初步显示了海明威凝练、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写作风格，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不过真正使他一举成名的，还是他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情景，反映战争给青年一代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对生活和前途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因此，该书发表后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1927年，海明威辞去报社工作，潜心写作，同年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在收入其中的《杀人者》《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等著名短篇中，海明威塑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的人物，对此后美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海明威着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战争小说《永别了，武器》。该书初稿用了八个月，修改用了五个月，而小说结尾则修改了三十九次之多。1929年，《永别了，武器》终于问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涌现出来的众多反战小说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海明威返美后，先在佛罗里达居住，后侨居古巴，并曾到西班牙看斗牛，到非洲猎狮子，其间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最著名的包括《死在午后》(1932)、《非洲的青山》(1935)、《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1937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有钱的和没钱的》，但不是很成功。同年，海明威再次以记者身份奔赴欧洲，采访西班牙内战，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创作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哈瓦那，于1940年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了美国人乔丹奉命在一支游击队配合下炸桥的故事。跟(《永别了，武器》中失去信念、没有理想的悲剧人物亨利不同，乔丹是一个具有坚强信念，并甘愿为之而献身的英雄。由此可见，《丧钟为谁而鸣》反映了海明威在创作思想上的转变，从消极反战到积极投身到正义的战争中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真正的英雄史诗”。不过，该书也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有人指责海明威抛弃了他原先那种凝练、白描、纯净的艺术风格和“冰山”原则，取代的是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直露，因此(《丧钟为谁而鸣》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海明威在创作上走下坡路的开始。
40年代初，海明威曾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50年代，海明威发表了其最负盛名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小说中孤军苦战的桑提亚哥是海明威30年代创造的“硬汉性格”的继续与发展，而那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则拨动了中外无数读者的心弦，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在这部思想深年；地点：只讲了“村”“河”“群山”等地貌特征，并未指出在何处；人物：“我们”和“部队”，但是没有说明“我们”是谁，“部队”又是哪一家的……这表明作者在貌似透明、简单的叙述中，暗藏着“隐”的手法，给读者留有很大的思索的余地，让其尽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遣词造句上看，作者似乎是信手拈来几个极为普通的形容词“晚”“干”“白”“清澈”“蔚蓝”“空荡荡”，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晚夏的萧索与荒凉景象。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单音节词汇，这些词汇按照轻重音紧凑有序地排列，并用英语最常见的连接词and(和)加以联结，读来颇有内在的节奏，形成了自然流畅的文风。这种干净利落、绝不拖沓的白描手法，给人以笔法老练、简单澄明的冲击。
其实，海明威所描绘的图景倒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好处，那就是具有一种广阔的辐射力。作者不点明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不点明战争的参与者，自然就有一种辐射力：我的描写适用于更多的战争，因为一切战争都是残酷的，都会给战争参与者带来死亡和灾难。
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地埋藏在形象之中，使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却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阅读海明威的小说，读者会有一个感觉：作者好像不愿意让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因此，海明威的好多作品只读一遍是无法理解其中深意的，必须反复阅读，才能在看似平淡，甚至无意义的对话与白描中领会作者的深刻含意。如小说的最后一段描写：
但是，我就是把她们(指护士)都赶出去，关了门，熄了灯，也丝毫没用。那就像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第四十一章)
这一段写的是女主人公死去，男主人公与其最后诀别。海明威没有正面去写主人公内心的悲恸，也没有任何场景的渲染，但却充分显示了省略掉的“八分之七”的力量。作者在描写亨利向凯瑟琳的遗体告别时，似乎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但读者却感到有一股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潜流，催人泪下。在这里，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感情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尤其是“石像”这个形象字眼，着实耐人寻味：男主人公原先熟悉的那个活脱脱的凯瑟琳，现在却只成了一个死沉沉的、不动不语的“石像”。亨利由此意识到：自己心爱的人死了，而她这一死，他的一切也就化成了乌有!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潜在的，感情也是潜在的。最后，亨利“在雨中走回旅馆”，故事虽然戛然而止，但是作品潜在的情感却达到了高潮。亨利告别了战争，也告别了爱情，最后作者也暗示读者：他“在雨中走回旅馆”，实际上是万念俱灰，彻底幻灭。他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海明威作为战士：战地记者、战争小说家，他那为了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出生入死的“硬汉性格”，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同样，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文体家，他的“冰山原则”的影响也是永恒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孙致礼、周晔译的《永别了武器(全译本)(精)/经典译文》故事的主人公亨利是个热血的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红十字会并志愿到意大利战场担任救护车驾驶员，期间与英国护士凯瑟琳相识。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亨利被炮弹击中受伤，在米兰医院养伤期间得到了凯瑟琳的悉心护理，两人陷入了热恋。亨利伤愈后重返前线，发现战友们因厌战而情绪消沉。在部队撤退中，他毅然脱离部队，在和有孕在身的凯瑟琳会合后，历经艰险最后逃到瑞士。他们在瑞士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不幸的是凯瑟琳在难产中死去，命运无情地夺走了他所爱的人，将他一个人留在凄风苦雨中，孤身单影漂泊异乡。
战争的伤痛是海明威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这部欧内斯特·海明威著孙致礼、周晔译的《永别了武器(全译本)(精)/经典译文》正是对海明威战争观的精确阐释。海明威如火纯青的写作技艺在简练的对话、真切的内心独白，以及情景交融的描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标志着海明威艺术风格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