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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国经典智慧
分类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作者 巴能强
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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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试读章节

飞龙在天典藏

飞龙在天,是乾卦九五爻辞,原爻辞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释义

“潜龙”通过奋斗终于登天。只有那些具备才德的君子,才能像飞龙一般,云行雨施、悠然自如、品物流形地行事。爻辞“利见大人”给了一些提示,是说君主要善于采纳贤德之士的意见,需要向他施与恩泽,这样才能得贵人相助,保持状态。“飞龙在天”的下一阶段是“亢龙有悔”,即上升到亢点承受不住压力,又无法后退而悔过。显然,君子为人处世应尽量避免由“飞龙”变成“亢龙”,尽可能延续保持“飞龙在天”的最佳状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解读

只要勤勉努力,人生和事业总是能达到鼎盛之势的。当有志之士得天时、地利、人和,最后终于能够腾飞于高位,从容不迫地前行。“飞龙在天”,在易经里比喻帝王在位。孔颖达疏:“谓有圣德之人得居王位。”

武王兴周

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即位,拜姜尚为国师。姜尚一系列兴周灭商的提议,都得到武王的采纳。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武王九年,周武王在孟津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发表了声讨商纣王的檄文。八百诸侯会诸此地,显示了武王的声威。当时许多诸侯都有趁势讨伐纣王的愿望,武王和姜尚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危机,但其内部并未陷于崩裂,如果兴师伐纣,必然遭遇顽强抵抗。于是,班师而回。武王十一年,商纣王更加昏聩,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征询姜尚伐纣的意见,姜尚态度坚定,认为上天赐予了伐纣的良机。于是,武王以姜尚为主帅,率领大军会合诸侯国部队陈师牧野,与纣王展开决战。纣王军队虽然人数占优势,但纣王离心背德,残暴无良,导致阵前士卒倒戈。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很快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

“孟津之誓”,诸侯汇集伐纣,而武王、姜尚决意等待时机;牧野之战,虽然占卜显示出师不利,但武王、姜尚客观分析局势后认为时机成熟,坚持讨伐。说明经过长期的积累,武王已具有在天飞龙的气势,兴周灭商指日可待。

可见,机会不会随时眷顾。有志者不仅应该立志如山,追求不止,还应该在积蓄力量,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促成飞跃,成就毕生的事业。

亢龙有悔典藏

亢龙有悔,乾卦上九爻辞。释义

居高位的人要戒骄,否则会因失败而后悔。解读

上九阳爻处于最上位,即“亢”位,是说身居高位的成功人士容易骄傲自大,产生过失,需要居安思危。“亢龙”比喻那种只知进不知退、只知得不知失、只知生存不知灭亡的人。亢龙有悔,印证了一句俗话:“升得越高则摔得也越重。”事物发展到极限,必然潜伏盛极而衰的危机,凡事圆满必然出现亏缺,所以不可能保持长久。亢位也是末位,飞得越高,超过极限,承载不住,必然衰落。因此,居高位必须思危殆,防微杜渐,避免产生无可挽回的后果。

周公还政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他在周灭商的战争中,辅助武王,立下了赫赫战功。灭商两年后,武王病死,成王年幼。因担心天下不稳,周公承担了摄政重任。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会谋害成王,篡夺王位。不久,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公率军征讨。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终于平定叛乱,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大批商朝贵族,同时斩杀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周公辅政的第七年,把政权彻底交给了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年老病终前,他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不久辞世。周公的儿子伯禽前往鲁国封地居住,周公告诫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论身份地位,在国中是很高的了。但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虔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要骄狂无忌。”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时,则毅然退出。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是周公能避免“亢龙有悔”的原因。能进不能退,使多数历史人物“亢龙有悔”,善始而不得善终。

自强不息典藏

君子自强不息,乾卦象辞。象辞原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P26-28

目录

导论 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性智慧

第一章 《易经》:自强求变的进取精神

 第一节 《易经》的核心:生生之为易

《易经》的由来/《易经》的构成/“易”的演绎

 第二节 《易经》求变的背景

周人的困惑/旧邦惟新

 第三节 把握乾坤之变的大势

元、亨、利、贞/潜龙勿用/终日乾乾

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第四节 求变的信念与品格

君子以经纶/无平不陂 无往不复/君子有终/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君子以立不易方/自昭明德/以同而异/致命遂志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革故鼎新

第二章 《论语》:仁义诚信的修身品格

 第一节 《论语》的修身之道

孔子的遭遇/《论语》的由来/修身之道/援仁人礼

 第二节 学以修身

学而时习之/过则勿惮改/慎终追远/礼之用和为贵

君子好学/贫而乐道 富而好礼

 第三节 修身的准则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君子不器/见义不为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成事不说 遂事不谏 既往不咎/义利之辨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修己安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杀身成仁/过犹不及/立言立德立功

第三章 法家:权术治世中的规则意识

 第一节 法家的治世理想:富国强兵

法家的渊源/威权 吏治 变法/秦国变法为什么成功/历史不可假设

 第二节 权术治世的经典智慧

君用术臣守法/君临天下之威势/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

明君无为于上 群臣竦惧乎下/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善用术者明权

功当其事 事当其言

 第三节 以法治世的经典论述

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使法择人不自举 使法量功不自度/一民之轨莫如法/道私者乱

道法者治/言无二贵 法不两适/法莫如一而固/因时变法 因世治法

第四章 兵家:因变制胜的竞争策略

 第一节 谋略为本的智慧体系

兵家的由来/流派与思想/以谋略为本/因变制胜

 第二节 因变制胜的战略谋划

天时地利人和/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胜可知不可为/以正合 以奇胜/激水漂石

 第三节 因变制胜的战术应用

各个击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围师必阙 穷寇勿迫

围地则谋 死地则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第五章 《道德经》:因循自然的处世智慧

 第一节 因循自然的核心:“无为”

老子的身世/“道”的突破/“无为”的由来/“无为”的境界

 第二节 “道”:自然无为的智慧之源

功成弗居/无为而治/天地不仁/上善若水/太上不知有之

绝圣弃智 见素抱朴/曲则全 枉则直/为者败之 执者失之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将欲取之 必固与之

 第三节 “德”:自然无为的智慧运用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大音稀声 大象无形/大成若缺 大巧若拙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善用人者为之下

人之道 损不足以奉有余/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序言

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性智慧

公元前500年,人类文明进入思想文化大发展的高峰期,所有不同类型文明的源发性思想差不多都诞生于这个时期。爱琴海边的希腊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同时开启了对宇宙、人类、社会的思考。希腊文明对自然的探索,印度文明对人与神关系的思考,中华文明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思,几乎同时呈现,形成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

放眼人类历史长河,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轴心期”文明,都带给人们丰富的精神资源、根深蒂固的价值指向和无尽的生存智慧。在人类复杂多变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中,这些精神资源砺沙成珠、集腋成裘,孕育发展成为各自文化中的经典智慧。这些智慧或凝聚于经典中,或以生活话语的形态散见于神话故事或流传于生活俚语中……无论何种形态的集中呈现,都是“轴心期”文明价值的再次觉醒。

中国文化经典《易经》《论语》《韩非子》《孙子兵法》《道德经》等,差不多都诞生在这个时期,它们开启了中国文化反躬自问的思考方向,对人的行为操守、道德观与社会生存规则的反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中华文化与中国智慧创造性发展的一个巅峰,展示了中国先贤对农耕文明社会生存状态的开创性本源性思考。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重新解读和认识中国文化经典,是中国价值与中国文化传承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经典及其价值,必须结合“轴心期”文明的时代背景,探索形成和影响中国人思想、行为的集体文化意识。解读中国经典,必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辨析中国经典的时代特色、思想脉络,把握中国人修身处世的理想信念、心理及思维方式,才能够找准中国文化发展方向,认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所处位置及历史担当,既不盲从先贤们的智慧片言,也不要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中悲观彷徨,真正走上中国文化自强自觉之路。

文化经典和智慧是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精神给养,是修炼健全人格、塑造时代新人的土壤。处于文化复兴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应当从中国文化经典中感受哪些精神文化滋养,汲取哪些智慧呢?

一、《易经》:自强求变的进取精神

中国文化经典中凸显人的积极主动与自觉理性精神的,首推《易经》。《易经》把天道与人事、自然与社会、天道运行规则与社会运行律令条陈罗列,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从更久远的时间和更宏大的空间角度来思考社会与人事,追求人事与天命的协调一致,孕育形成了顺天应人、自强求变的进取精神,包括:

“元亨利贞”的节奏意识;

“君子终日乾乾”“履霜坚冰至”的忧患意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器宇轩昂、果敢刚毅、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的配合意识和孺子牛品格;

“君子同而异”,识大体,存不同,坚守差异与个性的独立意识;

“君子自昭明德”的一身正气;

面对困难“致命遂志”的坚韧;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革故鼎新”的变革创新意识;

《易经》作为中国古代先民卜筮未来吉凶、辅助决策的经典,确立了“天人相通”“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基础上的预知决策模式。天、地、人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关系,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敬天悯人”的文化尊崇,不只渗透在中国人宗教意义上的本体生存意识中,而且经由文化传承,其天、地、人之互通转化的关系,已由先民原初的混沌感悟上升为后人理性的认知,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理性思考法则。

中国人讲究“变”,追求“变”,善“变”。从中国人奉为文化圭臬的“天人合一”的视角看,人属于天地的体系中的一环,需要顺应天地五行的变化适时而动。这并不是说人就是消极被动的,恰恰相反,如何掌握时机,抓住天地运行规律促成变化非常关键。“变”还是“不变”?何时“变”?如何“变”?在天、地、人的体系中,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从客体转化为主体,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就是“变”的规律所要求的。处于优势的时候,希望“不变”;处于劣势的时候希望“变”,这是人之常情。《易经》把这种变化与天、地运行法则结合起来,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将人的自在状态提升到自为状态,为人的积极有为、自我管理提供了根据。从“潜龙勿用”“终日乾乾”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人的各种状态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在困难的时候不失信心,谋大业注重配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体现的正是中国人乐不忘忧,奋发砥砺,自强不息的忧患意识和突破困局、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五、老子:因循自然的处世智慧

道家思考天、地、人的关系,把它们归结于本原性、规律性的“道”,主张天人合一,强调阴阳互补,注重中和平衡,尊重义利关系,从“道”的运行规律揭示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阐释治国、立身、修业之“道”,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老子所著《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认为“道”是世问万物存在的根基和归属。“道”是万物的始基,它既是“天地之始”,又是“万物之母”“万物之宗”,“道”创生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为“道”生长万物而不加以干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又是客观自然规律,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道”是天地之间的自然法则,体现“有”与“无”统一的“众妙之门”。“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辩证特点,如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向对立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在天地人世之间,又有相反的表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因此,为人处世的根本是要尊重规律,不去破坏天地运行法则;从事物对立面转化的角度看,人又不能无所作为。如何遵循天人之道顺势而为,就成为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境界。具体来说,道家因循自然的处世智慧可以概括为:

一是不任意妄为。“无为”就是要顺应万物本源之“道”,遵循天道规律,不胡作非为,不任意妄为。统治者不无端生事,老百姓就富足安康;统治者没有私心杂念,老百姓就纯洁朴实。二是上不为而下有为。统治者“无为”,老百姓自然就自我化育、行为端正。道家所谓“无为”境界,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要求统治者不任意妄为,不干预百姓的自然生活,正如老子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三是守柔居弱。道家认为,守柔居弱是“道”的特性,统治者应遵循“道”的法则并引以为心性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只有居下守贱、示弱用柔,才可以安然立身于世,才能让处下位的人能有所用,正所谓“善用人者,为之下”。四是无私无欲。道家的“无私”指不偏私,对任何事物都一律同等看待。统治者要实现治国安民的理想,就必须摈弃常人追求利益与欲望的私心,而怀成就事业抱负的理想,功成业就也不据为己有,做到“功成弗居”,抛弃那些聪明智巧,抛弃所谓的仁义理念,“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让百姓恢复慈孝的天性、自然的本性,社会自然得到安宁。

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的繁衍流变,形成了既重视个人功业又兼顾整体大局的家国文化传统,养成了阳变阴合、动静有序、刚柔相济、生生不息的和谐辩证思维方式,义利兼顾的伦理价值观以及“导德齐礼”的政治路径和治理方法。《易经》赞天地之化育,尽人能以宏大天性,从根源上砥定中国文化生生不息、自强求变的传统,从战略上为中国文化提供了顺应自然、开拓创新、穷通变易的智慧;《论语》仁义诚信品格与尚“中”求“和”的方法,表达了中国文化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万物和合的人格追求,让人们回到内在自律、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道德精神状态;立足于现实人性利益与好恶追求,重视法律适用的普遍性、一致性,强化规则的权威与应用,法家提供了权术治世的规则智慧;兵家审时度势、因变制胜的策略,为个性竞争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制胜之道;道家讲究顺应天地运行规则,不任意妄为,居下守贱,示弱用柔,无私无欲,提供了因循自然的处世智慧。这些文化经典分别从求变精神、人格修养、规则意识、策略手段、处世方法等方面展示了以人为本,尊重规律的特性,这一特性是中华文明中的人文精神不同于“轴心期”其他文明的耀眼闪光处,呈现“轴心期”中国文化为了人的人文理想、发展人的人文气质、包容人的人文胸怀的智慧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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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1/22 2: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