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上将刘亚洲首做名誉主编，将领后辈亲自追忆讲述！

张铁柱、曹智、陶德言主编的《父辈的抗战》是一部历史回忆录。为纪念抗日英雄，弘扬抗战精神，重铸民族之魂，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策划“父辈的抗战”大型系列报道，邀请30多位共产党抗日将领、英烈的后代，撰文回忆70年前父辈的抗日故事，追思父辈的丰功伟绩，讲述父辈对后人的深刻影响。

本书书稿在选题策划期间已由新华社军分社报总政宣传部审查批准，《参考消息》在刊发上述文章之前已报中宣部审定，此次由我们结集出版。《参考消息》在刊发上述文章过程之中，曾数次受到中宣部相关机构的表扬。

张铁柱、曹智、陶德言主编的《父辈的抗战》邀请30多位著名抗日将领、英烈、社会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后代，撰文回忆70年前父辈的抗日故事，追思父辈的丰功伟绩，讲述父辈对后人的深刻影响。以纪念抗日英雄，弘扬抗战精神，重铸民族之魂。将报纸刊发的30多篇4000字删节版文章恢复成超万字的完整版，并进行了严格的审定与修正，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回忆，讲述了父辈抗日的亲身经历，纪念他们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缅怀先烈，传承精神，鼓舞人心。

总序：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 刘亚洲

左权：名将以身殉国 太行浩气长存 左太北

彭雪枫：牺牲在胜利前的拂晓 彭小枫

叶挺：“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正大

马本斋：永远出征的战士 马国超

李兆麟：在白山黑水间屡建奇功 张卓亚

刘伯承：立马太行的一代儒将 刘蒙

贺龙：“八路军是神兵，贺龙是活龙” 贺晓明

罗荣桓：沂蒙反“扫荡” 无声的战斗 罗东进

徐向前：驰骋太行御外侮 徐小岩

聂荣臻：从平型关到晋察冀 聂力

董必武：“为国谋团结，奔驰大后方” 董良羽

黄克诚：南征北战，万里大跃进 黄晴

王树声：太行山上的“幕后英雄” 王宇红

萧克：边杀日寇边写小说 萧星华

杨成武：永不褪色的十个抗战片段 杨东胜

杨得志：鏖战平型关　威震冀鲁豫 杨建华

吕正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 吕彤羽

陈锡联：在太行山与日军斗智斗勇 陈再方

耿飚：“土八路”在逆境中创造奇迹 耿莹

秦基伟：“打一仗，进一步” 秦天

李运昌：在日军“后院”英勇杀敌 李志仁

罗青长：在隐蔽战线建奇功 罗援

曾生：转战东江 扬威南粤 曾德平

韩家麟：抗日战场首位殉国将领 韩宝轩

宋哲元：“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李惠兰

谢晋元：“谢团长，宁愿死，不投降” 谢继民

戴安澜：“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第一人” 戴澄东

张治中：“和平将军”冲到抗日最前线 张素久

卢作孚：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国伦

马海德：延安来了一位“洋红军” 周幼马

郑律成：用音乐鼓舞抗日将士 郑小提

路易·艾黎：抗日情缘 大爱无疆 聂广涛

左权：名将以身殉国太行浩气长存

左太北

【人物小传】

左权（1915—1942），湖南醴陵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所部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2014年8月29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左权，他是抗日战争中我党牺牲的最高将领。

年底，台湾军方发行了一份2015年抗战英烈纪念月历，在“国军少将”部分，父亲左权同样位列其中。

父亲作为一名抗日英烈，能得到国共双方的共同认可，我深感骄傲，也更加体会到了当年父辈为救亡图存慷慨赴国难、热血沃中华的悲壮与豪迈，体会到了他们无私奉献、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更体会到了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愿拼热血卫吾华”

1937年12月，在写给奶奶的家信里，父亲这样写道：“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因此，他“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推行所谓的“囚笼政策”。1940年7月，父亲协助朱德、彭德怀动员指挥100多个团，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以交通破击战为主的大规模攻击，击毙击伤日军2万多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对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

1941年11月，在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中，父亲指挥守山的八路军1200多人，与陆续增援达5000多人的日军，鏖战10个昼夜，共毙敌1000多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5名，我方伤亡166人，以6：1的辉煌战绩，开创了中日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此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评价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  我军的接连胜利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1942年5月25日凌晨，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敌机开始疯狂地扫射投弹。彭德怀和父亲决定分路突围，父亲坚决要求由自己率部担任掩护和断后。

总部警卫连要护送父亲先走，被他一口回绝：“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他挥着手一边往前冲一边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机，冲过去就是胜利！”

“左参谋长和大家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鼓舞了大批人顺利突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后，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父亲，他还是拒绝了。

父亲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人炮火十分猛烈，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他应该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以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就能做到。然而，他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颗炮弹过来了，他的喊声戛然而止。

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从山口消失了！

父亲被弹片击中头部，以身殉国，年仅37岁。

我军撤退后，日军发现了被树枝掩盖的父亲遗体，于是挖出来看个究竟。左权的牺牲让他们大喜过望，特意为遗体拍照，作为战果登在敌伪报纸上。发射炮弹致父亲牺牲的日军中队因打死了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而获得了纯金质奖章，奖章上刻着“意左权登禄”。

在父亲的公葬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我以我血荐忠诚

父亲在留苏期间，成绩优异，为人正派，威信极高。但在1928年的一天，父亲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被王明知道了，便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父亲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接受严格审查，并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1930年，父亲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父亲成为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

此后，父亲从未停止过申诉。直至殉国前的1941年11月，父亲还再次发电报向党中央申诉：“被诬陷托派一事，痛感为我党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实不甘心……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也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1942年春，彭德怀还专门给中央写了封信，说他可以证明我父亲对党无限忠诚。然而，父亲再也没能摘掉“留党察看”的“紧箍咒”，直至含冤殉国。

据开国中将苏静回忆，父亲牺牲后不久的一天，他在延安散步，碰巧遇到了毛主席，走到跟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满含泪水地说：“左权同志牺牲了，前两天他还给我来过信，提到他的问题，我正要着手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就牺牲了，很遗憾。”

延安各界为我父亲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总司令写下了后来流传很广的悼念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1942年5月，山西人民为纪念父亲，将父亲牺牲的山西辽县更名为左权县。1946年，在刚解放的邯郸，毛泽东批准建立了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烽火家书抵万金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自从19岁离家求学后，整整18年，再也没有回过家。

而远在湖南的奶奶，一直盼着儿子回家，盼得望眼欲穿，从抗战胜利盼到解放战争胜利，没人敢告诉奶奶父亲已经捐躯的事情，直到1949年夏，挥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朱德总司令之命，到家乡看望奶奶。

奶奶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有周恩来托人从重庆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叶剑英转道香港寄来的金戒指。得知儿子殉国的消息后，奶奶请人代为撰文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两个月后，奶奶也与世长辞。

1940年5月27日，我出生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中。当时也是抗日前线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父亲忙于战事根本顾不上我和母亲，只好在我出生仅三个月不满百天的时候，把我和母亲送到了延安后方。

日本鬼子的炮弹夺去父亲的生命时，我还差两天过两岁生日。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模糊，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来自他生前写给母亲的信件，以及遗留下来的文章。

我人到中年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爱。42岁那年，我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其中有父亲在抗战中近两年间写给母亲的11封信。每一封信，父亲都大段大段地提到他心爱的女儿。通过父亲留下的家书，我才更加深切地了解父亲，更理解他和爱他。

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也许是因为职业习惯和工作需要，父亲总给人感觉是一个感情内敛、沉默严肃的人。仅存至今的几张照片中，他总是嘴唇紧闭，军容极为严整地站在照片一角。

只有一张照片例外。这是父亲与女儿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中，父亲抱着未满百日的我，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母亲刘志兰。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34岁才娶妻，得女已是中年，父亲是真正的开怀而笑。这是一张临别前的照片，母亲即将带着我回到延安。照相后，父亲在村口与我们挥别。但那一别，即成永别。

我得名左太北。这个名字是彭德怀起的。太北，本是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一个区的名字。

父亲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母亲带去，带来的还有一些给我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提到女儿，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刚毅无言的父亲—铮铮硬汉，完全被“溶化”掉了！

细腻的父亲给花朵一样的宝贝闺女买花布，让人给女儿做衣服、织毛衣毛裤，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只是因为许久没见过女儿，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到底长得多快，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

夏天，他给我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家伙别冻坏了手脚；每次我病了，焦急的父亲反复在信里念叨：“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在敌后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父亲在指挥八路军进行战斗、研究军事理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看看这个不爱讲话的人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吧：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对女儿的爱，纵使远隔70多年，依然还在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牺牲前3天，父亲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想象着与妻女团聚的情景：“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

战火纷飞的年代，家书成了一家人唯一的情感寄托，轻轻几页纸，不仅记载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而且承载了深深的骨肉亲情。

从未喊出的爸爸

和父亲分别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还不会喊“爸爸”，但没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让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们安心战斗，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收养革命烈士和抗日将士子女的托儿所，1942年，我也被送进了这所幼儿园。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烈士，但并不明白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我只是奇怪，大家都热热闹闹的时候，那个叫做“爸爸”的人怎么不在。

在沾染了硝烟的家书中，父亲说：“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让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我会叫爸爸了，但是爸爸再也没有了。

1942年，母亲给父亲拍电报，问如果日本人轰炸延安怎么办。父亲回信说：“我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处理她。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多再给你受累，不再妨碍你的学习及不必要的行动为原则。”所幸的是，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幸免于难，但父亲却不在了。

父亲的牺牲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年仅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女儿，坚强地学习和工作。与爸爸仅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思念和永远的痛！1991年5月，母亲被查出罹患淋巴癌，开始经受化疗的折磨。10月，病重的她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纸文字：“人生实在过得太快了，坎坎坷坷，忧忧患患，直到闭紧了眼睛……”后来在编辑《抗战家书》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作为英烈的后代，今天我们已经慢慢老去，但英烈自己从来没有老过，他们的生命永恒定格在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和怒斥日寇、走向刑场的那一瞬间。从那一刻，他们成为永远的烈士，也成为永远的爸爸妈妈。

我曾想，如果父亲老了，自己能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外出晒晒太阳，都是很幸福的。但是，这种普通人都品尝过的幸福，烈士的孩子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当面亲口叫出那么普通的几个字：爸爸、妈妈。

前些年，我开始沿着父亲走过的路行进。第一站就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一个位于太行绝顶的小村子。

几十年前，我就出生在村里的奶奶庙。不经意间，小院中已经聚集了很多老人。忽然，老人们齐声高唱四段歌词的《左权将军之歌》。曾抱过我的房东，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又一次抱住了年逾花甲的我。我心想，这个怀抱要是父亲的，该有多好。

1952年，还在上小学的我前去向毛主席汇报，当听说我是左权的女儿后，毛主席把我拉到跟前，非常认真地和我照了一张相。而我们父女二人却连一张合影都没有。

退休后的这十多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寻访父亲战斗过的土地、研究和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上。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我的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父亲左权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正因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会永远怀念他！

左太北  左权与刘志兰唯一的女儿，1940年5月生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八路军总部。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司副司长。200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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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刘亚洲

一

习近平主席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是精神的胜利，因此也是文化的胜利。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二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不料，一个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于是他以后的男人们都渐渐雌化了。秦代留给我们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优秀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情况更为恶化。龚自珍用“万马齐喑”形容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

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

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降，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权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这一状况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了巅峰。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五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不到十天，辽东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而日俄战争中的俄军守了近一年。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是逃走时中弹的。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兵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甲午战争后，甚至连清朝的属国朝鲜也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朝鲜《独立新闻》1896年发表文章称：“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八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

三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走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两千年来，一直是日本学习中国，什么都学，用过去的话说叫“唐化”，用现在的话说叫“全盘中化”。京都和奈良的建筑，给人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房屋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那是唐朝的基调。日本人学中国太凶，以至于认为自己成了中国。1870年中日两国进行谈判时，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称清王朝为“中华”，日本坚决不答应，说：如果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谈判因此差点破裂。

对华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甲午以来，日本人看中国的眼光变了，说话的口气也异样了。中国当日本的老师两千年。日本当中国的老师近百年。今天我们的语言甚至都受日本影响极大。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社会名词的70%。如果删掉这些名词，很难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为之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周恩来和鲁迅。有人说，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换在两个女人手中完成，一个是秋瑾，一个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她喟叹：“忍看眼底无余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后，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尽。陈天华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以一己之死，求国家兴隆，中国不灭。在这些辛亥革命党人身上，依稀可见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学医的。在选择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还是拯救中国人的肉体上，他毫不犹豫地挑了前者。不过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医生，他想的是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鲁迅就是专门研究脚印的。我觉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常常提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病根？三个问题都指向精神层面。鲁迅看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泽东是激赏鲁迅的。他常常称鲁迅是“我们的鲁总司令”。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拿枪，一支拿笔。拿枪的军队总司令是朱德，拿笔的军队总司令是鲁迅。毛泽东和鲁迅在精神上绝对是相通的。

四

在那之后，又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既是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至此，中国对由日本带来的灾难而进行的反思达到了最高峰。日本侵略过亚洲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进行过反思。韩国总统卢武铉说：“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是韩国人的耻辱。”可惜韩国人的认知走到这里就止步了。韩国离日本更近，但始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浮海求学的场景。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战争。它差不多算是一场文艺复兴了。五四运动的真谛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间人为尊。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精神的启蒙，它还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场运动的尾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五四运动告诉我们，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一个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

五

甲午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前，抗日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后。这两场战争战场一致，对手一致，但结局迥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所有战争中，抗日战争最为惨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赢得最为悲壮。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人，在那之后也没有。明治的荣光，至今是日本人挂在嘴边的荣耀。而在中国，“五四”一代人则是先秦以来最有朝气、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发生了猛烈碰撞。这是两个精英集团的碰撞，这种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纪意味。甲午战争后期，日本人已经没有了激情。但抗日战争就不是这样。1945年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它还一口气在江西等地攻占了十八座城镇。它的激情在燃烧，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伟大的对手。

读一读《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野心贲张，口气如天，倒也不失男子气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种，小东西有大志向。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反观中国近千年间，就无人敢讲这样的话。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同。看看毛泽东那个时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挥斥方遒？他的书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啸着从纸上站立起来。千年来，小农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万里长城是防御的极致。中国的英雄，多是在防御战争中产生的。中国古代很少讴歌战争。纵是大唐盛世，描写征战的诗词也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虽然不失豪放，也摆脱不了悲凉无奈。然而你看看毛泽东的战争诗，哪有一点凄惨的音调？最典型的是《七律·长征》。困苦到那种非人的地步了，毛泽东还吟唱：“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六

抗日战争的侵华日军，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强盛，也是野心最张扬的一代。日军在中国战场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高级将领，都参加过奠定日本强国地位的“日俄战争”，年龄多在五十开外，正处于成熟和巅峰状态。与之相比，毛泽东和他的将领们则是小字辈。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时30岁。林彪被任命为军团长时年仅24岁。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时35岁。1946年粟裕赢得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时39岁。然而正是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态投入抗日战场，创造了历史。青春具有无尽的冲击力。青春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林彪到抗大讲马列课，大家都准备记录，林彪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众人目瞪口呆。关汉卿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林彪可能读过关汉卿这句话。他爱吃炒黄豆。他在不断咀嚼中体验战争的硬度。平型关一战，正是林彪，改写了日本陆军不曾失败的历史。

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影响深远。这个战役的命名，豪情满怀，闪烁着英雄主义光芒。这是一个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的极富有诗意的命名。当时参加战斗的有105个团（次），左权在听完汇报后脱口而出：“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这个响亮的名词立即吸引了坐在一旁的彭德怀，他说：“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1950年12月1日，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亲笔起草给38军嘉奖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38军万岁！”称一个军“万岁”，这在我军历史上，不，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第一次。彭德怀的胆量和豪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自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21个国家军队交过手，未尝败绩，抗日战争就是最精彩的序幕。

七

日本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樱花，当其灿烂盛开之日，也是它凋谢零落之时；武士，当其命殒疆场之时，也是他最荣光之时。日本人认为这二者都是美的极致。我曾在冬天去过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学生们一律都穿短裤，裸露着冻得发紫的小腿。孩子们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日本谚语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国人则总是劝人“慢走”，“你慢慢吃”。这种精神下培育出来的日本人是看轻生命的。世界公认西方最强悍的军队是德国国防军，但在斯大林格勒，保卢斯元帅率领九万名士兵集体投降。而日本军人在绝境中通常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尸骸遍野，极少降服。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①的情景令世界耻笑。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比上一场战争更为酷烈。它是循清朝灭亡明朝的旧路这么做的。听父辈说，在我的家乡，日本人设哨卡，中国人经过时，日本兵伸手到人胸口摸一摸，发现心砰砰乱跳的，牵到一边，一刀砍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杀得天地为之改色。南京大屠杀之前，中日双方的战斗还是胜负之战；南京大屠杀之后，双方已是生死之战。日本军阀惊讶地发现，仅仅过去40年，这个大陆种群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悲惨，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情景改变了：一种是坚强，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特别是共产党员，内心极其强大。起初日本人并不在意，在打了一段交道后才引起重视。史料表明，日军曾煞费苦心研究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比如，凡听到别人说话就起立者，不是党员就是干部；询问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国某年”者，多是党员，并受过教育。日本人对共产党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伟大对手的传统。日军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军战士跳下悬崖的壮举，肃然起敬。日军排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一个军曹的号令，向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杨靖宇将军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在天地间回响。它让人触到了信仰的力量。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自杀。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八

精神一变天地宽。中华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拨乱反正，它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就显现无遗。这一点，日本就显得局促多了。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就连最著名的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涌起一缕乡愁。这是一缕文化的乡愁。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语言不通，但可以通过笔谈沟通，而我们与很多少数民族就不行。这说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国的下游。抗日战争，中日两个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对决外，就是在格局上对决。中国重新成为日本的老师。日本是个岛国，眼光不开阔。毛泽东的眼光则掠过千山万水。毛泽东看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始终是攥着拳头对付中国的，而中国却如张开的五指，极易折断。中国不能产生合力的深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耕文明，自给自足，只有个人，没有集体；二是精神世界封闭，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于团结。《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团结的冲锋号。它至今仍是我们的国歌。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是最华丽的乐章。毛泽东还摒弃前嫌，果断地建立统一战线，国共开始合作。中国团结之日，就是日本衰败之时。日本军阀此时认为不能再拖了，于是匆忙发动全面战争。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军，但军事思想非常先进，连美军都派人到延安学习八路军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不仅是战争大师，更是战略大师。日本是一个强盛国家时，毛泽东坚决拒绝与其谈判，甚至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日本战败后，成了非正常国家，毛泽东反而主动与其交往。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他对抗大学员说：“我们‘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战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他提出“论持久战”，是精神上的长征，也是大战略。毛泽东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战争风云大势的，能够高屋建瓴地抓住问题本质，而他手下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待战争。他们的战争智慧，体现在对战争细致过程的见解上。刘伯承、彭德怀起自行伍，有很深的连排长情结。他们对局部细节的追求，完全是一种连排长的眼光。毛泽东善于把大仗当小仗打，他们善于把小仗当大仗打。理解一个士兵，懂得一个排长、一个连长，也能赢得一场伟大的战争。

我研究过日本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这两所大学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特别重视对战役的研究，反而对战略不甚看重。日本军事院校至今还津津乐道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某些战役。战略需要哲学。毛泽东指出，日本是没有哲学的。战略要有全局，日本则特别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太平洋战争后期除外），可是输掉了整个战争。它太看重胜负，于是只有小胜，没有全胜。毛泽东从不看重胜负，他总是从事物的本质入手，时或举重若轻，时或举轻若重，格外大气。抗日战争胜利五年后，他就挥师入朝，对抗世界第一强的军队，就是战略大手笔。彭德怀掷地有声的那句名言“不过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何尝不是毛泽东的精神写照？毛泽东还说：要把中国军队建成世界第二强的军队。他的胸怀比宇宙大，又幽默得紧。遍数日本，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大家，连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这样出色的统帅也没有。山本五十六是日军的另类了。用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是他的杰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决定论，仿佛触摸到了现代战争的本质。其实，这个神来之笔只是他一时冲动的结果。他居然没有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舰。就在偷袭珍珠港后不久，日本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七万吨的“大和”号。仅这一艘舰的吨位就超过了当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吨位的总和。反而是被他打得满地找牙的美国人从惨败中捕捉到了胜利之光。美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天空。从此，美国人给战争插上了翅膀。

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废墟，“国在山河破”，但精神上获得重生。这个古老的民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战争没有在日本本土进行，因此，日本是“国破山河在”。这个“国破”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灭亡，还指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中遭到重创，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美国占领日本，主要还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占领，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麦克阿瑟飞往东京时，随从问他带不带枪，他说：“什么也不带，就空手去，这样对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结果，日本人看见麦克阿瑟，就像看见神一样。日本外相重光葵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的前一天，裕仁天皇对他说：“你要把明天当作日本新生的第一天，所以你要趾高气扬地去签这个字。”裕仁大大低估了美国人。美国战后对日本进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压制这个民族。美国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这个东方民族头上。事实证明，东方民族西方化是不健康的。美国利用雅尔塔体系把日本打回到了明治时期的起点。它是不是想让大和民族也回到最初的起点呢？

70年来，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骨子里都有挑衅美国的意味，因为那些甲级战犯正是被美国人逮捕并处死的，但美国沉默如山。它在日本驻有重兵，而且都在战略要冲。70年前两颗核弹爆炸的巨响声犹在耳边。美国根本不怕日本闹事。美国成功了。日本输得服服帖帖。美国占领世界那么多地方，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袭击无日不有，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种袭击。不错，日本是如裕仁期望般“新生”了，但这是在美国人强势主导下的“新生”。日本成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枚棋子，再也没有了对弈者的身份和心态。明治时期的精气神一点儿也没有了。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东京剧烈摇晃，一栋栋大楼都“吐出”滚滚人潮。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大街上全是人。他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打个不恰当比方，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那种静默和步履。虽然没有哀乐，但所有人脚步移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万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有人赞赏这种状态，认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却不这么看。从这种举动中你难道看不出压抑和窒息吗？这是万众一心吗？这是万人一面。明朝人在扬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现过类似情景吗？人一旦成了机器还叫人吗？恰恰是两个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族都被人称为“机器民族”，难道其中有什么深奥之处吗？我经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从日本人名字的变迁中可窥一二。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气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学于文）、山县有朋（有朋自远方来）、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无信不立）、宫崎滔天……上世纪初，还是中学生的毛泽东给宫崎滔天写了一封信，上来就称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泽东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处，否则他不会这么叫。这些铿锵的名字已经离今天的日本人远去了。

抗日战争过去70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对战胜了他们的中国人民耿耿在念，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哪有一个战败国，对彻底的战胜国—原谅并宽恕了自己的战胜国，这个战胜国还放弃了战争赔款和对日本的占领—过了70年，还充满了怨妇般的愤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人是宽宏大量的。抗日战争中，由于精神的转换，中华民族已成为精神的强者和巨人，所以才宽宏大量。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不能忘却，可以宽恕。新华社记者穆青曾是八路军120师的干部，一次，他随部队攻占了日寇的一个炮楼，在炮楼角落里发现了两个大木箱，打开后，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来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满满两箱子。穆青所在连的连长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战士们都哭了。国民党远征军将领孙立人在缅甸作战，俘虏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请示他如何处理，孙立人说：“这些狗杂种，你再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就这么办！”国民党军也同日本人打了不少仗，多是败仗。但败仗也是仗，至少是打了仗。不过在对待日本俘虏问题上，就远比不上共产党人了。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有不少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他们大多数是被俘虏的日本士兵。后来，他们当中很多人随共产党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国民党军队中就没有听过这种事。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个民族而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日本不对战争罪行道歉，继续仇恨中国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侏儒，永远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经80岁的毛泽东曾评价日本：“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也许道理就在于此。

刘亚洲

安徽宿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毕业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参军后历任排长、副连长、军委办公厅干事、师级单位政委、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政委、空军副政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