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巍等著的这本《漫话北京城(京城记忆)》采用由远到近的历史纵深手法和由全面到具体的逐渐深入手法,有点有面,有历史有现实地介绍了北京的历史和建设情况。
全书共分十篇:第一篇首先介绍了关于“城”与“市”,以及京师的一般概念及其基本特色;第二、第三两篇实际讲的是北京城由小到大的历史演进过程;第四篇开始对北京的介绍具体化;第五篇的后半部分,主要通过对四合院——城内建筑的主要形式,及其演绎形式——衙署、王府、民宅、坛庙的具体分析,使读者切实感到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对人的影响;第七、第八篇则是对皇宫、寺庙——四合院的极致形式进行了并非全面但却典型、生动的介绍;第九篇在介绍城市的安全问题时,既有真实性的介绍——关于北京地区的长城,借以帮助读者从整体防御的角度,体会北京安全保卫的设施,同时也有关于“城隍”、“五镇”的介绍;第十篇是关于北京现代化建设的介绍。
高巍等著的这本《漫话北京城(京城记忆)》以城市规划为切入点,由远到近,由全面到具体,介绍了北京城的历史,展现了北京传统文化的丰富形式和深刻内涵。
在北京地区,古城遗址发现过好多处。如德胜门外清河镇,房山区的窦店和琉璃河等地,都先后发现了西汉、春秋战国及商末周初的古城垣。尽管这些城垣的规模远不如明清,但用夯土板筑成的城垣城门的台基十分坚固。而且城门规矩,建筑质量很高,一般在宫城外都设有阙门。1954年在房山县窦店发现的另一座战国末期的古城,已有城和郭之分,二者相间仅20米。城西北角保留较完整,墙体表现倾斜,夯土最厚达17厘米。20世纪50年代,在清河镇朱房村发现的,是西汉到唐、辽之间的古城址,残存的南墙长150米,估计城总长逾2000米,是一个较小的军事城镇。虽然汉代已有了砖瓦,但仅限于宫殿的建筑,城墙仍用夯土筑成。
金王朝在辽代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了中都城。除北城垣未动之外,东西南三面均加以扩大,略呈方形,四个城角的位置是:东南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以南的皇亭子;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在今陶然亭公园以南,有东西延长的水沟,疑为金中都南护城河遗迹。城垣边长均在4000米以上。金朝灭亡后,中都陷落,皇宫被焚。但直到明初,金宫遗址犹存,嘉靖筑外城(1554年)后,遗迹渐湮。如今,仍可见凤凰嘴村一带断断续续的土岗。元大都也仍然采用夯土的办法筑城,城址是在旧城东北。为了加固城墙,土城垣中加有竖柱(称“永定柱”)和横木(维木),顶部用苇衣和管道防水,“以苇排编,自下砌上,以免摧塌”。为此,专门在文明门(今崇文门)外向东5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
城的四角都有巨大的角楼,城外部则等距离地建有加强防御的“马面”(详情请见本文后半部分的专门介绍),再绕以又宽又深的护城河。
明代北京城墙的最大变化,要算由土夯改砖包了。正统元年(1436年),英宗命令安南人太监阮官等修筑京师九门的城楼,由此开始了城楼的大规模修建,历时四年完成。以后,门外还修建了箭楼,月牙城也建起了城楼,各门外立碑楼,城四隅立角楼。此外,还加深了城濠,并用砖石衬砌了两壁。九门外的旧木渡桥也改成了石桥,并设立了水闸。正统十年(1445年),城垣的内侧也统统用砖包砌起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建起了外城城墙。同年,各门均修起了瓮城。
清代沿用了明代所有的城垣建筑,但清政府腐败无能,不惜以割地卖国求得帝国主义的宽容。1901年,英国人乘八国联军入侵之乱,擅自在天坛以东的城墙上掏了一个门洞,将津卢铁路穿门洞修至前门外东侧,并建立了车站。同年,法国人也乘机在天宁寺东边的城墙上掏开一个门洞,也是为铁路通过而建的,以便卢汉铁路修至前门外西侧,建成北京西站。民国四年(1915年)修建环城铁路,在东北城角的西边和南边各辟建一个门洞,在东南城角的北边和西边也各开了一个门洞。同年6月,开始改善正阳门交通工程,拆除瓮城,在城楼两侧各开设一座双洞城门。民国十四年,冯玉祥的部队在新华街南口的城墙上开设一座双洞城门(即今天的和平门),并在护城河上建石拱桥。民国十五年(1926年)御河南段改暗沟工程中,将水关上的城墙拆开一豁口,后改成门洞。不久,外国人认为设门洞对租界地不安全,强令中国政府将门洞堵死。1939年,在东西长安街的延长线各开设一座城门(即后来的建国门和复兴门)。1940年,日军在太平湖建仓库,为使铁路修入库区,在太平湖南面的城墙上开设一门洞。
纵观北京的古建筑,几乎没一个能比得上城墙的雄伟和壮观。它那分外古朴和绵延不绝的外观,粗看可能使人感到单调乏味,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城墙无论是在建筑用材还是营造工艺方面,都富于变化,极具历史价值。城墙单调的灰色表面,由于年深日久而侵蚀。尽管如此,整个城墙仍保持着统一的风格。城墙每隔一定距离便筑有大小不尽相等的坚固墩台,从而使城墙外表的节奏鲜明。这样的墩台不仅出现于北京的城墙,长城上也有,其名称各不相同,有的叫“马面”,有的叫“墙台”,有的叫“墩台”。尽管叫法不同,但形状都差不多,一般依附于城墙外侧,为与城墙同高的台子,凸出于墙外,三面均砌垛口(雉堞)。它的功能是当敌人逼近城墙、准备登城时,城上守兵可凭借墙台,从侧面射击来犯之敌。城墙内侧,在各段城墙的衔接处极不平整,多处受到树根和水流的侵害而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墙的表面无大变化。与这种迂缓不同,城门上的城楼则高耸于迂缓之上,那些较大的城楼为矗立在高大的城台之上的巍峨殿阁。这些殿阁的屋檐,有的高达三层,俗称“三滴水”。在城墙的拐角处还建有城堡般的巨大角楼。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自东向西嘹望,在明净澄澈的晴空下,远处的蓝色西山把城墙衬托得格外美丽。早年间,内城没什么高大建筑,远眺城墙,可见一条连绵不绝的长城,其中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城头长着一簇簇的灌木树丛,增添了几分生机。但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就很难忘记这秀丽的景色。走近城墙,其间延亘着杨柳遮岸的城濠或运河,或者在城壕与城墙之间栽着椿树和槐树。淡绿色的柳枝交织成透明的帷幕,摇曳在水明如镜的河面上。雪一样白的槐花压弯了树枝,在阵阵微风中散发着特有的清香,古城周围构成了一幅幅出色的图画。
沿着城墙内侧的坡道往上走,所见的墙顶几乎就是无与伦比的散步场所。墙顶一般宽2丈,最宽处甚至达4丈,地面铺着大砖,内侧边缘筑女墙(一种起护栏作用的矮墙,砌于墙顶内侧),外侧则是垛墙(也称雉堞,砌于墙顶部外侧,有连绵凹凸的齿形凹口),它一般是女墙的两倍,有1.8米高,垛口间距仅半米。在垛墙、女墙的下部都开有一方形洞口,但前者是为了射箭等防御性军事功能,后者则仅为了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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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一把火将金朝原来的首都——上京内的宫殿尽行焚毁。然后率领满朝文武百官自会宁府千里迢迢迁都燕京(即今天的北京)。
在辽代,契丹族统治者实行的是一京为主、多京并存的都城制度,当时的北京(南京)仅为其五都之一。金朝虽然依旧东、西、南、北、中五京并存,但作为中都的燕京,实际上成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完颜亮不仅将上京的金太祖及宗王等贵族之族裔迁移中都,从而削弱了东北地区女真贵族的反对势力,甚至还将祖先原本安置的陵寝也一并迁到金中都来,借以断绝了反对迁都的女真贵族们的舆论根据。随之南来的,还有大批女真等少数民族百姓,他们开始在中原定居。同时,大批中原地区的民众迁往东北地区。这不仅有利于民族融合,更有利于促进东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从此,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封建政权的首都。历史学家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才把贞元元年作为北京城正式建都的开始。
打那儿以后,经过元、明、清、民国,特别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已有了850年(到2003年)的建都史。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约产生于公元前3500年,迄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北京虽然建城、建都的时间都不是最早的,但是,它在经历了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之后依然巍然屹立,并且充满活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无疑,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外来经验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更新改造的能力。
近年来,北京的建设再一次进入了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国门乍开,扑面而来的一切新事物令人充满了好奇和迷惑,似乎有些应接不暇。于是乎圄囵吞枣的照抄照搬、一味模仿,成为我们学习外来文化的主流。在城市建设方面,盲目追求高层建筑,追求大广场、大草坪、大马路,由此带来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破坏,现代化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黄河九曲终归海。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将摸索出一条适合北京建设与发展的新路。为此,仅仅局限于少数科学家、学者或政府官员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应当动员起社会各界的力量,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去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仅要向别人学习,更要向自己学习,充分继承和弘扬北京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那些经得起检验的经验和原则,实现优势互补,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形成一条有特色的发展之路。
本书力求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在“人建造了城市,城市影响了人”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展示北京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并且通过城市这一物化了的传统文化形式对北京人观念、习俗、城市性格的影响,来揭示北京城市文化的无穷魅力。无疑,这是一个较新的角度,带有相当的尝试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本书采用由远到近的历史纵深手法和由全面到具体的逐渐深入手法,有点有面,有历史有现实地介绍了北京的历史和建设情况。
第一篇首先介绍了关于“城”与“市”,以及京师的一般概念及其基本特色。
第二、第三两篇实际讲的是北京城由小到大的历史演进过程。
从第四篇开始,关于北京的介绍具体化。其叙述方式是由远到近:先是城墙,然后是城门,进入城门后进一步采用俯视法,进入眼帘的是贯穿全城南北的中轴线,以及位于中心的皇宫、皇城,周围密布的坊巷、道路。
第五篇的后半部分,主要通过对四合院——城内建筑的主要形式,及其演绎形式——衙署、王府、民宅、坛庙的具体分析,使读者切实感到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对人的影响。
第七、第八篇则是对皇宫、寺庙——四合院的极致形式进行了并非全面但却典型、生动的介绍。
第九篇在介绍城市的安全问题时,既有真实性的介绍——关于北京地区的长城,借以帮助读者从整体防御的角度,体会北京安全保卫的设施,同时也有关于“城隍”、“五镇”的介绍。这在当代人看来也许是荒谬的,然而在当时却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
第十篇是关于北京现代化建设的介绍。在此之前的第六篇,则是关于城市建设的一些趣话。形式尽管活泼,内涵却是丰富、严肃的,且有一定的可读性。
也正因为本书在写作中的新角度、尝试性,致使其在很多方面不够成熟,甚至存在谬误。所以,读者、专家的指导、建议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宝贵。
时进9月,北京的天气仍然溽热难耐,白天的最高温持续在30℃左右。进入下旬,一场夜雨过后,气温骤降到24℃(最高),人们不再穿短袖衣服上街——北京的秋天来了。
北京的秋天令人迷恋。有人说,北京是属于秋天的。北京是秋天的诗,是秋天绵长、醇厚、博大、雄浑的诗。有人说过:“北京最壮观的是门,最耐看的是秋。”秋天最能体现华北平原的道劲,燕山大壑的气势和文化古都的萧散、田园都市的闲逸。同样,在北京最能体现秋天的成熟与丰满,爽朗与澄澈,静谧与深沉,斑斓与芳香。
小时候,我的家在北海与景山之间的一条胡同里,躺在床上就能望见白塔的雄姿。到了秋天,巍峨的白塔在湛蓝湛蓝的天幕映衬下,显得更加庄严,更加婀娜。听着窗外声声鸟叫,伴随着窗下玉春棒儿(学名玉簪花)的阵阵花香,金色的秋天定格在我深深的记忆当中。
我喜爱玉春棒儿,虽然它只在每年的八九月份才开花,但它的花香馥郁,花体洁白,简直就是一位仙女的化身。它在南墙根见不着阳光的地方静静地开放,在百花沉睡的夜晚,带给人们一个个甜美的梦。
但愿笔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是一束玉春棒儿。不仅仅是因为它诞生在秋季,更在于它寄托着笔者对秋阴下的北京城无限的爱恋之情。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面对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发展,一方面令人惊叹其变化之大,另一方面更令人担心文物古迹的保护。毕竟这些保护对象与破旧平房和窄街陋巷融在一起,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保护与抢救的速度。不仅如此,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把这些祖宗传下来的宝贵遗产,当成了他们奔向现代化的障碍。问题变得严重了。
有识之士在忧虑,在思考。
我们应该拿什么去与世界交流?我们该将怎样的一个北京带入21世纪?我们的优势何在,不足何在,怎样扬长避短实现赶超?我们需要研究世界,我们也需要研究自己,我们还远没有把自己研究透。这当中有观念的问题,也有方法的问题,这些问题妨碍了我们去充分认识传统的宝贵价值。
克罗齐说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听着生疏,实际耐人寻味。首先,历史只有主观的,没有客观的,都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考据,依自己的理解整理加工的历史。每个人掌握的资料与对资料的理解不同,整理加工出的历史自然有别。同时,历史需要想象,想象不排斥考据,考据之实恰恰是想象的出发点,想象是一种直觉,关键是入情合理。另外,现实的研究方法成为我们进入历史隧道的照明灯。因此,历史就成为我们通过认识过去更好地走向未来的桥梁。不了解历史就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何况我们这样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这样一个有着三干多年建城市、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古都北京,可资借鉴的东西尤其丰富。
上述认识正是写作本书的指导思想。
尽管如此,本书仍力避干巴巴地概括性分析,更不作为一种教条。相反,作者试图在一种轻松的阅读中提供给读者一些启示和值得思考的东西。历史具有娱乐的价值(马克·布修赫语),早年那些不识字的平民百姓,不正是在听书看戏中来了解历史,分别善恶,从中获取经验的吗?这种潜移默化的历史教育,不正是在娱乐中进行的吗?希望阅读本书的读者也能获得同样的享受。
不仅如此,笔者还希望本书的写作,体现出我们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我们既是“北京人”的后代,我们更是“北京文化”的创造者。探索历史本身,也是我们追求自我、展望未来的过程。所以,本书的写作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怀旧,更非无聊时的消遣。相反,它是我们在发现北京文化的丰富内涵的同时,实践自我生命体验的过程。
本书主要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介绍北京,但它绝不是仅仅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书。它是以此为切入点,来充分展现北京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丰富形式和深刻内涵,这也算是提供了认识北京的一个新视点,由此不难发现一些以往我们看不到,或被忽略的东西。读城也是读人。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城市建设的指导,而建成的城市又反过来影响着这里的人们。这种人与城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其历史之悠久,其影响之深远,其形式之多样,构成了城市文化的丰富内容。就北京来说,不仅有本市的民俗文化,而且作为首都,还存在着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多层次文化体系,这正是北京文化的独特之处。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进化的过程。“一部世界史就是城市发展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了解北京的文化史,不仅对北京人来说更益于对身边、日常发生的事情有一些深入的了解,而且这还是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生动参考书。
如果阅读本书,有助于读者更加热爱北京的话,将是作者最大的心愿。文化是一种缘。北京文化的强大魅力是联结作者、出版者和读者的纽带,这是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但愿作者的这种努力不会让读者失望。
笔者衷心感谢朱祖希老师,他于1990年出版的《北京城——营国之最》一书,对这本《漫话北京城》的选题确立和内容撰写,提供了重要的启迪和帮助。关于城墙建置等方面的内容,尤其受惠于朱老师的研究。
本书策划于1996年,由十余位作者集体写作完成。孙建华、吴西林、张红彤、张文俊、吴克明、云游、华且实、高敏、郁江汇、章玉升、王三宝、段小林、吴仁友、王斌、张文杰、艾丽、夏尤寒、吴忠等人参与了部分篇章的撰写,全书由高巍主撰并统稿完成。王若琛、刁熙亭、张振声、骆淑玲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本书的责任编辑刘丰对此书花费了很多心血,尤其应该致谢!走笔至此,不觉已是夜阑。遥望窗外,一轮弯月悬于天幕,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香气,哦,又是玉簪花香时。谨以此书献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作为一束带给您温馨与慰抚的玉簪花。
高巍
二〇〇〇年九月廿三日
于东郊团结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