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昭著的《听杨绛谈往事》30万言，兼以图片若干，记叙了杨绛从幼年到98岁的生活，其中的主线是她与钱锺书相识、相知、相爱和互相扶持的故事、是女儿钱瑗成长的故事；不仅再现了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很多作品诞生时的历史场景与深层契机，更是对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正直清朗的操守以及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具体描述。

《听杨绛谈往事》实际上相当于一本杨绛先生的自述。书中记录了自杨先生出生至九十八岁的经历，在大量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加入作者吴学昭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史料翔实且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叙述清晰生动，与杨先生的语言风格非常近似。

本书不是对一个家庭私生活的津津乐道，而是对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的推崇和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

序

1 北京女孩

2 阿季回南

3 启明小鬼

4 振华女生

5 东吴高材生

6 清华借读生到研究生

7 留学牛津

8 在巴黎

9 振华分校校长

10 酷哉此别离

11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2 妻子·情人·朋友

13 重返母校清华

14 我是一个零

15 体味人性

16 我仍是一个零

17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8 剩了我一个

19 “逃——逃——逃——”

后记

附录

 1 胖安娜

 2 “爱得厉害……怎么说？”

 3 杨绛先生回家纪事

父亲喜欢饭后孩子们围绕着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放焰口”这个从盂兰盆会借来的词儿，在杨家意思就是爸爸请客，被孩子们用来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放焰口”的时候，老小欢喜，爸爸高兴，天伦之乐无穷。所以，许多年过去，老小们已长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还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么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种亲情交融的温馨。

阿季手巧，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管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脱壳去衣。总之，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准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老小们懂事，往往中午饭后“放完焰口”，大家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父亲有一次却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行步做事，蹑手蹑脚，没有一点声响。冬天家里只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都用煨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需不时加煤，阿季动作轻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式夫妇间不多见的。

阿季的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据杨绛先生说，妈妈这个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给改的。因为在北京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时，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礼服，戴大礼帽，到怀仁堂贺节；晚上改穿夜礼服，偕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杨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妈妈小名细宝，不知大名叫什么。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杨先生还记起一个笑话。每年元旦前夜，妈妈说，“大礼帽得拿出来”，她大弟必大哭一场，说“大狸猫不要拿出来”。

阿季母亲与老圃同年，二十岁结婚时，老圃还是学生。母亲读书识字（因唐家是富商，家里延聘女先生教女儿们读书认字），通情达理。曾在上海务本女校随班听课，爱看小说，新旧都读。结婚两年，父亲由上海南洋公学官费派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不久，得知妻子临产，特向官方请准事假回国探视，刚好在长女寿康出生前夕赶到家里。虽然来去匆匆，在家逗留不过一周；母亲心上快慰，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动，视为生平得意之事。

父亲留日归国后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缉，母亲为父亲特制一条假辫，钉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归来将抵家门，觉背后有人拉住假辫掩两下。父亲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帮助筹款，潜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学，考人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次年7月，通过论文，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即到美国，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

父亲一去四年多，母亲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和妯娌及侄儿女一同生活，抚养三个女儿。1910年父亲回国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律师，旋被先后任命为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他因杭州恶霸杀人案，坚持司法独立，同浙江督军、省长意见不合，被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回国以来，不论南下北上，母亲总归携儿带女同行，与父亲相伴，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至孩子们都深信母亲能干，无所不能！

阿季从记事起，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吵过一次架。她回忆说：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有过去的，当前的；自家的，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共同分析父亲办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时议论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损人利己不好，于己无益而损人更坏。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

P7-8

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尽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不过，并没有几个人为我写传。这本用“听杨绛谈往事”命题的传记，是征得我同意而写的。

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她笃实忠厚，聪明正直，又待人真挚，常为了过于老实而吃亏。她富有阅历，干练有才，但她不自私，满肚子合己为人的侠义精神，颇有堂吉诃德的傻气。不过她究竟不是疯子，非但不荒谬，还富有理智，凡事务求踏实而且确凿有据，所以她只是傻得可敬可爱而已。

她要求为我写传，我觉得十分荣幸。有她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她因此要知道我的往事。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不过我还活着呢。我身后的事，她没法儿问我了，怎么办？我想不要紧，写到九十八岁还忠实，以后的事也不会走样。为我写的传并没有几篇，我去世后也许会增加几篇，但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是为序。

杨绛

二〇〇八年六月八日

尽管由于父辈的交往和情谊，我被钱锺书先生称为“世妹”，杨绛先生唤我“师妹”；然而在我心中，一直是把他们当做长辈敬重和对待的，admire in distance，虽然倾慕，从不打扰。两位先生和钱瑗的许多故事，我最初都是从杨先生最小的妹妹杨必那儿听说的。

杨必姐抗战期间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与我大姐学淑同班。那时我们家住公共租界康脑脱路，离学校不远，杨必姐放学后常上我家和学淑姐一起做功课。她思维敏捷，悟性特强，又善于表述，无论多复杂的问题，都能三言两语说得清清楚楚。学淑姐说跟杨必一块儿做功课真叫开窍。她是转学生，在杨必的帮助下很快适应了新的学校生活。

杨必姐皮肤白皙，黑发浓密，眉毛弯弯，眼角稍稍朝上，眼里总是带点儿嘲讽似的盈盈笑意。她可是位天生的演员，言语生动，表情丰富，观察细微，模仿起人来，惟妙惟肖。有时模仿一些公众人物让我们猜，往往一猜就中，不是大家会猜，她实在太能抓住人的特点了。她在学校是优秀生，受到各科老师的喜爱，被同学们称做“梁宝宝～孙宝宝”“郭宝宝”(指某先生的宝贝)，……可她表演起她们教课和训斥学生来，一点不含糊，笑得我们一个个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我母亲也很喜欢杨必姐，每次放学来家，总要拉拉手，“肚皮饿了哦？吃点点心，再做功课”。说着端出汤汁鲜美的馄饨、香喷喷的蟹壳黄或旁的点心。家里每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杨必留着。我们说“妈妈偏心”，母亲却说：“杨必妈妈不在了，你们说我该不该宝贝她？”我们答“该”。不过我知道她有非常宝贝她的爸爸和姐姐们。

奇怪，我从未去过杨必姐家，对她家人的印象竟是活灵活现的；而我们家的情况，她家似乎也相当了解：从我父亲抗战时期的日记看，我们家有些事情，包括学淑姐中学毕业、北上燕京大学等等，最早给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父亲传递信息的，竟是钱锺书先生！这些信息当也来自联络两家的杨必姐。

1946年秋，我们家由上海迂回北平，与留在上海工作的杨必姐渐渐失去联系，但我从未忘记过她。

多年以后，在北京初次见到杨绛先生，不知是否由于杨必姐的缘故，言谈之间，很感亲切，似乎相识已久。

杨绛先生的创作和翻译作品，我读的不少，有的读过不止一遍，关于作者的故事也听说许多，我曾自以为对作者比较了解，待相处日久，才发现杨绛先生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历尽沧桑的人生大书，我的阅读和了解不过刚刚开始。她那充满智慧的谈话，幽默风趣的说笑，卓然独立的思考，深邃锐利的眼光，沉稳细致的处事，令我惊叹不已。

我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有时间帮助杨先生打打杂儿；交流的机会多了，彼此也更熟了。每与杨先生当面交谈，或接听她的电话，或处理她交办的事，我总不忘忠实记下她的所思所言、所感所叹，作为我的“读”杨笔记，细细咀嚼，慢慢回味。经年累月，竟也记了许多本小册，每每翻阅，都深感获益良多，意味无穷。  杨先生近年闭门谢客，自称“龟蛰泥中”，很少外出，也不上网，每天只在家读书写字；但对外界一点儿不隔膜。我们偶谈一些新发生的事件，她都情况了然、判断准确。她的信息丰富、料事如神，往往使我感到吃惊。

她有一颗博大的心，世事全在胸中，与大众同悲喜。

2003年，“非典”肆虐的那个春天，杨先生每天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听那位面无表情的卫生部发言人发布“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例的最新数字，心情沉重。几年过去，人们对“非典”已不再关心甚至淡忘的时候，杨先生始终清晰记得那些为抗击“非典”、保护人民健康而献出了生命的白衣天使：叶欣、李晓红、邓练贤、段力军、丁秀兰、王晶……并为他们的家人难过。还有众多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后遗症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杨先生也一直挂在心上，直到听说卫生部2006年4月出台了一项“非典”后遗症人员医疗费用报销办法，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政府为抗击“非典”有功人员颁奖，杨先生立刻想到了勇敢冲破封锁、第一个向世界公众和卫生组织警示“非典”在中国肆虐的蒋彦永大夫，他没有获奖，反而得咎，但在人们心里，他是免于使灾难更大发生的一位真正的英雄。

听说邹承鲁院士去世，杨先生叹息：又一位说真话的人走了。她非常伤心，因为邹夫人李林和她的父母都是杨家的好友。

邹先生曾痛心地计算过，他从1951年回国到1978年，二十七年中能够做工作的时间不到十年。三分之二的时间被花在政治运动上了，即使不搞运动的三分之一时间也难以工作，因为不断要开会！

钱锺书、杨绛先生当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杨先生关心人，人们也喜爱她。她的fans很多，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不断。2004年岁尾，杨先生小恙住院一周，医护人员对她关怀备至，出院时依依不合，直送她下楼登车。有位年轻大夫送给她一棵圣诞树，接上电源，能闪烁出五彩缤纷的光亮。此后每年圣诞，杨先生都会请阿姨把圣诞树搬出来通电，我知道她不只是欣赏它漂亮的闪光华彩，也想念协和医院那些可爱的小友。

钱瑗和钱先生走后，每逢他们的忌日，我都过去陪陪杨先生，怕她伤心；听她说说“我们仨”的故事，话话家常。

与杨先生相处越久，越感受她的人格魅力，也越钦佩她的为人。我每回翻阅自己的“读”杨笔记，都有说不出的感动，觉得那许多珍贵的史料、动人的故事该与所有喜爱杨绛作品的读者共同分享；我萌发了以听杨绛先生谈往事的方式为她写一部传记的想法，并且不揣冒昧地跟杨先生说了。我自忖文笔欠佳，杨先生未必同意，没想到杨先生一口答应，大力支持，有问必答。

两年里，我挖空心思、刨根究底地问，杨先生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答，有时口头，有时笔答，不厌其烦。书稿完成后，杨先生给审阅修改；出版前，又亲为作序、题签。读者读罢此书如还喜欢，那实在是因为杨先生倾注了心血。

本书出版之日，临近钱锺书先生忌日，谨以此书献给钱先生在天之灵，纪念钱先生去世十周年。本书虽然主要写杨绛先生，但实际上钱杨是不可分的。

2008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