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开北大“学术”与“自由”之风。他废除了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
他就是蔡元培,一位对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
张晓唯著的《蔡元培/大家精要》主要讲述了蔡元培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业绩。文中首先对他的生平和思想作了简要介绍,他一生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 书名 | 蔡元培/大家精要 |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 作者 | 张晓唯 |
| 出版社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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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他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开北大“学术”与“自由”之风。他废除了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 他就是蔡元培,一位对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 张晓唯著的《蔡元培/大家精要》主要讲述了蔡元培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业绩。文中首先对他的生平和思想作了简要介绍,他一生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内容推荐 张晓唯著的《蔡元培/大家精要》介绍了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浙江绍兴人。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他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数度赴德法两国留学、考察,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而以达到“实体世界”(观念世界)为目的,又主持制定“壬子癸酉学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1916—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目录 引言 世人眼中的蔡元培 第1章 晚清:漫漫求学之路 平和少年 治学源流 科场得意 在翰林院 从柏林到莱比锡 泛滥百家与学有所归 第2章 民国时期:“亦学亦政”,学界领袖 首任教育总长 “教育应立于政潮之外” 涉足民初政争 “同盟会第一流人物” 元老参政 国民党内的批评者 晚年的教育试验 中央研究院的基业 第3章 人生辉煌:北京大学校长 初到北大 不拘一格揽人才 净化风气变更学制 兼容并包 学术自由 新旧之争 “五四”前后 “教育独立议” “不合作” 辞离之后 北大情结挥之不去 第4章 著述和思想 《修身教科书》和《伦理学原理》 《中国伦理学史》 哲学发凡 美学与美育 《石头记索隐》 与胡适的论辩 暮年倾心民族学 文献研究概况 教育思想等评述 附录 年谱 参考书目 试读章节 对课,是由先生出一字,学生对一字,逐渐由一字到四字,要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还要求词性相近。如天对地、山对水(或海)、桃红对柳绿或薇紫等等。待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即可学作五言诗。这种文字游戏,是写诗作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富于变化的形式,对聪颖的元培很有吸引力。其后几年,元培读书渐入门径,开始养成摒除尘嚣静心读书的习惯。某傍晚,他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楼上读书,宅内失火,举家惊骇,急呼他下楼,而他因读书专注竟浑然不觉。 元培岁那年的夏天,父亲病逝,一家人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渐入困顿。亲友们拟议集资救助,却为刚强的母亲婉言谢绝。她靠乡人们主动还回的欠款和不时变卖首饰衣物,克勤克俭,聊以度日。这一变故,使蔡元培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因家里无力再聘塾师,只能就近附读。他先到姨父范氏家塾附读一年,其后又入李申甫塾馆读书。李先生教学注重背书,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处以苛罚。一次,元培背诵《易经》屡屡出错,竟被责打手心百余下。正是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元培开始学作八股文。两年之后,岁的蔡元培转入离家半里之遥的探花桥王懋修塾馆继续深造。 王懋修,字子庄,以精研八股文源流及技艺闻名遐迩,设馆授徒二十余年,其时馆内受业学生不下三十名。元培在其门下求学四年,学业思想深受其教诲和陶冶。此时,元培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删除丧礼内容的《小戴礼记》亦已读罢,正读《春秋左氏传》。加之,在六叔指导下,业已浏览了《史记》《汉书》《困学纪闻》等大量书籍,学业根基初立,求知欲正旺,因而颇得王先生器重。这位老秀才严格禁止学生看“杂书”,《三国演义》看不得,《战国策》也看不得。这是因为练习制艺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和辞藻,总之,未考中秀才之前,读书要符合科举的尺度。但讲课时,王先生却不拘此例,大谈明季掌故,褒贬先人的优劣得失,尤其好讲吕留良、曾静一案,深为其冤屈抱不平。课余,王先生雅好碑帖,时常捧着本《金石萃编》细细翻阅,与友人对答偶或亦以“西厢淫词”相调侃,在学生中传为笑谈。他指导元培做文章,对不合规范之处,并不立即改过,而是提示错处,令其自改,以利提高。这位王秀才倾心崇尚宋明理学,经常研读各家的著述,向学生讲述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哲理主张,也大胆阐发他自己的学术见解。他服膺王阳明,尤其崇拜信守气节的明末学者刘宗周(一号蕺山),自号其宅日“仰蕺山房”。“绍兴在清代,受乡贤刘蕺山先生的影响,气节及理学的风气,深入于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方面,述宋儒的绪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蔡元培在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系受到其业师的熏陶。 在蔡元培求学的这些年里,其母周氏付出了大量心血。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常以“自立”“不依赖”等语勉励诸儿,对好学而又悟性很高的二儿子元培督责尤严。晚上,元培在灯下做功课,她常陪坐案侧,直至夜深。有时见儿子困倦难耐,便索性令其歇息,到翌日凌晨即促其起身,补做功课,更显效果,使元培觉得“熬夜不如早起”,遂渐成习惯。元培岁前后。几次参加科举考试,母亲总是夜半时分即起身烧饭,为之置备行囊。蔡元培忆述道:“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年初春,蔡元培的母亲病故。元培悲痛万分,执意按古制守丧。他对母亲的感情已渐渐升华为一种理智的观念。(P6-7) 序言 世人眼中的蔡元培 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问,举凡学界中人,几乎无人不知有位“蔡先生”。这位生于清代同光年间的浙东商家子弟,凭着博学强记和一手“怪八股”的功夫,数年间,奇迹般地由古城绍兴的布衣寒士而跻身北京的翰林文苑,一时间引来多少寒窗学子的艳羡和敬慕。然而曾几何时,他却轻抛功名,挂冠而去,回乡兴办新式教育,随即走上反清道路,演出一场“翰林革命”。继而,又在“不惑之年”远赴欧洲,在德国苦学四年,一展游学西洋的平生夙愿。民国肇始,他作为首任教育总长。厉行变革,奠定共和教育根基。几年后,他出掌北京大学,高擎“学术至上、兼容并包”的办学旗帜,将一个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成为焕发勃勃生机的新式学府;由此开创的自由学风,促动了新文化的繁盛,进而激发起“五四”风潮的热情,知识界的一代新人即从中育成。及至晚年,他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将“五四”以来喧腾于世的“科学”口号落实为研究实体,面对种种困难,殚精竭虑,不仅组织起一支汇集各类人才的科研力量,而且初步确立了我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规模和体系。他在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卓著功业,得到中外知识界的广泛推崇和尊敬。 就清末民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蔡元培可谓极重道德修养,对自身,对公众,莫不如此。倾心求索孕育了近世文明的西方观念和文化,并没有使他丢弃早年诚笃信守的传统道德价值。通常看来似乎相悖的中西道德伦理,在他那儿却经由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有人说,他在西洋思想上,把握到自由与理性,在中国文化上,把握着中庸与良心。或许正是因为受到来自两种文化精粹的影响,他一生砥砺私德,力求纤尘不染,同时倡行公民道德教育,致力国人内在素质的提高,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境界。最能反映他这一特点的,莫过于数十年力倡不懈的美育。尽管时运不济,时人亦大多不以为意,但他初衷不改。他的这种理想追求,常令后人感佩不已。“人世楷模”这一赞誉,在他辞世之初,或可视为悼亡的颂词,然而时过境迁,人心非古,却依旧被后世认可,则可视为某种“大德传世”的标识。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后。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但本质上,他属“学界中人”。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虽然不排除必要时偶尔“骤用兴奋剂”的激烈运动,甚至革命,但就其常态而言,应是渐进地改良,要靠教育和文化的恒久作用,这是振兴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大计。因此,他的活动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而政治上的地位适足用来保障其文教兴革活动的展开。这就使他虽置身宦海,却不失书生本色。作为一种个人追求,他对中西学术均有浓厚兴趣,曾先后整理编次中国伦理学史,因疏证《红楼梦》而成一家之言,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成果,传播民族学知识并确定该学科的定义和名称……这些工作及其成果,倘用严格的学术眼光加以审视,或许算不上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带有学科开创的性质。人们普遍注意到他涉足学术领域的广博性,公认其为学界的“通人”。“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过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论者的这一评述,颇为契合蔡元培的实际。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里形成大气候。对此,梁漱溟发表过很精彩的议论: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谈及蔡先生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蔡先生的人生辉煌无疑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段时间,他将欧洲的大学理念、办学模式成功运用于东方古国,通过北大的教育革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确定了航标。而这些,在蔡先生那里,似乎是一种文化性情的自然伸展,并非如同后来想象中的“励精图治”。时代的风云际会,已经将他推上了中国“大学之魂”的高度,人们抚今追昔,愈加感受到“蔡元培精神”的长久生命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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