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以为在那里面增加衣服的只会是我，其实他们的目光都还停留在过去阶段，以为作为高级军官的袁厚春是不会有购买欲的。尤其他来自东北农村，脸上写满了艰苦朴素的字样。对他的这些良好印象让我感到难过，实际上这是对我能量的严重低估，没看出来我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人。任何人与我同居一室，右一套左一套地诱惑，轻一句重一句地熏染，意志如磐石的人都终将茅塞顿开。袁厚春就是这样的，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单调。一个大男人，光有那么两套军装，怎么的也谈不上五光十色。终于有一天，他站在那面穿衣镜前，拿出我的西装往身上一套，那心就动了，然后就跟我去了商场。一去就不可收拾。
最先觉察出他发生变化的当然是他的太太。袁夫人还跟我提了抗议，说：我们家厚春跟着你变修了。那个“修”字是有时代特色的，今天的年轻人根本就听不明白。当时连我都觉得她那批评已经过时，就没放在心上。不料毕业第二年我在广州遇见厚春的时候，他走得比我还要远，居然一个人下榻在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西服笔挺自不必说，走到酒店任何一个场所他都不用付账，只需掏出一张紫色磁卡，霎时间就令服务生毕恭毕敬。当天晚上他留我在那间无比豪华的大套间住，洗完澡准备洗衬衣的时候，厚春一把就夺过去装进了一只洗衣袋。第二天服务生客客气气送回房间，就跟新买的一样。那高档包装袋让我感到十分不相配，我那件衬衣其实已经很旧了，还是“的确良”质地，只花了十二块钱。一问，洗一次居然花掉了二十大洋，真正地将萝卜拌成了肉价钱。后来才知道，他那阵子接受了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写作对象就是酒店的老板，一名香港大亨。经费自然全是大亨包了的。这让我想起了去湘西的那次任务，我的写作对象却是已经被剿灭了的山区土匪，他们的亡灵显然不可能替我买单，于是那日子苦得令人吐清水。都熬得胃出血了，差点就让边远地区的医师切掉了我的胃。
尤其在那次去广州之前我还不知道用卡是怎么回事。至今一掏出磁卡就想到了中国大酒店，想到了袁厚春。有一种被他开发的感觉。不过我在心里也能找到平衡，毕竟你袁厚春第一次穿西装是在珞珈山跟我学的。打领带也是我教的你，要不然你袁大校很可能还在用军队上那种叫“一拉得”的领带圈。
我的那只大衣柜除了储存衣服之外，还发挥出了更多的妙用。西北来的军旅作家李斌奎就特别爱从镜子中欣赏自己。他每到我们宿舍来找班长有事，那眼睛从来不看班长，更不看我。一边说事儿一边用眼睛瞟着穿衣镜，还一个劲地用手去捋额前开始稀疏的头发。
更有趣味的是吴雪恼。我的这位苗族同学喜欢玩扑克，晚餐之余，他总是拎一只小板凳走进来，吆喝着要玩一会儿牌。当时那种玩法叫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是一个人喊庄，其他三个人打庄家一个。打够了分，庄家就赔给三个人；分没打够，三个人都得赔给庄家。雪恼性子刚烈，总是包着庄自己打。问题是他老喜欢背靠着我的大衣柜坐。还说他的腰受过伤，得靠着点东西坐才舒服。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也就只好让着他。然后他的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他手里抓了些什么牌，其他三个人都可以从穿衣镜里面看得一清二楚。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位苗族老兄在我房间打牌基本上就没有赢的记录。那时候也兴点小赌注，以食堂的饭菜票做押。吴雪恼经常是把身上的米和菜输得赤条精光，然后满脸涨得通红地站起身来，提起小板凳就往外走。又不甘心，老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回头看着我们三个人，气鼓牢骚地说：不行！你们几个人肯定搞了我的鬼！至于搞了什么鬼，四个人当中只有他自己始终没有想明白。
这只可爱而又搞笑的大衣柜，最后离开学校的时候我没有将它带走，而是连同我上学用的自行车送给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毛峰了。毛老师是湖南益阳人，对我们特别用心。英语是我们的必修课，但是有的同学根本啃不动，就申报到系里，请求让少数几个同学免修。吴雪恼君就是其中一个。那种时候他倒是把我当学习委员对待，一本正经地跟我诉说苦衷。看在他饭菜票输得也还痛快的面子上，我就去找了毛老师，开玩笑地说：他懂苗语，是否可以等同于掌握了一门外语？毛老师放肆笑，然后很慈善地同意了。
好多年后，突然听武汉的同学说毛峰老师猝然去世了。这一噩耗确实让我们扼腕痛惜了好长一段时间。论年龄他跟我们实在差不了一两岁。比起我们班上年纪大的同学来，毛峰老师甚至还小了不少。
武汉大学的校区相当大。我们住在东湖旁边，当时叫“湖滨八舍”。那地方依山傍水环境很好，却离所有的教学楼都有比较远的路程。我选修的课很杂乱，除了本系的课程之外，还选修了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管理、图书馆系多门课程。考虑到每天都要走很多路，我就把自行车托运到学校，这样就快捷多了。厚春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就动了心。但是他比我大方，索性在武汉买了一辆新白行车。他其实很会计划：“毕业后再托回北京去，二儿子正好缺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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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需要那种精神健康、意志顽强的人去对抗日益衰败的精神环境。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他不仅仅以作品而且是以人格去影响社会鼓舞群体。水运宪展示给社会的是最佳状态和形象。他敏锐而有创造力，理智而有激情。他是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分子。不仅仅是。
——蔡测海
他永远是一个弄潮儿或曰潮人。他很注重形象，是一个起范儿的男人；潇洒倜傥，确有世家派头。他属于风流人物一类，但在某些方面，却又让人感觉到他的淡然甚至寡淡。他的人，比他的作品更有性格。于他而言，无论人与文，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气魄，他时刻都在向自己挑战。
——李美皆
水运宪的状态
蔡测海
水运宪的状态是大的流动，是活水，是江河。从这个人的身上，你总能感受到活力与激情，他有着某种蓬勃向上的东西，预示着人生的远景。他的人生遭际也许比常人更多曲折，他却总表现出成功者的姿态。我们因此会想起海明威的格言：可以倒下，但不可以被打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需要那种精神健康、意志顽强的人去对抗日益衰败的精神环境。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他不仅仅以作品而且是以人格去影响社会鼓舞群体。水运宪展示给社会的是最佳状态和形象。他敏锐而有创造力，理智而有激情。他是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分子。不仅仅是。
在水运宪更为年轻一些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人最有诗意的黄金时代，但那是一个许多青年被剥夺爱情与理想的时代，他是某电力部门的一位电工，手艺还不错。简单的工艺虽然不能驻留丰富的心灵，但严格的工作要求无疑使他养成劳动者优秀品质。劳动创造了人类，只有劳动者才会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
在新时期文学刚刚发端的1979年，作为作家的水运宪初露锋芒。他的话剧《为了幸福，干杯！》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为重点剧目搬上了首都舞台，轰动京城，而且获了国家大奖。他继而又抛出中篇小说《祸起萧墙》《雷暴》等名篇，《祸起萧墙》又获国家大奖，在评论界及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他的作品为他在文坛建立了地位，在社会上形成了声誉。那个时候，新时期文学刚刚发端，社会转型也刚刚起步，水运宪以敏锐的洞察力，捉住了政治的、经济的某种东西，开掘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它们带有更多的政治属性，这是一种更廓大的审美品格。
一位不平庸的作家，必须对时尚有敏锐的觉察。一个精神滞留在农耕时代的人是毫无希望为这个时代写出大著作来的。水运宪突然去了珠海，那是1988年，有人提出“姓资姓社”的时候，水运宪在珠海居然弄出了一部电视政论片《金海岸，闪光的思路》。那是对特区的写实、讴歌，同时也是作家政治意识、时代文化意识的再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在北京看了这部电视片，老人家很赞赏。一位好作家对政治思想的领会就应该像水运宪这样是自觉的。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水运宪下海了，当了某大公司的执行总裁。他像操作文字一样去操作钞票。这是另外一种艺术和人生体验。商业运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为，对有心人是一种锤炼。他希望积累一些财力，去开发影视业和出版业。无论如何，生活对一个有心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积累。
水运宪有5年不写作了，他说若能有整块时间，要写出一部大书来。写作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水运宪有才气、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在武汉大学作家班受过很好的文学专业训练。水运宪现在的社会角色是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省政协常委、某大公司执行总裁。但从他身上看不出任何职业化的痕迹，他不属于把生命用钉子钉在某一种职业上的那种人。一个有活力的人能在多个地方有出色表现。但他更多的可能是当一个好作家。尽管他能适应别的社会位置，扮演别的社会角色。
对置身商海的水运宪，文坛时不时对他喊话：回来从事文学创作吧。当然，如果他再返文坛，他不仅仅只是从事文学创作，他可能还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要不，他的精力就不能完全地释放出来。
大的流动，将有大的能量。
原文载《湖南画报》1996第4期
水哥的好玩与好玩的水哥
龚曙光
这篇序文，是我跟水哥讨来的。
年前和水哥小聚，水哥言及出散文集，我竟脱口而出：“我来写序，写得好玩点。”
话一出口便后悔了，因为要将水哥写得好玩，还真不是件简单事。
初识水哥抑或与他泛泛之交的人，大抵都不会觉得水哥是个好玩的人。水哥长得眉清目朗，身直背挺，模样英气逼人，中规中矩的皮囊让人难有亲近感；水哥行事认真，举止高调，衣着考究，排场光鲜，腔调正儿八经，豪气逼人的气质让人难有欢喜感；水哥写戏编故事，架势足铺陈满，推动强劲，收放有度，框架周正结实，才气逼人的文本让人难有轻松感。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名人，有英气豪气才气而少了欢喜感、亲近感和轻松感，怎么能让人觉得好玩呢？
和水哥的相识是因为文学，相知却是因为非文学。
水哥几乎是横空出世的。小说《祸起萧墙》、话剧《为了幸福，干杯！》、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每一个作品都在不同的行当里振聋发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虽然当时的文学湘军兵强马壮，应丰、古华、蔚林、少功、残雪、立伟等都脱颖而出，卓然成家，水哥却不甘将自己落位生根，始终独行侠一般穿行在多个创作领域。
那时节，我还在搞文学评论，因对少功、残雪、立伟乃至整个实验文学所做的研究，被张炜寄望为中国文坛未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认识张炜是在一次关于《古船》的研讨会上，他听完我的发言竟站起来说：“如果中国未来能出个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人一定是龚曙光。”结果当然与其预言相左，所以张炜一直对我离开文学界耿耿于怀，每回见我便说：“曙光可惜了，可惜了！”
那时我当然也关注到了水哥。水哥是那种你想不关注都不行的文学存在，但我并没有因此走近他。一方面因为那时的我是一个文本主义，甚至是文体主义者，对水哥以故事取胜的述事方式缺少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水哥的不易亲近。
后来水哥下了海，在南方海边的一座小城兴办了一家大公司，据说注册资本上亿，可用资金要多少投多少。记得水哥从海滨回长沙，一个庞大的豪车队开进作协那狭小而寒碜的院子。水哥从豪车走出来，风衣墨镜、随从护卫，那仪仗、那行头，好一副许文强行走上海滩的样子。
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水哥作古正经背后好玩的那一面，感到了他那颗名作家头衔包裹不住的少年顽劣之心，还领悟到水哥在认认真真做完每件事情之后对这些事情的不在意。水哥做事的正儿八经、一丝不苟是为了享受做事的过程，对其结果却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就像我们常说的猴子掰苞谷，掰一个扔一个，手中永远有一个在用心用力掰。
文人下海，大都会十分纠结，捧着自己的作品思来想去，半天作不出决定来。水哥却将他那些引以自豪的作品一扔，转身扑进海里。弃文从商于他来说就像他写完小说写戏剧、写完戏剧写影视一样简单，想写什么写什么，写什么快乐写什么，随心所欲，并不太为声名所绊。水哥下海大抵也就是在那一段日子觉得做生意好玩，想试上一把，至于成功与否，赚钱多寡，其实他并未认真盘算。几年之后，玩腻了，又扔了公司洗脚上岸。至于文坛怎么说，江湖怎么看，还真没有放在心上。文人下海的并不少，成的有，败的有，但如水哥一样去也只为好玩回也只为好玩，始终把成败置之度外的却着实不多。
这便是水哥的真性情，也便是水哥的好玩处。
后来我下海从商，的确是因为水哥的启示。只是我至今仍在海里，水哥却已站在岸上时不时笑话我。相望于文坛、相惜于江湖，我与水哥也就是因为这一份“江湖之近”而成挚友。
那年张贤亮来长沙，水哥陪他来找我玩。几天下来，贤亮乐不思陇，实在不得不走了，才依依不舍地说：“你们俩来宁夏，我们好好玩。好好玩！”宁夏毕竟偏远，要去还真得下个决心，但每次与水哥见面，第一句话便是：“我们答应了贤亮去玩的，他一直等着呢！”在我看来是贤亮随口而出的一句客套话，水哥却始终当作是对朋友的一个承诺，心里老是放它不下。后来我和水哥去了，贤亮果然兴高采烈，又是陪餐，又是陪游，又是题字，整整一天黏在一起。其实那时贤亮病已很重，生活中烦心的事也不少，但那一天他是真开心，开心得像个孩子。没多久贤亮便走了，水哥怕我不知道，特意跑来告诉我，其实是想排解思念的痛苦，不停地讲贤亮生前那些充满传奇意味的故事，分别时还叨念：“上次我们幸好去了，不然我们就永远欠着贤亮了！那是一份情义，怎么欠得起呵！”
还有一次张炜来长沙，我和水哥陪他谒柳子庙和屈子祠，一路上都谈些沉重的文化话题。张炜原本是个沉郁的人，我不想让他沉浸在感伤氛围中，便扯开话题，请他给我写几幅字，比如郁达夫当年撰写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水哥听了，说这对联也要一副。张炜写好寄我，正好一个朋友看见拿走了。我以为这事水哥忘了，便再不提起。大约过了一年多，他跑过来拿，我说没了，他硬是不依不饶，说：“你答应的事怎么可以不兑现呢？”直到后来我让张炜再写了给他，才算了结。
这本散文集所收的文章，记载的大体都是这一类故事。有些人的散文爱抒情，有些人的散文爱说理，水哥的散文，一如他的其他文体只钟情于故事。不论是浓墨重彩的庄重叙事，还是轻描淡写的随意记述，看似在写别人，其实水哥自己才是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文学圈中也好，在生活圈中也罢，水哥都会在他作古正经的外表下时不时露出随性乃至任性的好玩处来。读过这些散文，当然能更好地理解水哥的创作，但更重要的还是理解水哥本人一一这个细节较真却又大局随性的人，这个享受过程却又轻慢结果的人，这个重视然诺却又不避是非的人，这个膜拜英雄却又每每将坏蛋写得比英雄更英雄的人……
感受水哥的好玩，是需要相处的，相处久了深了，水哥便自然是好玩的水哥。
阅读，便是一种相处。
《惟天在上》是知名作家、编剧水运宪最新的散文结集。全书约30万字，48篇文章，大多是第一次出版。全书共分为六大部分，既有作者对当今社会现象、文学现象的思考，如《西山归来话茅奖》；也有作者对文学好友的回忆，如《我与武康路113号——怀念巴金及其他》；还有作者出访台湾的实录，如《飞越时空向坦途——访台实录之一》。字里行间充满活力与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洒脱与真性情。
一部《乌龙山剿匪记》让知名作家、编剧水运宪名声大振，之后又创作了《祸起萧墙》、《为了幸福，干杯！》、《天不藏奸》、《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天下归心》等多部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惟天在上》收录的就是他的散文作品。
本书所收文章，文体多钟情于故事，好玩但有情，还有不少与当下的社会现象紧密结合，充满思考与批判，使人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