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间小屋

钱理群

那天，听说我可能（仅仅是可能！）要搬到别人住过的“新”居里去，一位学生突然对这间斗室留恋起来，对我说：“老师要是永远有这间小屋，该多好！……”

我对他笑了笑。我理解他的心情。这间屋对他来说，意味着，可以随时闯门而入，在书堆里乱翻，然后坐下来高谈阔论，即使“神聊”到半夜两三点钟，也不会有人干涉……

但，这间屋，对于我，又意味着什么呢？

学生没有问，他也想不到问这样的问题。

唉，该怎么对你说呢，该怎样让你理解这一切呢，我的年轻的朋友？

……也是这样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也是这般说话没有顾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挥舞着拳头，我傲然宣布：“我同意费孝通教授的意见，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无非是‘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一位大学教授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了一个大学生的共鸣：这事情普通而又普通。但那是30年前……

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被批判会严厉的呵责声弄得昏头昏脑，我坐在临湖轩旁边的小山上，呆望着未名湖。……湖水荡开，隐约显出一间“小屋”——哦，我梦中的“小屋”，一个永远的“诱惑”！我突然站起来，狂奔着，把未名湖远远地抛在后面，仿佛“小屋”的梦也深埋在湖底里了……

然而，“白专道路”的“罪名”却如影一般永远跟随我了，并且以其无情的魔力把我从北京驱赶到贵州一个边远的山城。居然在那里安顿下来，一晃就是十多年，日子也还过得悠闲，不像眼下年轻人想象得那么“可怕”。如果不是那一天……也许我就这样平平稳稳，心满意足地生活下去——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

仿佛也是一个夜晚，我像往常一样，在灯下读鲁迅的书，随手写一点笔记以自娱。写得有些累，停下笔来，习惯地打量四周。心怦然一动，突然想起了遥远的燕园里的“小屋”，那心中的“梦”！要是能回去，在北大讲坛上向青年学生讲讲“我的鲁迅”，那该多好呵。我被自己的“奇思异想”弄得兴奋起来，在屋子里大步走来走去……

从此，“小屋”的梦日夜缠绕我的灵魂，我再也不得安宁——不知这对我是幸还是不幸？

1978年的夏天，我又回到了未名湖畔。距离那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已经整整20年。两鬓斑白的我又拾起了那“小屋”的梦。渐渐地，我有了半间小屋，也还算窗明几净，我露出一丝苦笑，但不久就被通知：搬到一间谁也不要的，由浴室改装的阴冷的小屋，以与我们在北大的身份相适应。我愕然了。一群人去找一位领导申诉，不久就传出流言，说我们像当年红卫兵一样“冲击”领导。我们这些除了申诉就别无能耐的“老童生”，在一些人眼里，竟然是一伙暴徒。我没有愤怒，却只想哭——为人与人之间可怕的“隔膜”。而且我们还得继续申述。

这一次回答却简单而明确：北大条件就是如此，要留，就得“忍”，不想留，悉听尊便。我们面面相觑，倒抽一口冷气：这群人的致命“弱点”，就是热爱、留恋北大。呵，我的该死的“小屋”的梦……（P192-194）

《筒子楼的故事》再版后记

陈平原

从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写《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起，我就有意识地关注自己就职的这所大学。但有一点，拒绝成为专门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希望保持特立独行姿态，在现代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的夹缝中，反省这所大学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可具体操作时，碰到一个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那就是，无法查阅新中国成立后的人事档案，尤其有关“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部分。只从教授名单、学生成绩、课程设置、科研成果来谈大学，那没有多大意思。短期内，这个状态不会改变。这就使得我萌生从民间立场打捞“历史记忆”的愿望——能深入阐释最好，实在不行，起码也是“立此存照”。之所以旁枝逸出，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组织编写《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和《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背后的情怀在此。

《筒子楼的故事》出版后，中文系曾邀若干作者举行座谈会，见诸媒体的有《北大老教授回忆筒子楼岁月》(田志凌，2010年6月20日《南方都市报》)，以及《不夸耀，不隐瞒，不懊悔，只是如实道来——北大学者“博雅清谈”筒子楼岁月》(陈菁霞，2010年6月23日《中华读书报》)。此书校内校外、领导群众均叫好，因没有任何“副作用”。有心人则从字里行间，读出若干微言大义，若《北大筒子楼：五十年的共同记忆、一代学人的命运变迁》(李昶伟，2010年8月1日《南方都市报》)便是成功的一例。

当初为便于记者了解此书的产生过程及前因后果，我专门撰写了以下“背景”文字——

对于1950—1990年代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读书人来说，“筒子楼”是一种典型的居住环境及生活方式。不仅北大是这样，那个年代过来的大学教师(以及公务员)，绝大多数都有类似的生活经历。只不过中国人更习惯于“向前看”，相信未来必定更美好，不屑于谈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我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一历史记忆，不全是“怀旧”，也不是为了“励志”，而是相信个人的日常生活，受制于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居住方式本身，又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的知识、情感与趣味。那种艰难环境下的苦中作乐、自强不息，还有邻里间的温馨与友情，后人很难体会与想象。

今天大学里的同事，不管你住“豪宅”还是“蜗居”，相互间很少生活上的联系，更不要说学术及精神上无时不在的交流。我和钱理群、黄子平商谈“20世纪中国文学”，主要是在老钱那间“筒子楼”的宿舍中完成的。那时住得很近，就在隔壁楼，端起饭碗就过去，一聊就聊大半天。像今天住得这么分散，见面聊天，要事先打电话约定，再也不可能那样无拘无束了。当然，不全是住宿的问题，还有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如果说上一代学人因“政治运动”等，相互间走得太近，缺乏个人隐私与独立的生活空间，闹了不少矛盾；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倒过来，离得太远，同事间相互不了解，连在一起聊天说闲话的机会都很少。我在北大中文系定期组织“博雅清谈”，就是想改变这一现状。

所有的回忆，都是有选择性的。即便你很真诚，说的都是真话，还是有所隐瞒；因为，还有同样真实、甚至更为重要的话题，被你有意无意中遗忘了。或者，因现实环境的限制，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来的。最明显的是，这本书对于筒子楼温馨的一面谈得比较多，残酷的一面谈得少；当初的怨恨与诅咒，随着时间流逝，渐渐隐去。我不希望让读者误认为，那是一种理想的校园生活；更不希望变成今日的大学校长拒绝帮助青年教师解决居住问题的借口。至于集中文章不太牵涉那一时期严酷的政治生活，有编辑出版方面的策略考虑。

此书乃“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华诞”，作为编者，我当然明白将筒子楼的生命记忆与一时期的政治史和学术史勾连，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这毕竟不是个人著述，只能取最大公约数；另外，还得考虑现实条件的限制。实际上，即便一个小小的北大中文系，要写“信史”也都很难，明摆着有很多坎你是过不去的。与其临渊羡鱼，还不如退而结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借勾勒若干精彩的生活断片，呈现特定环境中的个体记忆与历史想象。几年前北大出版社曾刊行《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今年初新华出版社推出了《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再加上这本《筒子楼的故事》，以及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北大中文百年纪念文集”六种(《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青春》《我们的五院》《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所有这些书籍，编写者不同，但都是希望化整为零，兼及文史，以轻松的姿态谈论相当严肃的话题。能走到哪一步，很难说，但毕竟还是在努力。

以上这四段文字，《花开叶落中文系》(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收入《筒子楼的故事》的代序《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时，曾作为“附记”刊出。这回北大出版社重印《筒子楼的故事》，此等戏台里喝彩，终于有机会得附骥尾了。

2017年4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代序） 陈平原

形形色色“筒子楼” 陆颖华

怀念50年代住在未名湖畔的朋友 唐作藩

燕园忆旧（1950—1954） 王理嘉

孩子们在燕园成长 陈松岑

燕园长屋与迷糊协会 段宝林

世事沧桑话住房 周先慎

湖畔的雪泥鸿爪 谢冕

半间“小屋”旧事琐忆 孙玉石

我与筒子楼 马振方

我的生命的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 严绍璗

往事杂议 赵祖谟

筒子楼的回忆 张晓

家住未名湖 么书仪

19楼的回忆 商金林

我的那间小屋 钱理群

北大“三窟” 温儒敏

燕园筒子楼琐忆——从19楼到全斋 葛晓音

我们家的八年筒子楼生活 岑献青

“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 陈平原

44楼杂记 陈保亚

我在燕园住过的那些地儿 杜晓勤

筒子楼杂忆 漆永祥

末代筒子楼 孔庆东

附：北京大学校园简图

《筒子楼的故事》再版后记 陈平原

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

陈平原

这是一本饭桌上聊出来的“闲书”。

去年3月，北大出版社高秀芹博士来谈书稿，听我讲述当年借住女教师宿舍的尴尬，竟拍案叫绝，说类似的“筒子楼的故事”，许多北大教师讲过。那是一段即将被尘封的历史，高博士建议我略作清理，为自己、也为后人，编一本好玩的书。当时颇为犹豫，因为，此类“苦中作乐”，自己珍惜，旁人未见得能理解，更不要说欣赏了。

几天后，同事聚会时，我谈起此事，竟大获赞赏。于是，乘兴发了个短信，试探一下可能性。说清楚，这不是北大中文系的“集体项目”，纯属业余爱好，很不学术，但有趣。作为过来人，我们怀念那些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与校园记忆。再说，整天跑立项、查资料、写论文，挺累人的，放松放松，也不错。4月1日发信，说好若有二十位老师响应，我就开始操作；若应者寥寥，则作罢。一周时间，来信来电表示愿意加盟的，超过了二十位。这让我很是得意，开始底气十足

地推敲起出版合同来。

接下来的催稿活儿，可就不太好玩了。约稿信上称：“文体包括散文、随笔、日记、书信、诗歌、小说等，唯一不收的是学术论文；全书规模视参与人数多少而定；文章篇幅不限，可自由发挥。不求文字优美，但请不要恶意攻击昔日邻居，以免引起‘法律纠纷’。利用暑假写作，10月交稿，明年春天由北大出版社刊行。”说实话，大家都很忙，此计划可能推迟，从一开始我就有心理准备。平日里，不断转发同事文章，利用这一方式，温和地提醒：有此一事在等着你。到了暑假或寒假前，再稍为督促一下：“暑假将至，本该放松放松；苦热之中，竟然还邀人撰稿，真是罪过。好在此类‘豆棚闲话’，尽可随意挥洒。”“平日里，大家忙于传道授业解惑，放寒假了，想必可稍微放松，写点‘无关评鉴’的文字了。这些蕴含真性情的随意挥洒，十年二十年后，说不定比高头讲章更让你我怦然心动。”这都是真心话。此类闲文，老师们可写可不写；别想得太伟大，基本上是自娱自乐。

当初决意编此书，脑海里浮现的，一是郑洞天的电影《邻居》，一是金开诚先生的随笔《书斋的变迁》。1981年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第二年获第二届金鸡奖的《邻居》（郑洞天导演），讲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典型的生活形态——筒子楼里，两两相对，排列着几十个狭小的房间；邻居们大都属于同一个单位，共用一个水房和厕所；过道里堆满杂物，只留下一人通过的空间；开饭时，满楼道飘散着东西南北各种风味……环境如此艰难，邻里间却温情脉脉。今日习以为常的“走后门”（房管科吴科长偷偷把一间小屋分给了省委董部长的侄子），当初竟义愤填膺。这就是80年代的精神氛围，大家对公平、正义等有很高的期待。也正因此，才有了电影里那“光明的尾巴”：市委决定停建高级住宅，着重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一半是自嘲，一半是期望，80年代的读书人，大都记得《列宁在十月》中的豪言壮语：“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起转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长、副主席等职的金开诚（1932—2008）学长，在1988年2月1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书斋的变迁》。此短文流传甚广，后收入他的《燕园岁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有这么一段：“我虽然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但因长期住在集体宿舍，所以谈不上有什么书斋。1978年爱人带了孩子调到北京，结束了18年的两地分居，这时才有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房中有两张书桌，一张给孩子用，以便她好好学习。半张给爱人备课写文章，另外半张亦归她，用来准备一日三餐。房中还有一张双人床，晚上睡三个人，白天便成为我的工作之处。无非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床前，把被褥卷起半床，放上一块没有玻璃的玻璃板，就可以又看书又写字。藏书就在床下，往往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床上来用；但有时也不免要打着手电钻到床底深处去找书、查书。我就把这戏称为‘床上书斋’。在这个书斋上完成的工作倒也不少，备出了两门课，写出了两本书和几篇文章。”据说，老友沈玉成来访，看到此情此景，戏称将来为金先生写传时，一定要带上这一笔。

如今，金、沈两位先生均已归道山，轮到我来编书，猛然间想起20年前读过的文章，翻检出来，摘抄一段，以展示一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界。阅读此文，后人很可能感叹嘘唏。可金文的主旨不是抱怨，而是借十年间自己如何从没有书斋到有“床上书斋”到“桌面书斋”再到“小康书斋”，说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80年代的乐观主义情绪，还有那一代知识人的大局观，作为后来者，你不一定认同，但千万别轻易嘲笑。

出版社要求申报选题，我脱口而出：“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不用说，那是套用台湾女作家朱天心的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如此“信口开河”，日后再三斟酌，觉得不妥。原因有三：一怕拾人牙慧，二担心限制老师们的思路，三不希望此书过于文学化。但有一点，我认定：就像台湾的“眷村”，大陆的“筒子楼”，既是一种建筑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时代倒影、文化品位、精神境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筒子楼，也都发生过无数动人心魄的故事。不夸耀，不隐瞒，不懊悔，只是如实道来，这样，琐琐碎碎的，反而动人。

关于此书的编辑工作，我有五点技术性说明：第一，学校不断调整布局，同一座19楼，一会儿住的是男教工，一会儿又变成了女教工宿舍，端看你何时入住。第二，文章有时29楼，有时29斋，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文革”前叫“斋”，“文革”中改为“楼”。第三，未名湖边的德、才、均、备、体、健、全七个“斋”，乃原燕京大学建筑，不按数字排列。第四，为了叙事完整或文气贯通，集中文章，有的溢出了题目，兼及学生时代或搬进单元房后的，编者也不做裁撤。第五，文章排列顺序，不叙年齿，依据的是正式入住筒子楼的时间。

随着校园改造工程的推进，这些饱经沧桑的旧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拆掉。趁着大家记忆犹新，在筒子楼隐入历史之前，为我们的左邻右舍，为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留一侧影，我以为是值得的。

对于昔日筒子楼的生活，说好说坏，都不得要领。你想很辩证地来个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也不是什么好主意。那是一代或几代人的生命记忆，而且，还连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史或学术史。我的想法是：先别褒贬，也不发太多的议论，“立此存照”，供后人评说。

本书的征稿工作，得到了北大中文系周燕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华诞。

2010年2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主编的《筒子楼的故事(修订本)/北大记忆》汇集了北大中文系二十余位教师及家属回忆在北大筒子楼工作生活经历的文章。筒子楼是20世纪在中国高校中相当普遍的教工宿舍，营造出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其居住条件构成了书中诸多学者感悟人生的重要对象，成为他们塑造文化风格的影响因素。书中几代学人记述了艰苦的求学治学经历，感人的师友交往，苦中取乐生活场景，读来令人叹息，又富有趣味，留下了对特殊时期的生动叙述。此次修订，除请各位作者修改各自的文章外，主编还特地写了《筒子楼的故事再版后记》。

陈平原主编的《筒子楼的故事(修订本)/北大记忆》讲述了五十年的共同记忆、一代学人的命运变迁，借勾勒若干精彩的生活断片，呈现特定环境中的个体记忆与历史想象。

对于1950—1990年代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读书人来说，“筒子楼”是一种典型的居住环境及生活方式。不仅北大是这样，那个年代过来的大学教师(以及公务员)，绝大多数都有类似的生活经历。

居住方式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的知识、情感与趣味。那种艰难环境下的苦中作乐、自强不息，还有邻里间的温馨与友情，后人很难体会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