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军教授是华中师范大学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教育家。2017年，恰逢陶军教授诞辰100周年，去世30周年。范军主编的《永远的怀念——忆陶军》收录研究陶军教授教育思想、学术成就的论文，也汇辑有关陶军教授生平事迹的文章，同时还有众多陶军教授的亲属、师友回忆与其交往的文字，力求言之有物，内容具体，单篇字数不限，体裁题材不拘，论文、散记、诗词、对联皆收。书稿内容丰富，富有教益。

范军主编的《永远的怀念——忆陶军》是在陶老去世30周年、诞辰100周年之际编纂出版的纪念文集。该书的文稿由陶军同志的亲人和熟悉他的老专家、老领导们提供，文章感情充沛、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使读者得以了解到陶军同志生前的风采、精神和治学治校理念。此书体现了陶军同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一位优秀的大学领导和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的形象，有助于让更多华师人记住陶军同志的名字，学习陶军同志的品格，继续推进陶军同志开创的事业。

永恒的怀念

难忘战斗岁月

怀念陶军老师

深情怀念陶教务长——纪念陶军同志百年诞辰

怀念陶军教授

追忆倍受尊敬的良师益友陶军同志

陶军的办学思想

我认识的陶军教授

人师陶公

党员干部的好榜样——忆陶军同志

深切怀念陶军同志

难以忘怀的一桩往事——追思老领导陶军同志

久储于心的怀念

诗人气质的教育家

一位杰出学者的历史担当——忆我社首任总编辑陶军教授

深切缅怀陶军教务长

陶军同志二三事

感受老校长的教诲

与恩师陶军的交往

陶军教授是我学习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引路人

怀念陶军

风范长存音容宛在——忆陶军副院长

一位从来未曾远离我们的好领导——追思陶军老

我所敬仰的陶军同志

风范·风度·风格——忆陶军同志

忆陶教务长点滴往事

陶军与华中师范大学函授教育的发展

忆陶军同志

怀念陶军同志

才人风流满豪情 雍容笑貌照后辈——纪念陶军教授诞辰100周年

永久的怀念——忆陶军同志

良师与益友恩情重于山——再忆陶军教授

怀念陶教务长

陶军同志的虚怀与胆识

陶军与世界语——纪念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长陶军诞辰100周年

陶军先生与黄鹤诗联社

聆听陶军教务长作报告（七绝）

纪念陶军先生诞辰100周年

贺《陶军学术与人生》出版

纪念母校陶军教务长感赋（七律二首）

想起了您呀，陶军老师！

我所认识的陶军教授

老院长带我写《中原大学校史》

从军代表到哲学家——怀念陶军教授

铭记在心，激励前行——在陶军副院长身边工作的难忘往事

教育家·哲学家·演说家陶军

晶然的历程，无悔的人生——陶军同志人生的三次跨越

历万山曲道笑在花丛——父亲百年诞辰纪念

清明忆父

陶军同志生平简介

陶军（陈晶然）年谱

陶军著作经眼录

陶军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隆重举行

悼念陶军同志的挽联和挽诗

悼念陶军同志的唁电、唁函

沉痛悼念陶军同志

沉痛悼念陶老

沉痛的哀悼、永久的怀念

缅怀陶军同志对我校电教事业的关怀

流水高山曲，终身听一琴

《陶军诗词选》后记

回忆我们的爸爸

编后记

陶军同志二三事

曾祖荫

我进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时候，陶军同志正担任学校的教务长一职。

那时，我们这些进校不久的一年级学生，除了比较熟悉自己年级的任课老师外，对学校和各部处的领导同志大都不认识，甚至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只有陶军同志例外。由于他常常给全校师生作报告，同学们尽管与他没有个人交往，却都比较熟识他。

往事似烟又非烟。也许很多同窗和我一样，对陶军同志当年作报告的情景，仍有较深印象。

他的报告，激情澎湃，语言生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极大的煽动性。一般说，他走上讲台，只需几句话就能吸引住听众，彼此很快产生交流和共鸣。

他的报告是愉快的，生动活泼的。他讲话很少打官腔，也不盛气凌人，就像老朋友之间促膝谈心，平等而亲切。毋庸讳言，他激情一来，说话也有走板、离谱的时候，但大家似乎并不介意，往往报以会心的微笑，那是谅解的、理解的微笑。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会下常称赞他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

据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给武汉的大学教授们作报告——人们哪里把他这个穿着简朴、个头不高的“土八路”放在心上。然而，当听到他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开讲时，全场不禁为之愕然，完全被他的魅力和学识征服了！这件事，那时在我们学生中曾传得活灵活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陶军同志当年报告的内容，大都已被我遗忘。唯独有一次，我还记得，那是他在风雨操场给青年学生作关于敢想敢做、力争上游的动员报告。他越讲越兴奋，忽然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满怀豪情地激励大家说：“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勇敢前进吧！不要怕挫折。年轻人犯点错误，上帝是原谅的。”台下立时爆发出热烈掌声，群情激昂，场面十分感人！

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随中文系迁往昙华林。陶军同志住桂子山本部，我们是分部。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了。

1961年，我毕业留校工作。这时，高等学校里“拔白旗”“火烧教学”“把体力劳动当主课”等所谓的“教育革命”暂告一段落，专业教学和各项工作都大体趋向正常。中文系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请学有专长的教授们开设了许多专题讲座。例如，方步瀛教授的“文心雕龙”讲座，邵子风、高庆赐教授的“说文解字”讲座，谢善继教授的“唐宋散文”讲座等。此外，还有陶军等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座。我听陶军同志的哲学课，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不过，各种讲座没有维持到一个学期，好景不长，就全都被其他“运动”冲掉了。）

我听陶军同志讲课的次数不算多，感受却比较深。他讲课的风格大体同于他作大报告的风格，也是激情澎湃，手舞足蹈。他讲课时，很少在名词概念上抠来抠去，而是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以高度的自信和热情，通过课堂来感染人，征服人。

他站在讲坛上的神态，给我的印象是，诗人的气质似乎多于教师的气质，与其说他是作为一位教师在授业讲课，不如说他是作为一位诗人在热情演说。他讲的哲理，也似乎是诗性的哲理多于思辨的哲理。也可以说，他讲的是一种诗性的哲学。

这种诗性哲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充满着深厚的情感。如果做个粗浅比较，它颇有些类似庄子的哲学风格。记得闻一多先生这样评价过庄子：“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庄子作为哲学家而被誉为诗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特有的饱含深情的哲学风格，或者说，是一种诗性的哲学。把上述闻先生对庄子的评价移用到陶军同志身上，也许不完全贴切，但我却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语了。

我和陶军同志的个人接触不多，这缘故，一方面，或者说主要原因，是我自己不主动，因而失去了许多向他请教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他是学校领导，工作繁忙。“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出任学校的副院长，就更忙了。

然而，陶军同志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我至今还记得他亲自深入教工寝室做思想工作的情形。

那天下午，我正在寝室备课，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没想到陶军同志赫然站在房门口。他似乎有点疲惫地说：“府上可真难找呀。”我连忙把他让进寝室，心下嘀咕，是不是出了什么纰漏，竟然惊动陶副院长亲临我的所谓“府上”……

我们寒暄了几句，他突然问道：“听说你在研究中国美学范畴，是吗？”我含糊地点了点头。

几天前，我的确和一位出版社的编辑交谈过，打算写本关于中国古代诗论范畴的小册子。那位编辑认为，这个想法是可以的。不过，不必局限诗论，应尽量放开写。所谓“放开写”，就意味着课题要将诗论范畴扩大为美学范畴。对此，我很犹豫，担心摊子铺得太大，不易驾驭。思前想后，我一直迟疑未决，课题定不下来。所谓“研究”云云，实际上八字还没有一撇！

我把事情的经过及我的顾虑，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汇报。

他听得很仔细，沉吟片刻后对我说：“有关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系统研究，学术界目前几乎是空白，课题显然具有开创意义。而且，这个课题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国化，也有利于学校教学内容的改革。”他要求我下定决心，坚持把美学范畴课题做下去，并对我说了许多鼓励、慰勉的话，相信我一定能成功。他还语重心长地强调：“搞科研，就要敢于在新的高地上插上自己的旗帜！”

那天，他谈话的兴致很浓，直到天色很晚才离开。他对我说的那些话，激昂中充满着关心，慷慨中寄寓着厚望。我又一次被他煽动起来，深深地被感动了。

时光飞逝，陶军同志离开我们已30年了。而今，作为学生的我们，都已龙眉白发。回忆他当年的谆谆教诲，宛在目前。人生几何，令人不胜感慨系之。

2017年1月20日

P63-66

难忘风雨同舟情

——忆陶军

章开沅

时间过得真快，我与陶军同志相识并共事38年，而他的猝逝至今也有30年。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我们相遇于烽火连天的岁月，抗战已经结束，内战仍然蔓延，是革命把我们聚集在一起。1948年11月我从南京北上，越过国民党封锁线投奔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并且进入开封中原大学接受短期培训。陶军则是在这年5月从华北南下，正好就在中原大学担任教员，不过并未到我们20队讲过课。所以直到1949年4月我经培训结业，留校被分到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并担任助教，这才有机会见到慕名已久的陶军。

我与他并非被分在同一教研室，但我们中共党史组的指导教师方衡与他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他们在燕大同学并一起参加地下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又一起奔赴晋察冀解放区，在著名红色报人邓拓的领导下参与《晋察冀日报》编辑工作。据方衡说，邓拓对陶军很欣赏，因为他是中英文俱佳的才子，这一期间还曾兼任报社英语翻译。1948年方衡与陶军又一起随同刘介愚南下，参与中原大学的创建与教学工作，两人形影相随，如同手足。通过方衡的介绍，我对陶军更加钦佩，而他似乎对我也比较关注。可能由于我们都是世家子弟，加上都曾就读于教会大学，情趣比较相近吧！

革命形势如同风卷残云，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迅速发起渡江战役，一举解放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随后就是全国解放并且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我们的思想却还有些混乱。像我这样一些参加革命未久的青年学生，满心指望奔赴前线杀敌，但面对解放大西南，乃至海南岛等战役，一次又一次的参军申请都未获批准，命中注定难圆决胜于疆场的美梦。而像陶军这些颇有抱负又风华正茂的教员，也各有自己的盘算，希望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本人就颇想离开学校转入外交战线。校部为此特地请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赵毅敏为全校干部讲演，为我们解决思想问题，因为我们留校工作者已经面临着新的更为艰巨的战斗任务，那就是为建设新型人民大学而奋斗。赵部长的训话入情入理，大家听后颇受感动。大家都以革命战士自居，已经习惯于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所以我们很快就摒弃了私心杂念，斗志昂扬地投身于人民教育伟业。

1949年7月，中原大学全校迁至武汉，我们政治研究室随同校部住进一座废弃的大型汽车修配厂，因陋就简，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迅速恢复了短期干部培训工作，以适应新中国建设各条战线的紧迫人才需要。我们已顾不上自己的学习，下放到各队参加教学工作。我被分配到57队，因为队主任就是原来任20队主任的牟政，是他点名把我要去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忙得昏天黑地，我与陶军很少见面。但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局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中原大学立即向正规人民大学转型。学校从原来的几个分部，改组为政法、财经、教育、文艺4个学院。57队学员卒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教育学院。教育学院初步设立政治、教育、历史、俄语4个系。陶军任政治系主任，兼管俄语系工作，常春元任教育系主任，方衡任历史系主任。学院规模不大，仅占厂房面向千家街侧门的几座楼。正对门的一座主楼只有两层，楼下是院部各个部门办公室，楼上是王自申院长、郭抵副院长与陶军、方衡等系主任的宿舍。各系专职干部极少，只有一位助理员（专职，相当于行政秘书）与一位助教（相当于教学秘书）。助教均由随校南下的政研室人员兼任，我担任历史系助教，杨宏禹、朱辕、严华分别担任政治、教育、俄语三系助教。助理员也都是中原大学南下干部，记得历史系最初是古堡、政治系是张洪任助教，张洪与我曾同在20队一个学习小组。正是因为规模小、人员少，所以大家几乎天天都能见面，或商量工作，或业余闲聊。王自申院长是追随他的老师徐特立参加革命的，早在1929年就已经入党，虽然年不过半百，但是大家都尊称他为王老。他也确实像是一位老前辈，待我们如同家人子弟，经常絮絮叨叨谈延安往事，殷切期望我们继承优良革命传统。

教育学院虽然较小，但在武汉乃至全省却颇有影响。这不仅是由于王老德高望重，诲人不倦，陶军等资深教员的政治理论报告也脍炙人口，风靡三镇。特别是陶军的风度、学养与口才，赢得了各界（特别是学界）人士的赞赏，几乎是有口皆碑。尽管他总是一身简朴军服，但其神态气质自然流露风采。各个单位争相邀请，他自然难以应付，有时命我代劳。可能是相知已深，每次演讲事先只交我一纸英文提纲，寥寥数行，让我尽情发挥。我自幼内向怕羞，从来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南下武汉后，我虽然为中大数百学员讲过辅导大课，也没有多大长进。但陶军却能看出我的某些潜在优势，放手让我到校外大场面经受磨炼，逐步增强了我作大型报告的自信。我不知道是否由于陶军与牟政的推荐，王老等院领导还安排我当研究生会负责人，并且作为青年代表参与院政治学习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教职工每天早点前一小时的政治学习，包括自学、讨论、测验、考评等。据说当时院内外有所谓“三元”之说，即高原、常春元、章开沅，说我们政治理论学习刻苦，能起带头作用。我当然有自知之明，从来不敢与前辈相提并论，但这些反映客观上对自己起了鞭策的作用。

1951年，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陶军奉命作为军代表负责前期筹备工作，并多次前往昙华林为华大师生作政治思想工作报告，并且与知名学者、进步学生广泛交友，深入调研，堪称是促进华大改为公立大学的先锋。

华师建院以后，陶军担任副教务长，与教务长、著名物理学家卞彭等原华大领导人密切合作，顺利完成了院系调整，华大从教会大学转变为公立大学，而中原大学也实现了从政治培训为主的大学向正规大学的转型。1953年王老不幸病逝，刘介愚接任华中师院党委书记，他本来就是陶军的老上级且两人共事已久。中央又把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广西大学原校长杨东莼调来华师担任院长，这样更加强了华师的领导，开启了华师早期发展的新局面。

在上个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圈子里有所谓“外行领导内行”之说。这大约是由于形势发展急速，为了加强高校党的领导，调派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进入大学。这些老同志长期从事以战争为中心的革命工作，即便读过大学也不熟悉如何在新的时期建设史无前例的新型人民大学，何况其中还有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反复叮嘱这些新上任的大学领导：“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相较而言，华师的领导班子，多数曾经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在解放区也曾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因此他们的转型很快，而且容易与原有教职员相互沟通。

杨东莼就任之始，就强调“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真才实学”，党委在1955年以后及时把工作中心转向教学、科研与学科队伍建设，而教务处则成为这一转变的轴心。因为那时没有科研处，只是在教务处设立科研科。1956年至1957年华师认真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并认真动员全校教师“向科学进军”。陶军作为副教务长，协助书记、院长统筹调度，工作极为出色。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特别关注，鼓励我们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活动，并且在1955年创刊的《华中师范学院学报》连续刊登我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若干问题》，对我真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1956年的春天曾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在“双百”方针带来的宽松环境中，新中国第一代教育家比较志气发舒而又得心应手，从规模与水平两方面为新型正规人民大学建设奠定了基础。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以后，紧接着就是全国如疯似狂的“大跃进”，而大学校园则在“教育革命”的名义下“拔白旗”“放卫星”，很多专家学者受到严重冲击，正常教学秩序全面崩溃，冒进浮夸之风喧嚣益烈。教育界多年辛苦经营的宝贵业绩毁于一旦，有识之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然而党纪国法又不容许犯颜直谏，所以很多耿直之士骨鲠在喉而郁积于心。因此1957年整风，中央提出发扬民主，大鸣大放，言路一开，各种积蓄已久的牢骚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漫溢全国。陶军作为党内高级干部，带头参与鸣放，提出许多中肯意见。他深知民主自由之可贵，力陈专制必将造成“腹诽”，民心如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本属至理名言，却被某些“左派”人物视为反党言论，几乎被戴上“右派”帽子。

其后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肇因于人祸更甚于天灾，给全国人民造成空前严重灾难。党内有识之士力挽狂澜，调整路线，恢复正常。陶军作为教务长及时提出“恢复旧家园”口号，引导全校师生走上教学与科研的正途。为加强学科建设，党委拟定了各个学科带头人培养名单。根据陶军的具体策划，物理、历史两系分别总结刘连寿与我的成长道路，上报省委加以推广。其实当时我们仍被许多人当作重业务轻政治的异类，“教育革命”期间还曾当作“小白旗”被拔，而现在居然被树立为“又红又专”典型，华师党委（包括陶军）需要多大气魄才能如此旗帜鲜明。忆及这张名单，对照华师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深感当年华师老领导的知人之明与高瞻远瞩。

我与陶军仍无私下交往，但他经常关注并支持我的工作。我1959年下放回校后，他曾批准我请假一个月，为上海海燕制片厂郑君里导演试写《太平天国》文学剧本。1960年暑假以后，他又批准我全力投入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1963年他与党委更主动给我两年学术休假，还与北大侯仁之教授联系，让他向邵循正教授推荐我到北大进修。这一年多的北京访学，对我的学术生涯起到了关键性提升作用。

在此期间，华师还在若干重点学科试招研究生。陶军对学位制度寄予厚望，曾经感慨说：“如果多年以后，华师校园能有十几个博士生晃荡晃荡（安徽话，到处走动之意），那该多好！”但是，为时不久，政治风浪又复不断干扰大学正常工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社教运动普及全国，使师生几乎无法正常上课，而所谓学术讨论已经转化为政治声讨，我也因为李秀成评价问题被中宣部定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我不知道陶军对此作何感想，但省委宣传部与学校党委对我是理解与同情的，所以我并未受到严重的处分与冲击。而老院长杨东莼则借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筹委会”名义，再次把我借调到全国政协，参与学术方面的前期工作。

1966年5月，“文革”正式发动以后，所有这些“救援”都化为泡影。陶军首先被定为华中师院“三家村”黑帮代表人物，官方媒体以整版篇幅声讨，我也很快奉命回校作为“黑线”人物接受批判。造反派曾经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高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幅，强迫我们以“喷气式”姿势戴高帽挂黑牌接受批斗。及至军工宣队进校，我与陶军又被发配到梁子湖东风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们在农场的处境有所好转，因为当地农工根本不关心华师内部的斗批改，将我们一律视为城里来的大学老师，虽有距离但不失尊重。特别是军宣队带队的萧副指挥长，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参军南下后多少保持书生本色，对我们这些曾有相同经历的知识分子，似乎怀有较多的理解与同情。因此，我们在农场全心全意投入“双抢”劳动，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学习与批斗大会。我与陶军、杨宏禹等按军事编制被分在一连一排，连长是原党委秘书周振辉与党史教员陶凯。周振辉一贯态度温和，平易近人，而陶凯过去与我们更是朝夕相处，关系亲密。我们一个排集中住在农场仓库一间大房中，统统睡双人床，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平等相待，几乎忘记了桂子山依然延续着“文革”的腥风血雨。我们白天紧张劳动，晚上无事尽可三三两两闲聊，因此这段时间是我们与陶军交流最为密切的岁月。尽管省委与校内“左派”势力对陶军穷追不舍，甚至还以省委正式文件，把陶军定为“漏网右派”，但全国仅此一例，我们这些南下老战友都漠然视之，在我们心目中陶军依然是我们的革命前辈和老领导、好老师。有次周末陶军夫妇热情邀请老友们餐叙，把盏品鱼，谈笑风生。突然农场的大喇叭响了，有人高声呵斥：“现在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忘记自己的身份，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你们别认为已经没事了！”这声音很熟悉，显然是华师的某位“当然左派”。我们感到愕然，但随即哈哈大笑，照样“吃吃喝喝”，因为这种警告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且相信周振辉、陶凯绝对不会为此责怪我们。

我于1973年提前回到桂子山，因为历史系已经招收工农兵学员，恢复教学工作。不久，陶军也回华师，虽然戴着“右派”帽子，但至少政治、历史两系老师对他仍然保持内心尊重。正好历史系涂厚善、刘继兴等世界史教师承担着商务印书馆《印度社会》等南亚史相关代表作的翻译任务，陶军的英语水平甚高，也被安排进入这个团队。他们在“文革”后的译著工作非常出色，为以后成立印度史研究中心奠定了基础。

1976年秋，十年浩劫终于结束，老书记刘介愚从武大被调回华师，陶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并担任副院长。院长刘若曾原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也是终生热爱教育事业的前辈，所以新老领导相处比较融洽。陶军再次主持“恢复旧家园”，使学校尽快结束混乱局面，重新建立正常秩序。同时，华师还与中山大学率先恢复学报，并且公开向国外发行，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1979年秋我初次访美，所到之处都有人问：“连北大、清华学报都未能向国外发行，你们学校为什么能够如此开放？”陶军是主管外事的，我校又接受了第一批美国高层学者（如高慕轲等）来华进修，还接受了耶鲁大学青年英语教师轮番来外语系工作。外事处的年轻干部热情干练，他们与耶鲁大学的年轻人很快打成一片，并且还利用暑假办了好几期美国人学习中文的培训班，扩大了华师在海外的影响。

但是，华师校领导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长期闭关自守、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潮，再加上“文革”期间派性斗争的遗毒，使得有些人总是把学校老领导官复原职看成是“走资派”复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人为数不少，上蹿下跳，兴风作浪。他们自以为是对革命忠诚，实际上已成为改革开放的严重阻力。陶军虽然早就得到平反，但仍然被某些人认为有“崇洋媚外”嫌疑。例如，耶鲁大学的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一直在寻找往昔合作办学伙伴——老华中大学。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他们终于认定“华师”是“华大”的继承者。由于读过教会大学，陶军比较珍惜这段历史情谊，很快就与雅礼协会正式签订了新的学术交流协议，并且及时上报教育部。可笑的是校内居然有人无理取闹，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文化渗透，并且迫使校党委取消这一协议。他们还想进一步兴风作浪，幸好教育部及时批示同意华师与雅礼协会的交流协议，才使得这些人偃旗息鼓。但华师取消协议的通知已经发出，雅礼协会无法接受这一尴尬局面，只有暂停相互交流。直到我接任院长时再次访问耶鲁大学，才重新延续了这段历史情缘。

1981年至1983年，陶军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总算圆了他30多年以前企望转战外交战线的美梦，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自己的风貌与才华。但是由于年龄限制与健康原因，他还是回到了华师这个永远的老窝。其时正好碰上学校领导班子换届，根据中央“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原有的老领导基本上都退下来了，陶军虽挂名“顾问”，但已不再介入校部工作。他从不计较这些名位得失，仍然一如既往地敬业乐群，呕心沥血，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参与华师出版社创建工作，这是他遗留给母校的又一项重大劳绩。他虽然年近古稀，但仍然朝气蓬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华师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在学术水平与对外交往方面突飞猛进，他那“有十几个博士在校园里晃荡晃荡”的梦想早已成为现实，华师前程如锦，这对一个老校长真是莫大的安慰。然而天不假年，1987年他因心脏病猝发而辞世，发病时正好在校门附近，我赶到时他已被抬上救护车。由于他昏迷未醒，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急速驰去。从此天人相隔，也未能最后告别。唯一使我得到安慰的，是他那面容的安详，似乎没有任何痛苦，更不显任何悲伤。

再喊一声“陶军同志”！风雨同舟38年，怎能忘记那些共同战斗的岁月，患难与共，艰危共担？我虽不是千里马，却始终难忘你的知遇之恩，正是你的关切、期许与多年的引导，才使我多少能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你的名字已经为好几代华师人所铭记，并且必将融入源远流长的华师学脉之中。

范军

编一本纪念陶军教授的集子是我很早就有的一个愿望。

由于特殊的机缘，大约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时我就知道了陶军这个名字。首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陶老已是十年之后。1983年上半年，刚从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卸任回国的陶军副院长给全校师生做国际形势报告，我那时读大二，曾有幸聆听过。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又过了十五六年，我调到学校出版社任职。出版社是1985年陶老刚从校领导岗位退居二线担任顾问时积极倡导成立的，他兼任了出版社的首任总编辑。作为第五任总编辑，我上岗不久便拜读了他的遗著——《陶军诗词选》，初步领略了陶老的品格与才情，后又从领导、老师和同事口中知道了更多陶老的感人事迹和坎坷经历。2015年，出版社成立30周年，我们策划推出《书人书事：华大出版三十年》一书，社里几任老领导朱峰社长，黄弗同、尹均生、王先霈三任总编不约而同写的都是陶老。陶老的英名、风采、传说，更是在一代代校友，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老辈校友中口耳相传，绵延不绝。这不觉让人想起臧克家那首名诗《有的人》，陶老正是那种永远“活着”的人，活在人民的心中，活在华师成千上万师生的记忆中。

早在2006年酝酿出版“华大学人研究书系”时，就想到过陶老。后来这套书陆续推出了钱基博、韦卓民、张舜徽、黄溥、章开沅、黄曼君等杰出学人、教育名家的研究性或纪念性文集时，我们再次想到并着手布置陶老纪念文集的编纂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被搁了下来。直到2016年底我调回学报编辑部才旧事重提，并由我本人牵头组稿，副主编邓宏炎等人协助，拟在2017年陶老逝世30周年、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纪念文集。

为了编好这个集子，我们尽可能搜集过去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还有内部资料以及档案中关涉陶军教授的文字，陆陆续续得到上百篇（首）。在此基础上，分别在校报、《校友通讯》、学校网站公开征文，又主动约请熟悉陶老的老专家、老领导及亲友撰稿。陶老的子女陶笑虹、陶笑坡、陶笑聆等全力支持配合我们的工作，提供相关资料，特别是照片、书影、手迹，还以“陶诸笑”的名义合作撰写了感情充沛、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的长文《历万山曲道 笑在花丛——父亲百年诞辰纪念》的长文。遗憾的是，陶老的夫人杨景星老师已过世多年，只好收录老人家以前编辑的纪念性集子及撰写的相关文章以示纪念。

征文的过程也是我们受教育和被感动的过程。年逾九旬的章开沅先生得知消息，在收到约稿函不到二十天就转来一篇七干余字的长文——《难忘风雨同舟情——忆陶军》，文情并茂，令人感佩。不仅有像章老这样的“90后”，还有杨宏禹、王启康、张厚安、戴本博、周西林、吴锦琴、曾祖荫、肖汉森、程毅诸位“85后”教授。景才瑞、董宝良两位耄耋老人身体不好，还颤颤巍巍亲自把写好的手稿送到编辑部，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老领导晏章万书记、王庆生校长、李以章部长等字斟句酌撰文，仔细查找核实材料，无不用心用情。更让人感动不已的是老教务处长黄锦汉老师。当我们给远在上海的老人打电话约稿时，他正准备去住院治病。老人家说最近身体不好，医生建议住院一阵子，纪念陶老实在很有意义很有必要，但自己恐怕一时半会儿写不了了。但过了不到十天，我们收到来自上海一家医院的信函，黄老师用医院的稿纸一笔一画亲笔写就了纪念文章——《陶军的办学思想》。这竟是老人家留给世人最后的文字。过了不到二十天，黄老师与世长辞。

这本集子原定书名为《陶军学术与人生》，现在改为《永远的怀念——忆陶军》，一是与征集到的文章主题更切近，二是更能反映纪念陶老的意义。陶老是优秀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等领域卓有建树；陶老又是杰出的党员领导干部、出色的高校管理者，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办好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既需要一流的学者，也需要一流的管理者；既需要良好的学术生态，也需要良好的政治生态。诚如黄锦汉老师所写的，陶老是有自己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也正如邢福义教授所称道的，陶老（他称之为“陶公”）是品格高尚、让后辈高山仰止的一代“人师”；更是熊铁基教授文章所标示的——党员干部的好榜样。这些文章以生动鲜活的事例、个人真切的感受告诉后人，一个杰出的大学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这本纪念性文集就要出版了。我们相信，它的问世无疑有助于让后人尤其是让更多华师人记住陶老的名字，学习陶老的品格，把陶老等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17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