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旅行》是鸟居龙藏根据其1906-1908年第一、二次蒙古调查的日记整理编纂而成的历史地理考古行纪。鸟居龙藏第一、二次蒙古调查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东、西戈壁沙漠间的兴安岭及其西拉木伦河流域，具体而言调查范围北至外蒙古的喀尔喀，南至内蒙古的赤峰地区。

《蒙古旅行》记录了鸟居龙藏对从东、西戈壁沙漠间的兴安岭到西拉木伦河流域，向北有外蒙古的喀尔喀，南到内蒙古的赤峰地区的调查。调查的内容以日记的形式呈现。作为日记的格式，不仅记载着各地的地形环境，翔实的气温记录，还记载着季节的实际状况以及冷暖温差大的地域特征。本书从服饰、性格、居住形式、家庭构成、生业等方面记载着内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的习俗，并保留有照片。

一 蒙古旅行的动机

 喀喇沁王的招聘

 喀喇沁的生活

二 喀喇沁及赤峰

 喀喇沁的地势

 现今的喀喇沁

 往时的喀喇沁

 喀喇沁至赤峰

 赤峰及其附近

 英金河畔遗迹遗物

三 辽中京

 赤峰至喀喇沁王府

 石虎遗迹

 返赤峰

四 赤峰以北至翁牛特

 北方旅行的最佳时机

 蒙古旅行的向导

 旅行准备

 赤峰启程

 宿泊状况

 招素河流域

 卜罗科河流域

 国公坟古迹

 乌丹城

 东翁牛特

 再访国公坟

 返东翁牛特王府

 临行生变

五 翁牛特至西拉木伦河

 蒙古味渐浓

 东戈壁沙漠

 西拉木伦河冰解，旅程生变

 西拉木伦河畔石器时代的遗物

 渡西拉木伦河的难题

 渡西拉木伦河

 西拉木伦河石桥

六 大巴林至阿鲁科尔沁

 西拉木伦河至大巴林王府

 至庆州古城

 庆州古城

 至小巴林王府

 小巴林至乌尔吉木伦

 辽上京

 阿鲁科尔沁

七 阿鲁科尔沁至乌珠穆沁

 至白城

 白城的研究

 至兴安岭

 翻越兴安岭

 兴安岭的名称研究

八 西乌珠穆沁

 西乌珠穆沁和蒙古风俗

 乌珠穆沁王府

 王府启程

 盐湖及其附近

 至外蒙古

九 外蒙古喀尔喀王府

 初至外蒙古

 外蒙古的研究

 世人不知的长城

 至喀尔喀王府

 喀尔喀王府

十 喀尔喀王府至内蒙古东乌珠穆沁

 王府以北的艰难旅程

 贝尔湖

 各国地图的谬误

 巴尔喀族部落的旅程

 索伦探险的失败

 达格图板升领地

十一 东乌珠穆沁

 东乌珠穆沁

 兴安岭的塔尔巴干

 蒙古人的占卜

 东乌珠穆沁王府

 王府启程

十二 东西札鲁特

 东札鲁特

 翻越兴安岭

 东札鲁特王府

 西札鲁特

 萨满教的研究

十三 阿鲁科尔沁至赤蜂

 再至阿鲁科尔沁

 蒙古摔跤

 至巴林

 渡西拉木伦河

 东翁牛特王府至赤峰

十四 赤峰至北京

 第二次的旅程

 喀喇沁王府

 热河至长城

 万里长城

 至北京

十五 北京至张家口

 北京至长城南口

 南口至怀来河

 怀来河至宣化府

 张家口

十六 张家口至多伦诺尔

 蒙古味渐浓

 上都河流域

 多伦诺尔

十七 多伦诺尔至经棚

 至上都古城

 上都古城的研究

 至经棚

 达赉诺尔

 再返经棚

十八 经棚至土城子西拉木伦河

 西拉木伦河上游

 土城子的横祸

十九 西拉木伦河石桥至大板身

 渡西拉木伦河石桥

 至大板身

二十 小巴林至阿鲁科尔沁

 小巴林王府附近

 至阿鲁科尔沁王府

二十一 阿鲁科尔沁至老哈河

 阿鲁科尔沁王府启程

 渡狼水

 至老哈河

二十二 奈曼

 横老哈河

 奈曼王府

 至敖汉

二十三 敖汉至赤峰

 敖汉王府

 返赤峰

二十四 赤峰至朝阳

 翻越巴奇尔阿岭

 至朝阳

二十五 朝阳至锦州、北京

 大凌河流域

 中国旅店

 锦州至北京

附表

索引

译后记

六月七日上午八点，向巴音豪饶启程。大陆性山脉。东、西、北方皆丘陵。眼下，我们在途中，向远方眺望，皆山峦叠嶂。地势逐渐升高，已经走进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有几处回鹘族的遗物。

沿丘陵或上或下，行三里，始有一村，唤作“车钦哈雅图”，有五六户。该村位于内外蒙古的边界，“车钦”即“车臣”，“哈雅图”即“边界”，虽为达格图板升之领，然前方乃内蒙古东乌珠穆沁之地，该村有套路盖。走进一户家庭吃午饭，时为正午十二点。

自巴音豪饶启程，途中多有回鹘族的遗物，位于裸露着砂石或车轮碾压过的地方。有陶片、石镞等，形制和前日相同。

自巴音豪饶启程，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多有“塔尔巴干”（旱獭），塔尔巴干属土鼠类，其大小与猫相当。形似狸，有锋利的牙齿。穴居，食草根。它们在洞外直立时，后肢蹲坐，前肢蜷缩胸前，其形有如袋鼠，其鸣叫似“唧唧”。该地的塔尔巴干不计胜数，其洞穴颇为精巧，每个洞穴皆有三四个洞口，如若威胁来自其中一个，便可由其他洞口逃走。在西乌珠穆沁完全看不到塔尔巴干，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在外蒙古也有称作“塔尔巴干泰”的地方，亦有塔尔巴干栖息。“泰”即“有”，“塔尔巴干泰”即“有塔尔巴干”。

一随行的蒙古人，纵身一跃，骑上马去追赶塔尔巴干。塔尔巴干虽不易被人捕获，然该时已经忘记洞穴的位置，被马匹追赶着四处逃窜。台吉亦跃上马背追赶，最终在两方的围堵下将其捕获。为制作标本，我花些钱财将塔尔巴干买下。剥皮后，将肉分给蒙古人食用。蒙古人不喜，未食用。曾经的蒙古人喜食塔尔巴干，现今的蒙古人并不食用。

该地多有塔尔巴干，我们已经走进山中。于该村喝茶休息，重新整备车辆，继续赶路。前往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取向南而稍偏东，地势仍为丘陵，没有一座岩石山，皆沙丘。

地势渐升，道取西南，约十里，抵老哈。时值下午三点。如若继续，时间和村落的情况都不允许，遂决定于此宿泊。是日行程四十里。

老哈是我们抵达东乌珠穆沁遇到的第一个村落。是日，在由车钦哈雅图至此的途中，亦发现有很多回鹘族的遗迹，且越接近东乌珠穆沁数量越多。如此，非常适合采集遗物。在裸露着沙土的地方多发现有青玉、石斧、石剃刀等。

由此，开始在东乌珠穆沁的旅程。即便在西乌珠穆沁，有关东乌珠穆沁的情况也有所耳闻。相比既无武器又无士兵的西乌珠穆沁，东乌珠穆沁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各个组织都在招兵买马，即使在村中也配置有官兵。我将在日后的日记中提及。西乌珠穆沁将东乌珠穆沁称作“吉利格泰”，意为“有兵”。

东乌珠穆沁的生活和西乌珠穆沁及其外蒙古相同，皆营畜牧，不务农，以开垦土地为耻。

东、西乌珠穆沁皆属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位于兴安岭腹地，地势平坦，东乌珠穆沁则完全处在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其地势起伏变化。村落位于两山之间稍稍开阔的地方。如此，猛然一看并未有无垠大陆的感怀，而完全是在山中行走。

有如西乌珠穆沁，东乌珠穆沁至今仍崇尚古风，在民俗学方面，是研究内蒙古风俗最为重要的地方。其大体与西乌珠穆沁相同，只是在衣服的缝纫方法以及帽子的形状等方面有些许不同。

在言语方面有较大的差别，两方各有不同的方言。另外，虽名称相同，然东、西乌珠穆沁却在政治上各自独立，分属不同的王爷。再有，两地的居民不相往来，各自为政。

P150-151

我现今在蒙古国中部巴彦洪戈尔省Emeelt Tolgoi遗址发掘现场的蒙古包中写下本书的序文。想百年前，能够完成内蒙古东部的人类学调查并记下《蒙古旅行》的辛酸，不禁感慨万千。从西拉木伦河至外蒙古东部绵延着所谓忙哈的沙丘。虽与我现今位于的草原地带不同，然鸟居龙藏的调查同样是在蒙古大地进行的，经历着超出常人想象的艰辛，并为我们留下架起现代与过去的记录。鸟居龙藏的调查以人类学为主，涉及语言及考古学等多个领域，不单是一般性的调查，更是综合性的学术调查。这样的调查并非单纯的探险，而是作为携妻子及刚出生女儿的生活者的记录；由于重视和当地人的接触，它更是一篇翔实记载当时风土民情的重要的民族志。

1870年，鸟居龙藏生于日本国德岛县，受坪井正五郎之邀，1884年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学习，1905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22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其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在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台湾等地进行遗址或人类学的调查。虽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调一致，然鸟居留下的记录，绝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谍报，而是珍贵的民族学材料或考古学遗迹的记录。1924年，由于人类学教研室内部的人事问题，鸟居从东京大学辞职。先后作为国学院大学、上智大学，甚至是北京的燕京大学的教授，下到田野进行考古学以及人类学的调查，并与日本的帝国主义分道扬镳，成为真正的人类学者或考古学者。可以说鸟居龙藏穷其一生都在致力于辽中京府、庆陵等地的辽代遗迹的考古学研究。直至战败后的1951年才从中国回到日本。

鸟居龙藏携妻子及不到一岁的女儿，于清末1908年1月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清末主要居住着蒙古族，也有一部分地区居住着满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群众和汉族，成分非常复杂，即使从今日的民族问题考量，亦是非常重要。即便同样是蒙古族，也有众多部落的区别。在西拉木伦河以南接近清朝中心的赤峰等地，即使和西拉木伦河以北同样都是蒙古人的情况下，性格也不尽相同。据说从西拉木伦河以北至外蒙古的蒙古人更加淳朴和富有人情味。这是从接触农耕民族的地区过渡至专门从事畜牧业的地区，其民族性的差异，或是与其他集团的社会接触中人性差异的表现。再者，同样都是蒙语，鸟居根据自身的语言能力，也发现外蒙古和内蒙古的明显不同。

只有鸟居龙藏周到的调查战略才能够对每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服装乃至居住方面的差异做到细致入微的观察或调查。1906年，鸟居在调查前应喀喇沁右旗王之邀，和妻子赴喀喇沁成为日本语教师，为期一年，并学习蒙语。其间，由于妻子生产，鸟居曾一度回到日本，不久便赴喀喇沁。1907年12月，学习蒙语的同时，积极准备调查旅行。1908年1月21日，鸟居龙藏从赤峰出发，凭借清朝政府颁发的护照，用蒙语与衙役交涉，并令其准备马、马车以及向导，沿着蒙古族的王府以及村落前行，开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苦调查。再有，令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同行，混入村中，正是鸟居独特的战略，更是此时欧美探险家或调查旅行者难以企及的绝技。

调查的内容以日记的形式呈现。作为日记的格式，不仅记载着各地的地形环境，翔实的气温记录，还记载着季节的实际状况以及冷暖温差大的地域特征。本书从服饰、性格、居住形式、家庭构成、生业等方面记载着内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的习俗，并保留有照片。本书卷头刊载的彩色照片，仍为我们保留着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外蒙古人的相貌装扮。再有，有关海拉尔附近卜骨风俗的记录，也非常有趣。使用羊的右肩胛骨，依据灼烧的裂纹而进行占卜的行为，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的中国西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西北部对于畜牧的依存程度不断升高，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卜骨和畜牧文化的关系。无论如何，畜牧文化中的卜骨风俗在蒙古一直保留至二十世纪初，这着实令人惊讶。

有关辽中京府、白塔、元上都、古城子等的考古学的记载也非常详细。再有，各个地点都记载有东胡遗迹。尽管依据采集到的五铢钱将遗址判断为东胡遗迹，然即使是现在都很难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东胡的实际情况。海拉尔现在发现有多处鲜卑遗迹，被鸟居龙藏认为是东胡遗址的也有可能是鲜卑的遗迹。西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陶器据说在外蒙古的喀尔喀附近也有采集，恐怕是包含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时代的遗迹。另外，在外蒙古也发现有长城模样的堡垒。鸟居认为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遗物，今天来看恐怕是金长城。

本书写于百年前，相对现代日语，其使用稍微古典的语体写就，想必对于现代的日本人都很难理解。翻译不光要面对这样的文体，更要理解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想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本书译者是长春师范大学的教授郑春颖女士以及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博士课程在读的戴玥先生。郑春颖女士曾于2013年至2014年作为访问学者在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考古学研究室访学，专门从事高句丽、渤海国方面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对研究包含辽金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考古学具有很深的造诣，非常适合翻译此书。戴玥先生现在是九州大学的博士生，将要提交有关欧亚大陆东部青铜器的博士论文，他是我指导的学生。他的研究领域当然也包含着内、外蒙古。他己在日本生活四年，熟知日本的习惯，也更加能够深刻理解鸟居龙藏作为日本人的观点。因此，两名译者非常适合翻译本书。由他们翻译的著作能够出版，对于指导过他们的我来说真是非常高兴。而且，本书可以使中国的读者知晓百年前在中国东北的内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地区进行的综合性调查的内容，其实不仅是知晓当时的少数民族以及遗迹的实际状况，更可能为鸟居龙藏这样代表亚洲的人类学者的事迹感动。同样，作为在中国和蒙古进行田野调查以及研究的我来说，这本研究类的书籍也相当于我的圣经。

于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巴彦温都尔

九州大学副校长宫本一夫

2017年8月17日

2015年初，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太山先生不弃，有幸能够参与《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的翻译工作，本人真是甚感荣幸。随即表示希望将鸟居龙藏百年前出版的《蒙古旅行》翻译成中文，以期与读者分享。鸟居龙藏被誉为日本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先驱。翻译本书的初衷，唯有希冀从学术史的角度再次发现并诠释百年前日本有关海外调查的大量资料。而鸟居龙藏在明治时代末期对于辽东半岛以及蒙古东部的调查恰好是大规模海外调查的起始点，从某种程度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欲半年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怎奈百年前的语言，介于古典日语与现代日语之间，通译起来相当劳神费力。加之平素课业繁重，囿于各种课程报告，无法抽身，只得利用各种零散时间，以致竟然拖延两年，至今终将完成。

有关鸟居龙藏蒙古调查的经纬及其与蒙古长达半生的情缘完全肇始自偶然。1906年4月，鸟居龙藏借夫人赴蒙古喀喇沁王府女子学堂任教的机会，首次踏上蒙古高原的土地。自此，鸟居龙藏对于蒙古东部的调查多达五次以上。1907年6月，鸟居龙藏携夫人及其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幸子再度赴蒙，直至1908年12月。正是《蒙古旅行》详细记录的第二次蒙古东部的调查。此次调查正式始自1908年5月，自赤峰、翁牛特，渡西拉木伦河，至巴林、阿鲁科尔沁，翻越大兴安岭，经乌珠穆沁、喀尔喀、车臣汗，自贝尔湖向南，经阿鲁科尔沁、喀喇沁至北京。1908年9月，再经多伦诺尔、克什克腾、奈曼、敖汉、土默特至朝阳、北京。

日本明治时代末期，学术界多有将中国史书中记载的起源于中国东北及其蒙古东部的民族视作相同民族的倾向。即乌桓、鲜卑、契丹、奚等皆属东胡，甚至认为蒙古人的起源亦与东胡同源。此次有关蒙古东部的第二次调查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鸟居龙藏本人希冀通过考古学的调查，印证这样的假设，探讨东胡民族的起源。只不过根据现有的文本可知，鸟居龙藏基于地表遗物的形制或埋藏遗物的深度估算，并未能够有效地判断早期遗物的相对年代。

遵循东胡民族“石器时代到乌桓、鲜卑时代到辽（契丹）时代”的发展脉络，此次调查不仅涉及红山后等重要的史前遗址，还涉及辽上京、中京等多处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城址和墓葬。不仅如此，鸟居龙藏沿途还采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并从服饰、制陶、歌谣等多个方面进行民族学的调查。

从历史背景而言，尽管鸟居龙藏被认为是能够坚持学术纯粹性的学者，然而其对于中国东北及其蒙古高原的兴趣，无疑在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作为“预定征服的地域”，中国东北及其蒙古高原的调查，在公有机构对于支配地域社会文化状况的渴求下，而被强力地推动。如此，明治时代末期，作为西方社会民族学或人类学兴起的再现，日本大规模海外调查及其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就此拉开帷幕。

现今，距离鸟居龙藏第二次蒙古东部的调查已有百余年，起初采集或发掘的大部分材料依旧收藏在东京大学或鸟居龙藏博物馆。这批资料的整理、发表及其重新诠释，仰赖中、日两国学者今后长期、系统且富有意义的工作。

文末，感谢诸位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努力。感谢富宝财先生的夫人银春女士的帮助，没有她，笔者无法完成本书蒙语的转译。感谢父母的支持，放任笔者的不羁，令笔者在而立年依旧无忧的求学。

于日本福冈箱崎寓所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