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下面描述的极不寻常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奥兰。在常人看来，这种事不该发生在这座城市。因为初看奥兰，外表平淡无奇，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普通港口城市而已。
应当承认，城市本身很丑陋。表面上看气氛温和，令人陶醉。只有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找出这座城市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商业中心的不同之处。譬如，怎样构想出这样一幅城市的图画，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和花园，从来听不到小鸟的振翅声和树叶的婆娑声？简言之，这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地方。只有观察天空才能辨别出季节；只有清新的空气，以及小贩从郊外带来的一篮篮鲜花，才能告诉人们春天来临，那是一种在集市上叫卖的春天。夏天，太阳烘烤着干燥的房屋，墙壁布满了灰尘，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拉下百叶窗，避开户外的高温。而在秋天，大雨倾盆、满地泥浆。只有到了冬天，气候才真正舒适。
也许了解一座城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弄清市民是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又如何死去。或许是受气候的影响，在我们的城市中，人们以相同的路线上班，相同的热情谈情说爱，却都漫不经心地走完一生。事实上，人们已疲惫不堪，继而将精力花在培养兴趣爱好上。那里的居民辛勤工作，目的只为致富。他们对做生意很感兴趣，把经商看得很重要。当然，他们也有寻常的生活乐趣，如调情，洗海水浴和看电影。然而，他们很明智地将这些消遣方式保留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利用一周内其余的几天尽可能多赚点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到咖啡馆里喝喝咖啡，在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散散步，或者就在自家阳台上吹吹风。年轻人追求短暂而热烈的激情；而年纪稍大的男性所迷恋的，不外乎上球馆打保龄球、参加宴会和社交，或者去俱乐部狂赌。
无疑，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城市不算独特，和我们当代人过的生活大致一样。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继续在赌牌、喝咖啡以及闲扯中挥霍剩余的时间，这在现今的社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仍有一些城镇和乡村的居民时不时会思考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但是能有这样的想法，也很不错。可是，奥兰是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换言之，人们似乎不会考虑其他的生活内容。因此，没有必要详述这里人们的恋爱方式。男人和女人之间不是短暂地放纵激情，就是安定下来过着平静的夫妻生活。这两种状态并不特殊，而且很少有情况游离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奥兰，和别处一样，人们由于缺少时间思考，相爱的时候就会处于不自觉的状态。
这座城市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垂死的人遇到的困难。“困难”这词也许并不好，“难熬”更恰当些。生病常常令人不快，在一些城镇，如果你生病了，人们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说，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勉强过得去。一个病人需要关心，希望能有所依靠，这是很自然的。但在奥兰，为了适应极端暴烈的天气、大量的生意、压抑乏味的环境、突如其来的黄昏以及娱乐享受，人们需要良好的健康状况。一个病人会感到孤独困窘，更不要说是垂死的人了。想想看，全城的人坐在咖啡馆里，或在电话里忙着谈论装运、提单、贴现，而一个垂死的病人在冒着咝咝热气的重重围墙的包围中，这该是何等境遇？即便在现代社会中，在如此干燥的地方，死神临近时会让人遭受怎样的煎熬啊。
上述粗略的描述，使人们对本城有了直接清楚的了解，但是这些情况不该予以夸张，要说明的是我们城市的面貌和生活一样平庸。好在一旦习惯了也就不难过日子了。自从市民的习惯迎合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切也就顺其自然了。这么看来，必须承认，这座城市的生活缺少一些刺激。但至少，像社会动荡这样的事很少发生在这里，居民们坦诚、友好、勤勉，常常受到游客的敬仰。奥兰城的一草一木虽然缺乏魅力、没有灵魂，却给人平静之感，最后人们便会在此怡然自得地进入梦乡了。
平心而论，奥兰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它处于光秃秃的高原中心，四周环绕着阳光照耀的山丘，脚下是一片形状完美的海湾。遗憾的是城市是背对着海湾建造的，所以要看海还得自己去找。
像这样在奥兰城过着平凡的日子，人们根本不会想到那年春天发生的小事，将会是之后重大事件的预兆。关于这些，我们后面会进行叙述。对一部分人来说，这些事似乎不足为怪，而对其他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很显然，叙述者不会顾及这两方不同的观点。他的工作只是讲述“发生了什么事”。当他知道某件事的确发生了，而且还紧密关系到全体百姓的生死，而且成千上万的目击者会从心底证实他所讲的故事的真实性。
无论如何，这位叙述者——他的身份之后要被揭晓，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让他收集足够的证据，如果不是某种力量让与他所叙述的事情紧密联系，他就没有机会来从事这项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理由担任史学家的角色。当然，一个史学家，即便是业余的，也会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目前，叙述者的资料有三类：首先，来自他亲眼所见的；其次，来自其他目击者的描述，由于他的身份，他能收集事件中所有人向他吐露的心声；最后，他手上还有一些文字资料，打算在需要的时候加以利用，然后在最恰当的时候加以印证。而且还可以……
好了，故事的铺垫和言过其实的话到此为止，还是言归正传，故事开头几天发生的事，需描述得详尽细致。P3-5
阿尔贝·加缪，作为一位作家，他的创作如此丰富，除了长、短篇小说，还有大量戏剧以及散文随笔。1957年，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他才四十四岁。作为一位哲学家，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想对后来的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本人多次否认隶属哪个个流派，然而加缪在一系列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对生活积极应对的态度以及在异己与荒诞世界的坚持和反抗，都证明了他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加缪是出生和成长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后裔，生活于阿尔及尔的贫民区，毕业于阿尔及尔大学。他做过家教．加入过共产党，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现实中的加缪与文学中的“局外人”不同，他始终是一名积极介入生活的知识分子，从不随波逐流。1960年，加缪遇车祸意外身亡。英年早逝的才俊给世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是他对人类生存的睿智思考却不断地启迪着后来者。随笔《西西弗的神话》虽是本薄薄的小册子，却汇聚了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具体系的荒诞哲理。加缪在序言里说，“尽管《西西弗的神话》提出的是道德问题，但它的结论对于尚处沙漠之中的我来说，不啻于鼓励我继续生存和创作的一种邀请。”加缪用西西弗的故事表达了他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论点：世界的荒诞以及人类的反抗，这也是其文学表达的主题。
加缪的贡献在于他是明确地将“荒诞”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第一人。加缪之后，“荒诞”成了哲学流派的重要术语和美学领域的审美范畴。20世纪以来，政治风云变幻、经济萧条带来的居无定所，战争、变革对人的伤害，贫穷、疾病给人们带来的困扰，背井离乡的孤独，理想破灭、信仰危机……现实世界以一种强大的不可知不可控的力量左右着人们，压迫着人们，如同西西弗那即将落下的巨石。人在现实面前感到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现实的荒诞感如影随形伴随着人类。《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就处于这一生存状态中。这是一个中篇，分为两部，一开头是这样的：“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引出了玩世不恭、有违社会常理的“局外人”默尔索。接下来，默尔索参加母亲的葬礼却并没有流泪；和女友去海边游泳但并不爱她，不过，对方若提出结婚默尔索也表示赞同；后来，默尔索莫名其妙地枪杀了一名阿拉伯人，接着又向尸体连开四枪，既非和对方产生冲突也没有内心的恐惧忏悔：“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被捕之后，对待审讯和死刑他无所畏惧。这个对生活毫无热情和期许的人，以一副冥顽不化的“局外人”状态生存于现实中，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对付各种人生问题。小说中，加缪透过默尔索的冷眼，映照现实的冰凉和冷漠：大自然烦闷酷热，律师搜集犯罪证据，法官核实人格特征，庭长追问杀人动机，在默尔索看来，“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可是司法程序都是一场游戏，只能引起生理上的疲劳困倦，于是默尔索以一种平静、无情的姿态面对即将来临的法律严惩。这种消极、冷漠、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无疑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荒诞现实中的荒诞人生。正如萨特的评价：“他的主人公不好不坏，既不道德也不伤风败俗。这些范畴对他都不适用：他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作者名之日‘荒诞’。”小说真实地表达了一个“局外人”“另类”的内心真实，对生存处境的“不迎合”和反抗。
对荒诞世界的哲理反思同样体现在他1947年出版的《鼠疫》中。小说通过医生李欧救死扶伤的职业品德表达了人在绝境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精神。1942年，正值二战期间，加缪在法国南部山区疗养时，恰遇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一时他与家人音讯断绝而陷于焦虑不安中。加缪痛恨法西斯反人性的战争，它像鼠疫病菌一样蔓延摧毁着无辜的人们，加缪孤独的疗养生活经验催发了他创作《鼠疫》的动机。作品突出身陷鼠疫之城、绝境求生的人们在荒诞世界中直面困境的勇气和抗争精神。小说发表以后，人们从《鼠疫》故事中获得了更多的哲理启示。
值得一提的是，和加缪的很多作品一样，《局外人》和《鼠疫》的写作背景都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对一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来说，加缪始终认为阿尔及利亚和法国都是自己的祖国，然而，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身份，北非阿拉伯人和欧洲白人的族群，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却常常使他置身于两难处境，这些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在他的创作中。《局外人》中的默尔索枪击的对象选择的是一个阿拉伯人！为什么是要选择阿拉伯人？杀人犯默尔索并没有得到阿拉伯人的审判；他最初关进的牢房里大多是阿拉伯人，养老院里的女护士是阿拉伯人……可见，这是一个阿拉伯世界，尽管形象有些模糊。在加缪笔下，这些阿拉伯人没有名字，没有声音，只是一个族群没有个性特征，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谁是局外人？是默尔索，还是阿拉伯人？“局外人”似乎有了一语双关的意味。就像加缪的另一个短篇《东道主》。小说讲述了小学教师达鲁受警察之托，送杀人嫌犯去警察局的故事。白人达鲁是小学教师，教师身份的文化意义在于：文化启蒙者，文明布道者；达鲁还是罪犯的押送者，但是这个具有文明布道者意义的教师更多地充当了保护者而不是押送者的角色。这里，阿拉伯人无言无名，依然没有话语权，故事在“达鲁(小学教师)——阿拉伯人(杀人嫌犯)”之间展开“说和听”“启蒙教化和野蛮愚昧”“保护一受惠”的二元叙述，结尾意味深长的是，杀人犯并没有按照达鲁指引的方向逃离法律的制裁，而走上了囚徒之路。需要救赎的是谁？白人还是阿拉伯人？小说取名《东道主》，谁是“东道主”？白人还是阿拉伯人？显然，这同样带有双重含义。这种纠结矛盾的表达是因作家的双重处境所然。对于法国人来说，加缪是“黑脚法国人”(欧洲人对长期生活在非洲的白人的戏称，因为气候炎热、光照强烈，白人露出的白脚经久日晒成为黑色)，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加缪是欧洲人。
今天看来，正是这多重的文化身份造就了加缪。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北师大比较文学博士
褚蓓娟
《鼠疫局外人(全译插图本)(精)》收录了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缪的两部作品：《鼠疫》与《局外人》。这两部作品同是加缪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缪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在艰苦搏斗中感受着人生的幸福。
《鼠疫局外人(全译插图本)(精)》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鼠疫》和《局外人》。《鼠疫》描写了北非地中海地区一座商业城市爆发鼠疫的经过，细致入微地描写城里各色人等不同的心理状态，孤独、恐惧、焦虑、痛苦和挣扎，表现了对人性的探索。《局外人》讲述了一个年轻人从失去母亲到入狱后被判死刑的经过。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深刻而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