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著的《双城记》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与以往历史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和大部分故事情节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本书的写作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以巴黎和伦敦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反映了当时两座城市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作者以虚构人物曼内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将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故事独立却又相互关联,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多种写作手法: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使得故事情节曲折而富有戏剧性,整部小说显得严谨而完整,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能力。本书的风格是肃穆、沉郁的,文中充满忧愤也充满了爱的震撼。
《双城记》深刻描写18世纪封建制度下日渐腐败的欧洲贵族,鲜明地将贵族长期残害百姓、草营人命的恶行公诸于世。查尔斯·狄更斯生动地刻画出平民百姓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人民生活在困苦无助、饥寒交迫、贫病连连、受尽欺压的困境中,他们心中郁积了对贵族的刻骨深仇,终于引发了推翻政权、争取自由的法国大革命。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英、法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频繁来往英法两国的人们,常常被怀疑为通风报信的间谍。巴黎最贫困的圣·安东尼区里,汇集了许多穷苦的人民。酒店成为农民“雅客”的大本营。人民暗中商讨对策、招兵买马,进行着推翻政府的计划。
第一章 时代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当时,英国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位容貌平常的王后(指英王乔治三世及其王后夏洛特·索菲亚);法国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位容貌姣好的王后(指法国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两个国家那些坐食俸禄的权贵们心中,有一点比水晶还要明澈,那就是大局已定,江山永固了。
那是我主耶稣降生后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在那上天恩宠的幸福年代,英国正如当今一样,非常信奉神的启示。索斯科特太太(即乔安娜·索斯科特(1750—1814),自称是《圣经·新约·启示录》12章中那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冠冕”的“妇人”,能知未来祸福,自成一教派,直至二十世纪初尚有影响)刚刚过了她的二十五岁大寿,禁卫军中一个未卜先知的士兵,早已预言她这位圣灵将降临人间,宣称诸事已安排就绪,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按当时英国行政区划分,威斯敏斯特为伦敦以西另一城市,现为伦敦市一行政区)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公鸡巷的鬼魂用叩击声宣泄天机后被剪除(指发生在伦敦公鸡巷33号的一件轰动一时的诈骗案。一个名叫威廉·帕森斯的人,诡称该宅中每夜有鬼魂发出叩击之声,预告人间祸福。1762年骗局被拆穿,原来是他指使女儿所为,此人被处以枷刑),也只过去十二个年头,而在刚过去的这一年中,又有精灵鬼怪用叩击声来宣泄天机了(惊人地毫无新颖之处)。不过也有一些世俗事件的消息,来自美洲大陆英国臣民的一次会议(指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的第一届大陆会议),最近传到了英国朝野。说来也怪,这些消息对于人类,要比公鸡巷里孵出的任何一只小鸡宣泄的天机重要得多。
总的说来,法国不如她那位一手持盾、一手执三又戟的姊妹(相传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一手持盾,一手执三叉戟,英国以此作为其国家的徽章。表示称霸海上)那么热衷于鬼神。可她滥发纸币,挥霍无度。畅通无阻地走着下坡路。此外,她还在那些基督教牧师的指导下,以施行种种德政为乐,诸如剁去一个青年人的双手,用钳子拔掉他的舌头,然后把他活活烧死,只因他看见五六十码外有一行满身龌龊的修道士走过,没有在雨中跪下向他们行礼致敬。很有可能,在那个受难者被处决之时,长在法国和挪威森林中的一些树木,已被伐木人——命运之神做上标记,准备砍倒锯成木板,做成一种装有口袋和刀斧,在历史上曾令人胆战心惊的活动装置(指法国大革命时发明的断头台)。很有可能,就在那一天,在巴黎近郊种着几亩薄田的庄稼汉的简陋外屋里,也正停着几辆制作粗糙的大车,在那儿躲风避雨,车子溅满污泥,猪在周围拱嗅,家禽在上面栖息,这就是那个庄稼汉——死神留着用作大革命时押送死囚的囚车。可是那伐木人和庄稼汉,虽然不停地在干活,却默默无声,连走起路来都蹑手蹑脚,谁也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由于对胆敢怀疑他们并已觉醒的人都要加上不信神明和有意谋叛的罪名,情况就更加如此了。
在英国,几乎没有多少可供国人夸耀的秩序与安宁了。每天晚上,堂堂的京城都有明火执仗的盗窃和拦路抢劫的案件发生。各家各户都公开得到告诫:离家出城,须将家具送家具行仓库保管。黑夜拦路抢劫的强盗乃是白天市区经商的买卖人,若是在当“大王”时被同行的生意人认出,受到指责,就豪爽地给他的脑袋送上一枪,然后逃之夭夭:七个强盗拦劫邮车,被押车的警卫打死三个,接着,“由于弹药用尽”,警卫又被余下那四个强盗打死,之后,邮车被太太平平地洗劫一空;堂堂的伦敦市市长大人,也在特恩海姆公园被一个强盗拦劫,当着他全体扈从的面,把这位显赫人物抢了个精光;伦敦监狱里的犯人和看守发生斗殴,司法当局就用装有实弹的大口径短枪。朝他们一阵乱放;小偷在王宫的召见厅里剪走王公大臣脖子上的钻石十字架;武装士兵到圣贾尔斯区(伦敦一贫民区)搜查私货。乱民向士兵射击,士兵也向乱民开火,谁也不认为这类事有多越乎常轨。在处理这些事件中,屡屡动用刽子手,尽管徒劳而有害,但仍照用不误。一忽儿,绞杀几大串各式各样的罪犯;一忽儿,星期六吊死一个在星期二捕获的盗贼;一忽儿,在新门监狱(伦敦一著名监狱)烧死成打刚抓到的人;一忽儿,又在威斯敏斯特大厦(伦敦古建筑,当时英国高等法院所在地)门前焚烧小册子;今天处决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明天又处决一名偷了农家孩子六便士的可怜巴巴的小偷。
所有这些事情,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情,都发生在那令人难忘的已成过去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以及临近这一年的时候。就在那两个大下巴的男人和那两个容貌平常与容貌姣好的女子,忙于这些事情,热衷于用高压手段来维持他们的神圣权力时,那伐木人与庄稼汉也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操劳着。公元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这样引领着这些赫赫人主和芸芸小民——其中包括本书所要记述的人物——沿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条条道路,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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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我的孩子们、朋友们一起演出威尔基·柯林斯先生的剧本《冰海深处》时,我开始有了这个故事的主要构想。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愿望,想要亲自把这种构想具体地表现出来;于是我刻意精心、兴趣盎然地在我的想象中勾画出了故事人物的经历和心境,而对于一个富于洞察力的读者来说,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
故事在我的脑子中慢慢成熟,逐渐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故事完全攫住了我的心;我深深体验到,本书中人物所做的事情和它们所受的苦难,全都好像我的亲身经历一般。
凡是书中涉及(哪怕是略为涉及)大革命前及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民状况的地方,材料均来自最可靠的目击者,如实予以引述。我的一个希望是增添一点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形象的东西。来加深大家对那个恐怖时代的了解。当然,像卡莱尔先生(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文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席勒传》《成衣匠的改制》《法国大革命》等,此处指他的《法国大革命》)那本辉煌巨著中所包含的哲理。那是谁也不能奢望再增添什么的。
于伦敦塔维斯托克寓所
185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