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文学实验之书，探索文学组合的各种可能性。

卡尔维诺的文学想象跨越了学科的藩篱，无论是学、哲学，抑或政治学的零件，都被置入他那台轰鸣作响的文学机器之中。卡尔维诺要看看，这些奇妙的组合是否能产生出人意料的化学反应，它们又能够给文学带来哪些全新的可能性。卡尔维诺不仅为我们设想了文学机器存在的可能性，也为我们描绘了文学样式永远不会枯竭的无穷变化。

《文学机器(精)》是伊塔洛·卡尔维诺一生文学创作和实验的心得体会。

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是一台复杂的文学机器，他一生的工作便是将与时代休戚相关的科学、哲学、政治学的零件置入这台文学机器中，不断地磨合，不断地调试。

《文学机器(精)》是伊塔洛·卡尔维诺一生文学创作和实验的心得体会。在这部文集中，卡尔维诺在读者、作者、评论家的身份之间来回变换，不仅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探索了全新的可能性，也为我们的书架增添了全新的内容。

再版前言

前言

狮子的骨髓

小说中的自然与历史

物质世界的海洋

当今意大利小说的三个流派

帕韦塞：存在与创作

两位身处危机的作家之间的对话

意想不到的“美好年代

“垮掉的一代”与“体制”

挑战迷宫

苦涩的安详

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

不再讲废话

意大利语，各种语言之一

反语言

维托里尼：计划与文学

哲学与文学

领域的界定：滑稽

为谁创作？（假想的书架）

控制论与幽灵（关于作为组合式过程的叙事文学的笔记）

与月亮的关系

两个关于科学和文学的采访

为了一种能够提出更多要求的文学（维托里尼与1968年运动）

作为欲望表现的文学（针对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

痉挛的机器

颠倒的世界

领域的界定：色情（性与笑）

领域的界定：奇幻

如表演一样的小说

谈傅立叶（其一）：爱的社会

谈傅立叶（其二）：愿望的整理者

谈傅立叶（其三）：告别词，乌托邦的尘埃

极端主义

考古学家的目光

《约婚夫妇》：力量关系的小说

一个创建读者群的计划

城市里的神祇

政治对文学的正确和错误应用

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笔（论索尔·斯坦伯格的绘画作品）

格劳乔的雪茄

粗口

关于政治语言的注解

文学中现实的层次

作者生平

两位身处危机的作家之间的对话

本文来自1961年3月至4月间，我在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的许多城市发表的讲话。未出版。

几天以前，我遇到一位作家同行。他对我说：“我处于危机当中。”我回答说：“啊，你也是这样。我感到高兴。”

我和这位朋友很少见面，每年只有一次，或者连一次都没有，但我们会不时通信。无论是写信还是面谈，我们的想法总是彼此相反。他对我说，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完全是错误的，是一种理智主义的、干巴巴的、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事先考虑好的指责为基础编造出来的文学。他对我说，应该回归情感，回到19世纪伟大作家那种直接贴近生活的做法。我反驳他说，文学应该表达现代的生活，它的严酷，它的节奏，也包括它的机械性和非人性，以便找到当今人类生活真正的基础。

在讨论当中，我们都倾向于将自己的立场发展到极致：我坚持己见主要是为了让他发火，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因为我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他更是坚持己见，尤其因为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我发火。

所以，几天前见到我时，他说：“我处于危机当中。”然而我回答说：“噢，好啊，你也是这样！”我这样说，并非由于我残忍地享受他人的痛苦，而是因为一位作家处于危机当中（一位作家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与世界的一种特定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当这种关系显得并不合适时，就需要找到另外一种关系，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观察人和事物的真实情况，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是唯一可以使他有所收获的状态，也使他能够接触到某种真实的东西并写出人们恰好需要阅读的东西，尽管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自己需要那些东西。

“创作的时候，我们会强行改变生活，无论是出于道德主义和理智主义，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的朋友说，“所有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强迫自己书中的人物采取荒唐的举止。”这种话从我的对话者嘴里说出来，显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的作品正是以极端简单的内容，以及人物那些朴实、日常，从来不会受到强迫的情感而著称。

“你说过那些情感是荒唐的，但那才是正确的做法，”我回答说，“因为表现我们时代的生活，就意味着让其中没有明确表达的东西发展到极致的结果，使其中所有的戏剧性情节得到发展，或许直到创作出一部悲剧。”那位朋友斜眼看看我，而我也明白他在想什么：对于看到生活悲剧性的一面，我从未表现出兴趣，因为我的愿望更多是对现实滑稽的或者是喜剧性的变形。

不过，他没有这样说，而是沿着另外一条线索继续说了下去。“要想创作出悲剧，”他说，“就只有完全贴近生活，贴近人类现实。这种贴近是快乐的，是没有保留的，也不包括我们知识分子进行的任何争论。没有幸福感，就不可能称之为悲剧。只有我们能够表达人类生活的快乐时，才能真正具有悲剧性。”我的对话者以他通常那种沉重的口吻，说出了对于生活的快乐的颂扬之词。他是一个阴郁、忧伤、不苟言笑的人。

“然而，生活是可怕的！”我抗议道，同时放声大笑。

我们环顾四周。我们见面的地方，无论他还是我都不常去。那是罗马威尼托大街的一间咖啡馆，它所在的那条街因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而世界闻名。在那里，一切都显得低能和无聊。轰动的丑闻彼此交织，一切都显得了无滋味和缺乏意义，像是处在地狱边缘的那个无辜而悲伤的地方，一个死人之乡，笼罩着幻觉般的快乐色彩。我们谈论悲剧与幸福，而我们周围是一处由虚假的愉悦生活、虚假的兴奋和虚假的财富构成的景象。

长龙般的汽车因为习惯性的交通堵塞而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车主们疯狂地踩刹车，还演奏起汽车喇叭的大合唱。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正在奔赴愚蠢的爱情，橱窗里展示着完美而无用的商品。

我们下面是一个敞开的空洞洞的深渊。那个下午，在罗马，我和这位叫作卡尔洛·卡索拉的作家坐在一起，他是《法乌斯塔和安娜》（Fausto e Anna）和《布贝的女友》（La ragazza di Bube）的作者。在我们这个欢乐和现代化爆发的意大利，这位作家还在创作那些带着淡淡忧伤，发生在外省的简单而朴实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时代……假如谁能够无视我们这个时代，去寻找那些深层的东西，而非表面现象，寻找那些会流传下去的东西，而不是短暂的特征……他就能真正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卡索拉说。P100-103

在这部文集当中，我收录的文章包括了对于风格的阐述，所遵循路线的勾勒，以及文学评论的总结；还有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体梳理，包括最近二十五年逐渐完成的和被搁置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出我习惯于制定统一的纲领，而这种习惯又总是会与立刻遗忘和永远不再回到那些纲领上面的倾向彼此抵消。所以，读者会问，我到底是在为谁制定这些纲领?我这样做并非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我倡导的东西使用在我身为作家的个人工作实践当中；也并非为了他人，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成为流派领袖、倡导者和组织者的理想。我要说，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建立可以作为自己和他人工作前提的总体路线；是为了设想出一种作为背景的文化，然后把尚需书写的作品添加进去。

在青年时代，我最初的雄心是建立一种新文学，而这种文学又要用于建立一个新社会。我的这些期待经历了哪些修正和变化，在阅读完文集中收录的一篇篇文章之后，读者就会大致明白。当然，如今我面前的这个世界，与当时我从善意和建设性愿望出发，对未来勾勒出的画面完全不同。社会以衰竭、崩塌和坏死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者就像日常生活中那样，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那么具有灾难性)；文学得以在支离破碎中幸存，而且意识到，任何坍塌都不会是最终性的，也无法排除还会发生坍塌的可能。

这本文集中讲话的人物(一方面与我一致，另一方面，又与在其他系列的作品和论文中反映出来的我相脱离)，在20世纪50年代登上舞台，试图获得一种个人特征，扮演在当时占据历史舞台的那个角色：“具有倾向性的知识分子”。根据他在舞台上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他没有发生突然的转变，却明显越来越放下了诠释和领导历史进程的奢望。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勇气，也不曾放弃努力去理解、指示和创作。相反地，他身上的一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假如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那就是感觉到世界的复杂、多重性、相关性和瓦解，并因此在创作中采取一种复杂的结构。

作为已有经历，本文集中的一篇篇文章开始呈现出一种形状，变成一个故事，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具有它的意义。鉴于如此的情形，如今，我可以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能够重新阅读它们，也让他人再次阅读它们，以便使它们停留在属于它们的时间与空间里；与它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以正确的角度和方式对它们进行审视；重新勾勒出它们主观和客观的改变与延续的脉络；理解我所处的位置，对一切盖棺论定。

198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