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疑案
事出有因
陈源教授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肇端于1924年底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时任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及陈源教授都是“倷倪”无锡人，而对立方鲁迅和马裕藻等教授大都是浙东之氓，这场风潮之起于青蘋之末，有教育理念差异、人际关系矛盾的原因，同时又是地域派系争斗的必然结果，因为此前女师大校长许寿裳，刚被杨荫榆取代，等于是浙江和江苏教育权在女师大做了一次交接。
过去往往把鲁迅与陈源的恩怨，说成“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和个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孙郁语），这种说法值得质疑，陈源等留学英美的学人，何尝缺乏现代中国社会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在我看来，陈源等留学西方人士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一点儿都不比鲁迅等教授少，或许还更多些。鲁迅等人身上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则更加浓郁，因此所谓“某籍某系”的派系因素不容低估。中国知识阶层的派系争斗，在民国的大学中普遍存在，这就造成纠结的人际矛盾，进而使得学校风潮迭起，教授裹挟其中，乱斗不已。
陈源指责鲁迅抄袭，不过是陈、鲁恩怨这场大戏中的一个小插曲。这里还得把凌叔华扯进来。原来1924年5月，陈源与凌叔华在泰戈尔来华期间相识相交相恋，是年底即发生女师大风潮，而凌叔华在此时也正以一颗文坛新星的形象跃然升起，为人瞩目；随后评论界有人指出凌叔华小说的构思涉嫌抄袭契诃夫。陈源一边为杨荫榆和无锡派而与鲁迅大战，一边又为了给女朋友帮腔，把鲁迅拉进来垫背。
陈源这样做，既是为女朋友辩解，又正好转移焦点，把质疑抄袭之火引向鲁迅。一个热恋中的男青年，往往会为女朋友两肋插刀，陈源此举差不多也是如此，而陈、鲁两人又恰好恩怨颇深，于是陈源使出了一石二鸟之计。
可惜一着不慎，陈源反而卖了更大的破绽。
细说从头
1923年到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新潮社出版（按：该书最初分上下两册出版，故出版日期有两个年份）。此书原是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因此随编随讲，到一定篇幅后，先是出油印本，然后再正式出版。
当女师大风潮起，鲁迅、陈源缠斗不可分解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全部出版了。这时发生了所谓凌叔华抄袭事件，陈源自不忍坐视女朋友被质疑而不救，于是写了《剽窃与抄袭》一文，为凌叔华辩护。在这篇文章中，陈源还埋下伏笔，不点名地指出，有人在“整大本的剽窃”，批评界却视而不见，反倒把凌叔华的几篇有模仿痕迹的小说咬住不放。指鲁迅抄袭，至此已经呼之欲出。
我们目前见到的只是纸上的黑字，当年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沙场上虽然只是老将鲁迅和青年陈源的厮杀，但旁边还各有帮闲，不外放冷箭打冷拳的，双方背后还站着许多摇旗呐喊之人。陈源在《剽窃与抄袭》中虽然不点名地说有人整大本地抄袭，其实，北京文坛两个阵营中早已满城风雨，说得有鼻子有眼，直指鲁迅了。（参见鲁迅《不是信》）
随着论战深入，陈源在其《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正式抛出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之说。
陈源在文中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段话说得很不严谨，甚至第一句就说错了。鲁迅在《不是信》中曾郑重辩明——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
陈源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对鲁迅来说，伤害相当大，因为鲁迅向来是不抄袭他人的，即早年介绍镭的科普文章，介绍斯巴达精神的《斯巴达之魂》，也是综合数篇相关文章，再用自己的话语，按自己的思路一一道来，因此，他对关系自己学术声誉的抄袭指责耿耿于怀，久不能忘。（P3-6）
很小的时候，父亲从苏州城里回来，在古旧书店买来一摞鲁迅著作的单行本，是那种上世纪7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色小薄本子，每册定价在两毛到五毛钱之间。这些书成了我课余喜欢的读物。
读鲁迅的书，那时的我，经常忍不住笑出声来。他骂人骂得太艺术了，妙语连珠，别人难以企及，对手只能哀叹：唉唉，绍兴师爷刀笔吏。到80年代中叶，我开始读周作人的书，知堂的书不那么好读，也很少有读鲁迅书时体验到的快感。连读几天，我会感到沉闷，甚至厌倦，必须找别的书来换换口味。然而，他的书却可以一读再读，每次重新拿起，就会有新的收获。鲁迅和知堂，虽然是亲兄弟，他们的著作给人的阅读体验却是那么不同，但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鲁迅一生坚守的是反叛的角色，知堂则希望在调和中寻找更自然的人生，直到落水成了汉奸，才发现自己的选择竟使自己堕入进退失据的狼狈之中，人真的扭不过时代的锻与炼。
后来，知堂的书越出越多，很多来自长沙钟叔河之手，后来又有了止庵整理本，我读二周的书也越来越多，渐渐地想写些什么，随后真的写了一些关于这两兄弟的掌故，集合起来就是这本小册子。
谈20世纪中国文学，鲁迅和知堂是无可回避的存在，早在1930年5月6日，北京《新晨报》上一篇任访秋（署名霜峰）论鲁迅和知堂的《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两先生》说：“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不过因为天赋的性格不同，结果作品也就分道扬镳，各走极致，我们要说他们的作品对于后世影响的大小，那是可以的，但要是硬去分出他们的优劣来，那就未免有几分多事了。”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兄弟俩是“瑜亮一时，各不相下”。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则称：“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的最丰富最伟大。”这些说法，是把鲁迅和知堂放在天平的两端来评衡的，可谓铢两相称。至于两人的风格，正像郁达夫所说：“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
以掌故眼光来看，他们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人物。
因为，在他们兄弟俩身上有很多值得一谈的故事，随便抓上一把，就是一篇文章。但是，写鲁迅和知堂，实在是一种大冒险。因为写的人太多了，出版的著作简直可以说浩如烟海，于是，写他们给了我相当大的压力：如何另辟蹊径，开疆拓土，这是我最先考虑的问题。不犯重，有新意，是我必须把握的基本点。除了博览可以见到的资料之外，我还要排除别人写过的题材，尽量用鲁迅和知堂作原料，烹调出风味新奇的菜肴来。
我只写自己发现的一枝一节、边边角角，这也正是掌故的精神。掌故，用现在网络话语来说，就是八卦。对于名人，怎么卜他们的卦，各有巧妙，不激不随，不吹不捧，是我的信条。这也是本着人人平等的精神。鲁迅身上的光环应该卸下，纸糊的高冠自然要扯掉，知堂头上的棘冠也不妨搁置，让他们在我的笔下回归到人与文的本身，说一点大家感兴趣的茶余饭后的谈助，这未尝不是人生一乐。
书名《难兄难弟》，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这一典故是说元方、季方兄弟二人难分伯仲，无可轩轾。这也正好符合鲁迅、知堂两人的情况，他们在现代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是无法忽视的存在，陈子善先生曾名之为“双子星座”。我的意思则是说：两人虽然是亲兄弟，但他们在文学界和思想界作出的贡献，客观地说，也是难兄难弟，难以分出高下的。这一点，陶亢德在《知堂小记》中也说：“最后想说一句的，是知堂翁与鲁迅先生这一对兄弟，论貌，论文，论谈吐，我觉得都真是同胞手足，即略有不同之处，如以酒来作譬，也只是鲁迅先生是不加其他饮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则是掺了点荷兰水的威士忌而已。”
用这个书名，或许会产生一个歧义，即难兄难弟这个词现在常用的意思，就是让人觉得这兄弟俩都是命运坎坷。这也不错。人生对于他们兄弟，都不是坦途。
在对兄弟二人的称呼上，本书把周树人与鲁迅、周作人与知堂混用，主要是文章不写于一时，且为了行文方便，还望读者鉴谅。
2018年3月
黄恽著的《难兄难弟(周氏兄弟识小录)(精)》是一部周氏兄弟掌故专辑。书名用《世说新语》之典，意在表明鲁迅、周作人于文学界和思想界的贡献难分轩轾。全书分“闲言周大”与“碎语周二”两个部分。正如辑名所示，本书并非系统研究周氏兄弟的著作，而是作者以写掌故的精神，将自己平时发现的有关周氏兄弟的一枝一节、边边角角，进行挖掘、延展，力求题材不犯重，角度有新意，“用鲁迅和知堂作原料，烹调出的口味新奇的菜肴来”。作者对周氏兄弟，不吹不捧，不落井下石，论必求实，言必有据，读来别有一番味道。
鲁迅一生坚守反叛的角色，知堂则希望在调和中寻找更自然的人生。他们兄弟身上有很多值得一谈的故事，随便抓上一把，就是一篇文章。但是，写鲁迅和知堂，实在是一种大冒险，因为写的人太多。如何另辟蹊径，开疆拓土，这是《难兄难弟(周氏兄弟识小录)(精)》作者黄恽最先考虑的问题。不犯重，有新意，是作者力图把握的基本原则。作者只写自己发现的一枝一节、边边角角，这也正是掌故的精神。对于名人，不激不随，不捧不吹，是作者的信条。鲁迅身上的光环应该卸下，知堂头上的棘冠不妨搁置，这本小书试着让周氏兄弟回归人与文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