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雄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成就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工作最辉煌的时期，形成于熊雄主持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这本辛增明著的这本《熊雄在黄埔》，就是紧扣这一重大命题，展开全面论述。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作品，而是熊雄事业顶峰的一个横截面，一个真实、客观的全方位写照。

熊雄(1892-1927)原名祖福，号中和，字罴上、披素。江西宜丰人。江西宜丰芳溪人镇下屋村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后留法勤工俭学，加入少共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党，并在德国和苏联留学，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是周恩来之后实际负责军校政治部的负责人。1927年被捕后牺牲。1984年8月，聂荣臻元帅亲自写下“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条幅，以缅怀其辉同日月的生平。辛增明著的这本《熊雄在黄埔》依时序详细叙述熊雄在黄埔军校任教的经历，记录了革命烈士熊雄在黄埔军校的事迹，反映了他的革命精神，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该书的出版，对黄埔军校历史、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奉命归国

军校——“合作”的产物

参加二次东征

参与军校招生

职掌军校政治部

创新军校政治教育

创办《黄埔日刊》

麾下的政治教官队伍

理论家“熊婆婆”

学员：将星闪耀

中共党团最高负责人

“两会”冲突及同学会的成立

每临大事有静气

北伐出师前夕

政治升温期

支援北伐大前方

援助省港大罢工

在阴霾四布的时候

军校“清党”

狱中斗争

红色基因代代传

附一 新发现的熊雄生前最后一篇文章

附二 熊雄任职期内制定的几个制度和条例

附三 熊雄在黄埔大事记

后记

奉命归国

一

1925年8月初，在苏联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的熊雄一行20余人，奉命离开莫斯科，踏上归国旅途，回祖国参加国民革命。

熊雄这次留学欧洲，转辗法国、德国、苏联等地，阔别故同近6年。

熊雄原名熊祖福，小名中和，谱名中世，字罴士、披素，号介孙、壮飞、铁血书生。1892年3月11日生于江西省宜丰县(时称新昌县)芳溪镇下屋村。父景星先生，清末举人，生有四女七子，熊雄在男子中排行第四。

芳溪在清代以前称芳塘，地处宜丰、万载、铜鼓三县通衢，山清水秀，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历来就是富庶之邦。芳塘熊氏是当地聚族而居的望族，家道小康。熊雄的父亲景星先生为了培养儿孙，专门建有一幢家庭书院，取名“培兰书屋”，延请塾师武师，教子孙们读书习武。1907年，15岁的熊雄与大哥一道考取了瑞州府中学堂，这在当地被传为“一门双星”的佳话。1910年中学毕业后，熊雄又考取了南京优级师范学堂，但他有感于清王朝的日益腐败，毅然走出富裕家庭，弃学从军，于1911年初在省城南昌考取了江西新军的学生军，开始了个人闯荡的军旅生涯。

熊雄青年时期便追随孙中山，在国内参加过辛亥南昌光复、癸丑湖口讨袁起义。“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初，熊雄从东京回国后，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围战争，先后在李烈钧的滇军和程潜的湘军中工作，担任护国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熊雄触动很大，开始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新路。其时，护国湘军总司令程潜辞职出走广东，总司令一职由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接任。熊雄毅然辞去谭延闿要求他继续留任的聘请，放弃了优裕的军官生活，于12月间取道香港，乘外轮去了法国，过起了勤工俭学的艰苦生活。

1922年3月下旬，熊雄从法国巴黎转学来到德国柏林就读。在德国，他加入了共产党，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一批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信仰更加坚定。当时整个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72人，其中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熊雄即为旅德党员之一。

在熊雄旅法、旅德学习期间，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五四运动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大批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19年3月，领导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列宁，利用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组建成立了共产国际，专门支持、发动、帮助和组织各国的革命政党活动。1920年3月，俄共中央又正式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又称西伯利亚局)，负责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远东局下设海参崴分局东方民族处，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就归属远东局指导。1920年下半年，在共产围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指导下，上海、北京、湖南、广州等地陆续出现了共产党的组织，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党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20世纪20年代，国内大小军阀林立，各据一方，并没有出现孙中山所期望的“五族共和、全国统一”的局面。由于国民党手中没有自己的武装，孙中山日夜梦想的“北伐”，只能是利用军阀甲来打军阀乙，到头来军阀割据依旧，革命胜利遥遥无期。在屡遭挫折之后，孙中山感觉到必须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来改造国民党，同时也深感自己手中必须掌握一支武装力量。

早在1918年，孙中山就曾致电列宁和他所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对“十月革命”的胜利表示钦佩，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他再次向苏联表示要学习苏联的心愿，希望获得私人接触和通信联系。因此，共产国际便派马林为代表来到中国，并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太雷陪同，于1921年12月到达桂林，与孙中山举行秘密会谈。P1-4

熊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是继周恩来同志之后，我党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人物和著名的军队政治教育家，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英名和业绩，是与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紧紧连在一起的。

熊雄同志在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革命，参加过辛亥革命、癸丑讨袁、护国护法运动，然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抛弃了优裕的上校军官生涯，赴法勤工俭学，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回国后，他受党中央安排，来到黄埔军校，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开创了军校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提出了“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等一系列著名理论观点；他所教导培养的学生，日后成了国共两党阵营中的精英，有不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熊雄是黄埔军校历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中，主持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为推动首次国共合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当年在黄埔军校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时指示：“宣传黄埔要宣传熊雄。”

熊雄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成就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工作最辉煌的时期，形成于熊雄主持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这本《熊雄在黄埔》，就是紧扣这一重大命题，展开全面论述。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作品，而是熊雄事业顶峰的一个横截面，一个真实、客观的全方位写照。读完《熊雄在黄埔》，我觉得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本书注重把熊雄的工作、事业放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下来写。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对当时的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的背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都不是很了解，因此对当时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裂、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帮助国民党办军校等问题，会感到疑惑不解。本书对当时的历史环境花了比较多的笔墨，读完本书，你就会觉得花这些笔墨是必要的，否则就很难理解熊雄在黄埔军校中的一些言论和行动。例如“三二○”事件后，蒋介石排挤打击共产党人，而熊雄反倒一再地要求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学生保持镇静，这是为什么？蒋介石挑起“中山舰事件”、抛出“整理党务案”后，军校的学生还拥护他当北伐军的总司令，这又是为什么？本书中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都结合了当时的历史环境，读后能使读者解疑释惑。

二是，本书注重从熊雄的政治思想、理论修养层面来剖析人物。熊雄除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还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和灵活的对敌斗争策略，而这些，正是他在黄埔军校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本钱”。我们读熊雄的文章，不光赞叹他的文笔好，更主要的是赞赏他的理论水平高，有观点、有见识，有些理论观点还是超前的，即使现代人看来也不过时。本书就注意从熊雄的文章、演讲中，分析人物的思想，归纳他的理论观点，并且与他的行为做法联系起来，使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更富内涵，这样写也使得读者对人物的一些作为不会感到唐突。例如熊雄对纪律“相对服从与绝对服从”的论述，他自己的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三是，本书注重让史实说话，有述有议，述有史实，议有依据。作者特别注意发掘新的史料，用新的史料丰富本书的内容。作者曾经自费到广州查找、收集熊雄和黄埔军校的资料，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发现的珍贵史料，例如蒋介石写给熊雄的手迹、熊雄生前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等等。这些史料，对研究熊雄的生平思想、活动经历和黄埔军校的历史，都极有价值。本书运用、分析这些史料，阐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弥补了过去史学界研究的不足，看过本书的读者，肯定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方面，作者虽然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但本书并不是简单的史料拼凑。作者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有许多独特的精辟见解。例如对熊雄在黄埔军校写的唯一一首诗的评论、对熊雄在黄埔军校的地位作用的评论、对“中山舰事件”对军校政治工作的影响等等，作者都能根据所掌握的史料，进行认真分析，提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于史学界一些有争议的史料，作者也采取了“存疑”的办法处理。另外，本书虽然头绪繁多，但章法不乱，叙事严谨而不至于冗长、议论不多但能切中肯綮，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熊雄是从我们江西红土地上走出去的早期革命家，这是江西人民的骄傲；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对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作者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写，是一个创新课题，也是十分必要和很有眼光的。

今年2月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时说：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习总书记的指示就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一项十分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本书的出版，是作者为“传承红色基因”做出的努力和奉献。我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愿这样的党史研究工作百花齐放、千帆竞发。

是为序。

王晓春

2016年2月10日

(作者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省党史学会会长，二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熊雄是继周恩来之后，我党在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他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不到两年，但这段时间却是他生命和事业的顶峰，他的英雄业绩和牺牲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然而在以往有关熊雄的传记中，熊雄在黄埔的这段经历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绝大多数传记都是按时间顺序，“大事记”似的叙述熊雄的一生，对熊雄的思想、理论、影响的研究、评论没有深入下去。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曾在宜丰县党史办工作过，那时就有过要专门写一本熊雄在黄埔军校的书的想法，并在平日里有意收集和积累了一些素材，但终因各种原因而未果。这几年退休了，时间也充裕了，数十年前的那个想法又浮上心头。于是，在去年12月，我自费跑到广州，收集和查找熊雄的历史资料，到过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广东省黄埔同学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得到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查阅了《黄埔军校史料汇编》(2l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36年版，共10册)以及许多历史文献，拍摄了许多旧址照片。有些资料是十分珍贵的，例如蒋介石北伐之前亲笔写给熊雄并嘱之公布的“几句临别的话”，就与之前在史学界流传已久、以讹传讹的所谓蒋介石的“临别赠言”大不相同，这次我把蒋介石的手迹公布出来，足以纠正以前的谬误。再比如新发现的熊雄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对研究熊雄的思想、研究黄埔军校历史，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在书中对这篇文章也花了较多的笔墨予以分析和评论。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在1927年4月军校“清党”之后，当年有关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一些资料遭到大肆损毁，连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的名录也被有意删除。至今在中国大陆，也只能看到部分残缺严重的《黄埔日刊》，熊雄在《黄埔日刊》上到底发表过多少文章，对学生作过多少次讲演，至今也无法弄清楚，更别说完整地反映熊雄的工作、生活了。因此，要将熊雄在黄埔的经历全面、完整地写出来，困难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为了完成我多年的夙愿，我还是咬牙坚持写了下去。我知道这个本子对反映熊雄在黄埔经历、业绩，是很不完整、很不全面的，但也只能靠以后找到了新的史料再行补充了。加上本人的学识、水平有限，书中的谬误肯定不少，希望业界同仁、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参阅了有关人士和单位编写的关于熊雄的研究文章和书籍，得到了宜春市史志办和宜丰县史志办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吴卫华、熊淼如、蔡望乔、彭小平等老同志的帮助，他们为本书的编写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别是中共汀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晓春同志，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序，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辛增明 谨识

201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