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民主编的《八级工是这样炼成的(杭州技术工人史料)》收录文稿34篇、照片140余幅，除1篇为当事人女儿追述外，其余均为本人口述。受采访的老技工年龄最大的93周岁，最小的58周岁，平均年龄76周岁。这些老技工，既是那个时代的技术精英，也是经历社会变迁的普通民众。本书在记录技工们钻研技术、传承技艺经历的同时，还增加了有关他们家庭情况和时代背景的内容，包括当时的杭州社会环境、工人日常生活等，以此可以让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技工们的那些年、那些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一直是杭州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杭州工业企业一线岗位中涌现了一批职业道德高尚、技术水平高超、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高级技术人才，为企业发展和技术革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利民主编的《八级工是这样炼成的(杭州技术工人史料)》主要记录了以“八级工”为代表的一线高级技术工人的技术成长经历，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对企业技术革新做出的努力，当时技术工人的日常生活等。从侧面反映他们为杭州工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的钳工岁月

技术立身做车工

我是如何成为八级车工的

我所热爱的车工岗位

我做了杭州第一台汽轮机

我在浙麻的岁月

我当了一辈子的汽车发动机电焊工

兜兜转转做了一生的木模工

我父亲在平车组的机修人生

我是第一代杭钢人

我在杭锅做“铁裁缝”

我用榔头敲出了八级锻工

我的车工往事

我当铣工的那些年

我做钳工的点滴回忆

我的技术成长之路

我在杭锅的五十五载

我的工匠人生

我做车工四十年

我是造型小组的“夜猫子”

我在仪表厂的“镀金”时光

我与杭丝联结缘一生

电花弧光闪烁廿八年

做焊工是我一生的荣光

我与夹具打了四十七年交道

我与杭齿的情缘

我和汽轮机有个约定

我参与杭锅接轨国际的那些事

我的焊工情结

扎根一线做个好车工

从修飞机到焊锅炉

钳工技术给了我幸福的生活

我在杭起做锅炉“封头盖”

我的工作衣从来没脱下过

后记

我的钳工岁月

【口述者简介】石传根，男，1929年生，1948年参加工作，1951年进入浙江铁工厂(杭州制氧机厂前身)，八级钳工。

我出生于1929年，是一个遗腹子，从小家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妹妹从杭州一路南下，逃难到了金华。那时候的艰苦条件现在难以想象，一个礼拜没有见到一粒米。在金华的那9年里，讨饭、挑柴火、放牛、长工我都干过。

1948年，我们又回到杭州。回到杭州的第五天，经人介绍，我来到中山南路太庙巷口的隆昌袜机厂做工，只为有一口饱饭，一个栖身之所。刚进厂做些打杂的活：烧饭、采买都是我。由于有在金华做长工的“底子”，没过多久，老板就开始让我当学徒工，我就成为隆昌厂的第八个学徒。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机器。

当时学徒工的工资是分等级的：6块、12块、16块，我一开始只是最低的6块钱。我很肯学，看人家怎么做，脑子里就努力地记、学。有一次，我对织袜机做了一个改进，将梭子改成了自动跳行，双层底的袜子织起来就快了很多。老板知道后，对我很是器重。进厂6个月，我还自制了一把圆规。老板大概是觉得我年纪轻又比较有想法，一下子就把我的工资调到了16块钱，是最高的工资。

1949年，我的师傅张子寅去了力余铁工厂，这家工厂是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修械所，主要生产枪炮武器，简称浙保修械所，对外称为力余铁工厂。1950年8月1日，力余铁工厂和浙江汽车修配厂合并，成立了浙江铁工厂。这一天，也成了杭州制氧机厂(下文简称杭氧)的建厂纪念日，这是后话。有一天，张子寅师傅跑来找我，鼓励我去投考浙江铁工厂。那时候，比我大10岁的张子寅师傅经常给我讲解一些社会现象和人生道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地下党员，想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隆昌厂里待了3年后，1951年，我考入了浙江铁工厂。

成为杭氧人

那年，一共有35个人投考浙江铁工厂，录取了5位，我很顺利地成为其中之一。没有考进去的其他人就被组织上送到技术学校培训去了，我们考进的5个人直接进厂当了工人。当时的工资标准折现是一个月50—70个单位。根据考试成绩定级，我们5个人中，两个得到50个单位，两个55个单位，我获得了65个单位的工资待遇。其实，我完全可以拿到70个单位的待遇，那时候也没什么经验，考试的内容是给我们一块料，要我们将它按照要求锯断。规定高度是3分，我自作主张改成了2分半，切好后不仅给全部镶好，四面还用对角尺做了测量。就因为这没有经验的自作主张，扣了5个单位。

我进厂后第二个月，工资就提升到了84个单位。1952年，我被评为五级工。也是在那一年，全国选调500名思想政治素质好、历史清白的青年工人(要求五级工以上)去苏联培训。国家希望培养一批自己的工程师，回国后将选送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当时我不肯去，因为我是文盲，连名字都写不好，多少有些自卑的想法。组织上为了动员我，每天找我谈话，一共谈了15天。最终，我还是没有报名参加。

1956年我升为六级工，这一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我又升为七级工。做工人，没有文化也不行。我参加了夜校，也是在夜校学习班里，我遇到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徐宝金。

我刚进厂那会儿，铁工厂就在劳动路上，是当时浙江省唯一一家重工业单位。1953年8月，浙江铁工厂更名为杭州通用机器厂。1958年，工厂又更名为杭州制氧机厂。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技术工人，汇聚在杭氧。那时候的杭氧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制氧机厂，曾经是杭州的一张金名片。现在，杭氧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空分设备和石化设备研发设计与制造的成套企业，是我国空分设备行业唯一的国家级重点新产品研发基地，亚洲最大的空分设备设计和制造基地。

从1951年考入浙江铁工厂，一直到1989年退休，我把这一辈子都留在了杭氧。

“十二级半”钳工

1958年，杭州市机械局抽调全市各大工厂骨干组建“技术促进团”，帮助刚刚建厂的杭州轴承厂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我们厂的党委书记丛汉臣找到了我和另外两位同事，一同前往轴承厂协助工作。杭氧那时候有一辆奔驰汽车，是1954年苏联专家的专用汽车，据说还是当时浙江全省仅有的两台奔驰车之一。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汽车留了下来。我和党委书记丛汉臣就乘坐这辆奔驰车每天往返轴承厂，早出晚归，终于帮助轴承厂解决了质量问题。

回厂后不久，厂里就提拔我做了工具车间副主任，分管技术工作。当年全厂正积极开展“四化运动”(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化学化)，那一年我29岁。P1-4

走过运河杭州段的一些码头和广场时，可以看到一些雕塑作品，熟悉的人都知道，那一带曾是杭州的老工业区块，而这些雕塑就是在为杭州的工业遗存留影和塑像，这是一种纪念，是用雕塑来纪念那沸腾的生活，那难忘的岁月。

这样的岁月可能是坐早班电车出发的，也可能是自行车铃声催醒了一天的开始，更可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工厂和车间的。是的，那时的杭州还很小，但那时的工厂却很大，比厂房更大的是他们的内心，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工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他们是跟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是建设者，他们是劳动者，他们是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缩影，他们是大国工匠，他们是社会的脊梁。

这也正是雕塑所要传达和表现的。

雕塑是沉默的，这也正如大运河。运河是连接昨天与今天的纽带，虽然它有时平静，平静得像沉默的老者，平静得像岁月已经从喧腾中渐渐抽象出来，好像成了一个旁观者，但每当有航船经过时，汽笛依然鸣响，石驳的岸沿上依然会掀起波浪。

这样的波浪也是心灵的波浪，是杭州工业发展的一段光荣岁月，是一位位能工巧匠回首往事时的一种骄傲和自豪，而这样的骄傲和自豪现在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这一本《八级工是这样炼成的——杭州技术工人史料》。

八级工资制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我们国家对技术工人的一种等级考核标准和定级晋级制度，即从一级到八级的一个晋升级梯，最高等级即为八级。这样的制度是对先进的褒扬，是对技术的尊敬，是对劳动的尊重。八级工处于那个年代技术工人这一群体的顶端，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不应该被忘却。这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初衷。

不过也请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对一批技术工人的记录，这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和重温，是对细节的抚摩和打磨，是对劳动和汗水的尊重和回味，是对工匠精神的颂扬和大写。

曾几何时，这些工人老师傅就是我们的父辈，即使是最年轻的，也早就是我们的兄长。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个家庭的顶梁柱，更是社会的主力军，虽然后来“八级工”的评级制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一个社会对技术和技术工人的尊重和尊敬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且这其中的一种精神是应该历久弥新的，这是我们今天谈论大国工匠话题的一个背景，也是我们撰写编辑此书的目的之一。

因此，我们在提问时怀着好奇，我们在倾听时怀着尊敬，我们在记录时饱含感情，而我们在阅读这些采访稿时更是带着感动，尤其是感动于每一位老者的青春时光，那是多么的激扬，它跟时代和社会是共呼吸同命运的，是跟祖国的振兴和杭州的发展完全同步的。换一种表达，每一颗螺丝螺帽中都有老一代工人的心血。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是工作的兢兢业业者，更是对技术有着精益求精的追求，当年他们通过上夜校补文化，做课题搞攻关，通过比学赶帮超，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和革命，努力地让数量和质量更上一个台阶。他们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改变了杭州工业一穷二白的面目，尤其是重工业和轻纺工业。在不少的领域，他们不仅实现了零的突破，填补了杭州工业的空白，更有不少是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更让人感动的是，我们的工人师傅把最好的时光献给了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正如运河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正如历史上曾经经过那一带的铁轨和火车。在采访过程中，我们看到大部分老师傅已经儿孙满堂，享受安宁幸福的晚年生活；也有个别长者孑然一身，仍住在企业提供的老旧安置房中，略显孤独和清苦。但当他们讲述那一段历史时，不仅无怨无悔，而且充满自豪，流露出不枉此生的感慨，这让人想起一首老歌《咱们工人有力量》。

力量从哪里来，力量来自于对这个国家由衷的爱，对这个城市由衷的喜欢；力量还来自于对岗位的坚守和付出，力量更来自于对先进和潮流的把握，力量还来自于那粗重的帆布工装和手套，那被风雨和岁月磨砺的肌肉和骨骼。

对于一个风驰电掣的时代来说，也许我们的纪录是有点为时过晚了，但好在我们也已经在跟时间赛跑了。在今天的新时代里，我们重温这些杭州八级工的故事，他们不仅是昨天的明星，更是今天和明天精神星空上的璀璨星光。他们的精神，他们作为大国工匠所昭示的那样一种奋斗和奉献，恰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这种财富超出了某一个厂某一个车间存在的价值。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今天我们要表达的是，铁打的工匠钢铸的精神，这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一种财富。

现在有这样一本书记录杭州的这样一种财富，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它让每个工人老师傅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的谈吐和故事，更重要的还有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相关印迹，它血肉丰满又条理清晰，它主题突出又细节生动，它记录历史又弘扬伟大的时代精神。我们组织编撰这样一本“三亲”史料书籍，既是为杭州留存一段光荣的历史，也是为社会提供一种精神坐标，更是要发扬一种伟大的工匠精神，这样的精神与日月同辉，这样的精神也是杭州之魂。

让亲历者讲述，让亲历者存档，让昨天告诉今天，让今天昭示明天。

经过一年多的策划联络、组织征稿、编辑审校、设计排印，这本关于杭州技术工人的“三亲”史料终于付梓出版了。本书虽以“八级工”为主题，但采访对象并不仅限于“八级工”，还包括许多“七级工”“六级工”“高级技师”和“技师”。由于历史的原因，能够晋升到八级工的一线工人极少且多数已故。而当时许多“七级工”“六级工”，包括后来的高级技师、技师已具备很高的技术水平，因此他们也在我们的采访之列。个别后来当了领导的技工，我们主要记录了他们当工人的经历。

本书收录文稿34篇、照片140余幅，除1篇为当事人女儿追述外，其余均为本人口述。受采访的老技工年龄最大的93周岁，最小的58周岁，平均年龄76周岁。这些老技工，既是那个时代的技术精英，也是经历社会变迁的普通民众。本书在记录技工们钻研技术、传承技艺经历的同时，还增加了有关他们家庭情况和时代背景的内容，包括当时的杭州社会环境、工人日常生活等，以此可以让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技工们的那些年、那些事。

多年来，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一直在探索“三亲”史料征集新机制，希望团结有志于文史工作的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组成史料征集志愿者队伍，来弥补“三亲”史料征集专业力量的不足。本书第一次做了这样的尝试，且比较成功。本书稿件的采访整理者，大多供职于在杭新闻媒体，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热心于文史工作，对历史充满温情和敬意。正因为他们的热心参与，本书才得以如期与读者见面。

在本书的征编过程中，得到了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杭州市总工会，以及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等企业的鼎力支持，他们为“八级工”的寻访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