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博物馆，我伫立一尊佛像前凝视良久。那是一尊典型的六朝石佛，长脸细颈，秀骨清相，身体微微向前倾，衣褶飘动，佛像目光下视，浮现着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对世间一切完全超脱。佛像脸上那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使我联想起曾谛，他在我台北就读的大学教龙树论师的“中观”，如果这位教授除下他的黑框眼镜，目光下视，看起来会很像这尊六朝佛像。
研究所选课时，我没修他的课，觉得这位教授太冷淡，上他的课一定很无趣。这两年流行狭窄的镜框，他依然故我，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衬衫永远不出灰黑白三色，颈间的风纪扣不论寒暑，都是紧紧扣住。从他说话的口音，听不出是哪里人，可能是南洋来的华侨吧?系里的师生对他的过去有不少传言，最耸人听闻的是说他在美国曾经跟宣化上人出过家，在“万佛城”修夜不倒单的苦行，后来还俗，到了台湾在佛光大学得到博士学位。
去过他宿舍的同学形容，曾谛教授家徒四壁，清苦得像个苦行僧，书架上尽是佛书，经典论著无不齐全，据说光是《维摩诘经》就收藏有好几种版本。同学说：
“那一屋子的佛书，几辈子也读不完!”
我听了，吐了吐舌头。每次到庙里或佛学图书馆，看到玻璃柜珍藏的《大藏经》长长一排，连走完都费劲，更不要说读完了。
我一直待到博物馆关门才离去。当天晚上我读着《洛阳伽蓝记》，读着读着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曾谛是东晋的僧侣，身穿华美的僧服，走进一座装饰富丽的佛寺，来到花园一口水井旁，红砖砌成的井已被填塞，井沿长满芦荻，曾谛俯身向水井照自己的影子，但水面覆盖着菱荷……
梦做到这里，醒了。
我相信前世今生。陪母亲到庙里，常听到法师们说起出家的因缘；还是在家的俗人时，到佛寺参拜，一走进去，感觉十分熟悉，似曾相识，对寺中景物如睹旧物，恍如以前来过，有着很深的宿缘。如果说曾谛教授的前世是位东晋的僧侣，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有关他的传言都和佛教圈子有关，有一说他在澳洲净空法师的讲堂念佛，定心见法，大白天见到阿弥陀佛广大身，后来接触到阿姜查的英国弟子，到泰国乌汶的巴蓬寺森林修行，他的巴利文是在缅甸的曼德勒学的。
和曾谛教授有了接触，是从打坐班的静坐开始的。
那一阵子，我心烦意乱，夜里老是失眠。静光法师出家前毕业于我就读的大学，也是哲学系，为了回馈，发心回校开打坐班，在活动中心二楼的小房间铺上坐垫蒲团带领静坐。为了对治骚动不安的心，我成为小圈子的一员，每次都看到坐在后面的曾教授，他低眉垂眼，有如枯木插桩，屹若株杌，可以连坐好几炷香，禅宗书上描写的“枯木禅”就是这个样子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的羡慕曾教授，他看起来是那么心如止水，紧闭着因禁欲而乌黑的双唇，与周遭的人与事保持距离，生命从他身旁流过，都没有碰触到他，也碰不了他。
当他听说我要到南京搜集东晋佛教的资料写论文，曾教授黑框眼镜后的眼睛第一次正视我。
“……唐朝诗人杜牧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历史学者认为是诗人文学的需要而虚化的数字，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数目。”
曾谛说他最近读到一些资料：东晋六朝佛寺一览表，有名可录者达二百九十九座，其中东晋四十五座，包括瓦官寺、斗场寺、建福寺这些由皇家贵族捐资或捐宅兴建。
“东晋六朝都城建康，也就是南京，当时是中国翻译佛经的中心，佛教的中国化就在这里完成的。这些佛寺中以斗场寺最为重要。”
曾谛感激法显以及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两位大师驻锡这座佛寺，翻译了重要的经书，成为汉传佛教的宝典。P1-3
一晃五十年过去，施叔青依然写作不辍。这些年里她辗转香港、纽约、台北……笔锋所及，既有写实主义的锐利观察，也有现代主义的实验风采。而她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以及借女性所发挥的种种隐喻，早已赢得好评……施叔青创作的能量因此特别值得注意。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与比较文学系教授）
施叔青在《度越》中写爱情，不是要写爱情本身的波澜壮阔，而是要写人在情欲中的痛苦挣扎，以及人希冀对爱情的“克服”以求“度越”——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以爱情为试金石，来测试／反映人在“欲望”和“克服欲望”丽者之间的张力到底有多大……
——刘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活着，就是为认识自己
一九八九年，我住在香港，由于爱玩乐的天性使然，我在那个物质文明发展到极致的城市，享受着吃尽穿绝的生活方式，全身名牌披挂流连于香槟宴会叹世界，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身为小说作家的我，对自己自信又自负，总以为手中握着一支笔，命运、生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后来，改变了耽于逸乐的我。整整有半年时间，我无法使自己安静下来，人在愤怒与伤恸中煎熬。那个时候，东西方各种信仰不同的宗教师都到香港来，为疗伤止痛抚慰港人受伤的心，我依附了印度教的女上师，到中环一处可供唱诵、冥想，洗涤心灵的幽寂暗室，盘腿坐下学习静坐，试着把心安定下来，转向内在性灵的追求。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大翻转。
一九九四年我离开一住十七年的香港，搬回生养我的台湾。原本以为几年的静坐，优游于内在空间，减低了世俗的欲望，得以抱着无所求的心情回到台北定居，没想到却是困难重重。
随着时间的变迁，想要在人事已非的家乡重新适应，寻找自己的位置，觅得安顿身心的所在，需要何其大的心力。加上独生女远去空巢的寂寞，令我终日惶然，不知如何自处。
就在为自觉是个家乡里的外乡人而苦恼时，我参加法鼓山农禅寺圣严法师主持的“菁英禅三”，三天禅修在雨中度过，蒙尘的心有如经过一番清洗，最后一晚的感恩拜忏，在引磬声中伏地下拜，忏悔以往的骄慢狂妄，生出谦虚感恩的心。跪拜中我泣不成声，决定追随圣严师父学禅。
小说创作一直是我生命的中心，我把写作看得像命一样重要。人到中年，自觉心灵渐渐变得粗糙迟钝，很担心年轻时那种纤细敏锐的感觉会随着年岁增加离我而去，创作之泉源也随之干涸枯竭。
我必须寻找一条途径，缘着它，使我疲惫的心灵得以复苏。我想望经由禅修静坐把自己沉淀下来，以静湖般的心来继续写作。我不止一次参加圣严师父亲自主持的，分别是七天、十天、十四天的闭关禅修，起早睡晚，禁语默坐，一天坐十炷香，蒲团练心，把往外攀缘的心向内收摄。我很羡慕一些禅修道友，跟圣严师父打一次禅七，就有脱胎换骨，如死而重生的效用。
我倒也有一次值得一提的经验：
二〇〇一年，我以我的原乡鹿港为题材，以它象征清朝时期的台湾，作为《台湾三部曲》的开篇，由于历史文献资料过于庞杂，正为找不到小说的核心结构而烦心，本想放弃已经报名参加的十天默照禅修，留在家中书桌前进行二稿改写。师父看出我动摇的心思，临阵逃脱不得，还是去了，心想上山闭关，让脑子净空，好好休息一番。
进入禅堂前，遵照师父的叮咛，试着放下一切，先把心中的烦恼、创作所碰到的困扰障碍，通通打包放在禅堂外，再进去认真坐禅。所谓“将色身交与常住，性命付托龙天”。
禅坐第七天午后，感觉到禅堂四面墙及屋顶全消失了，处身空旷无垠的大气之中，身心与依住的空问合而为一，统一成为一个整体。
听到引磬声，睁开眼睛，禅堂前山坡下，村路过去的树群仿佛全移到我的眼前，距离那么近，近到树上每一片叶子好像都看得清清楚楚。
第八天下午，我进人多次闭关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甚深禅定，一种深沉安宁的状态持续着，所有的烦恼困扰似乎全都止息，离我而去，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心暂时有着一刻的休歇。
突然，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全无预期的情况下，浮现上来，极简短的一句话，只有几个字，霎时间解决了纠缠多时无以厘清的小说结构上的问题。那句话有如一根丝线，把散落四处的珍珠瞬间串联成一串。
我找到了小说的主干。
我一直观望所攀登的山脉的峰顶，从来注意不到脚下生长的绿草和花朵。
随佛师父要我们以佛法度越自己的烦恼，将学习到的知见转化成为自己的智慧。
我们的身心素质人格表现是由思维惯性、情感模式和生活形态所塑造，倘若人格没有改变，师父说在落实修学上也不会有真正的改变。会改变的，大多只是旁枝末节的技术性做法，无法进行内质的转化，在佛法的实修上，念佛、持戒、禅坐、行善、闻法，只能搭出个修行的架子，还缺少真正重要的内涵。若想要转变思维惯性、情感反应与人格的模式，产生内在的深化与度越，只靠这些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但是绝大多数学人都陷在这个困局里。
修行最需要的是不逃避，直接面对实际生活的种种问题与烦恼，审察当中的缘由与发展，改变转化思维惯性、情感行为模式、生活形态，以之导向问题与烦恼的消除。随佛师父说：身心与情感有了改变，生命就会自己找路走。
身为女性，我对佛教的女性观，一直耿耿于怀。经过阿难三次祈请，佛陀终于允许摩诃波阁波提出家，然而，他为女性僧团制定“八敬法”，规定比丘尼必须遵守的法规，其中第八条：
比丘尼受具足戒虽至百岁，故当向此受具足戒比丘极下意稽首作礼，恭敬承事，叉手问讯。
百岁比丘尼必须向刚受具足戒的比丘稽首作礼问讯。比丘尼不论戒腊多高，或佛学知识有多渊博，见任何比丘即应迎接礼拜，即使是新受戒的比丘亦然。如此一来，比丘尼的地位永远低于比丘。
佛涅槃后，五百阿罗汉没有女性，也不见有佛专对女性的教导经说。然而历史上记载优秀出色的女修行者，除了摩诃波阁波提比丘尼外，她的女儿孙陀罗难陀，禅定功夫第一，法与比丘尼被誉为说法第一。 反观中国的比丘尼，梁朝宝唱所撰的《比丘尼传》尽录佛门中道信心坚强，胆识超人，愿为佛法舍弃生命的比丘尼，她们善于阐述诵念各种经典。小说中我特意创造爱道尼师这个人物，本来也以自己身为女性而难以释怀，随着修行功夫增进，体悟到人在了脱生死之前，就是在无穷尽的轮回中，这一生身为女身，只不过是生生世世中的一世而已，学佛在自性上用功夫，而不在男女形相上起差别。我以此自勉。
写作如修行，小说即缘法
施叔青十七岁开始创作，一九六五年在《现代文学》发表短篇《壁虎》一鸣惊人。在那个短篇里，年轻的女作家描写阴森的家族，蛰伏的欲望，幽微的女性情事，纠结婉转，而以墙上一只壁虎的“虎”视眈眈总结那无以名状的、诡异的氛围。随着《壁虎》这样文字的窜动，施叔青写出《约伯的后裔》《倒放的天梯》等作品，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女祭司。
一晃五十年过去，施叔青依然写作不辍。这些年里她辗转香港、纽约、台北，写过香港的盛世繁华，也写过台湾的历史起伏，笔锋所及，既有写实主义的锐利观察，也有现代主义的实验风采。而她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以及借女性所发挥的种种隐喻，早已赢得好评。当年与她同时崛起的作家不是早已偃旗息鼓，就是改弦更张。施叔青创作的能量因此特别值得注意；尤其近年她潜心修佛，境界与以往更有不同。
在新作《度越》里，施叔青处理了一则宗教故事。主人翁依然是位女性，因为纾解情事纠缠来到古城南京，从事六朝佛教艺术研究。与这一当代故事平行的是则中古的故事。“写经生”朱济出身寒门，辗转剃度，法名寂生。寂生原本清净的修行因为偶遇一位出逃的歌妓嫣红而起了波澜；与此同时，他来到建康——今天的南京——学道弘法，却为当日江南士子的文采风流而目眩神迷。寂生和嫣红将何去何从?同样的，一千五百年后的女主人翁将何去何从?
在最浅白的意义层次上，施叔青写出一则宗教轮回寓言，并由此反省凡夫俗子的痴、嗔、贪、怨，此生彼灭，绵绵无有尽时。欲望的挑逗，声色的诱惑，还有潜伏在其后的历史惘惘的威胁，犹如罗网般笼罩你我的前世今生。如何需求解脱，端在一念之间。但这一念的转折却是何其艰难!故事中的人物辗转各种色相考验，看似山穷水尽的困境可能带来灵犀一点的启悟，但眼前的大彻大悟又何尝不暗含另一层无明的种子。小说中的寂生追求阒寂，却禁不住偶然而生的诱惑，反倒是浮华世故的嫣红在眼前无路之际，放下一切，幡然皈依。缘起与缘灭是这样流转无常，修行无非不断打破我执，度越“有”“无”的功课。
然而施叔青也有意借着这个故事反省自己多年创作的心路历程。熟悉施叔青以往作品的读者应该会发现《度越》的叙事变得简约素静。不论《香港三部曲》《台湾三部曲》，施的写作一向以丰赡繁复为能事，而经营笔下人、情、与物的纠缠务求引人人胜。《度越》的情节仍然复杂，如果沿用以往的策略，不难写出个动人的故事。但施叔青显然背道而驰。简短的章节、直白的宗教典故、意象化的人物，无不淡化小说家原所擅长的裱丽风格。返璞归真，仿佛她终于理解写作之道就是个方便法门，何需踵事增华?
细心读者当然看出施叔青挣扎的痕迹。她的嫣红曾经如此活色生香，不妨就是《香港三部曲》女主人翁黄得云的前身，而她对六朝佛教典故的考证记录也依然带有罗列巨细的意图。但唯其如此，反而显示作家和笔下人物参详、演义佛法的艰难。未必完整的结构、人物、犹带填充的情节缝隙，徘徊今古的时间转折，在在暗示着本书旨在唤起读者的慧心，如响斯应，方底于成。
《度越》还有更深一层意义：施叔青的故事引导我们想象宗教、历史和(文学)书写的关系。佛教于东汉传到中国，大盛于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不仅改变了秦汉以前中国思想的脉络，并且深入民间文化，带来深远影响。施叔青刻意描写东晋以后建康佛教大兴，糅合玄学清谈以及传统儒家思想所衍生的奇异现象。她也注意南北朝佛教传布和五胡乱华导致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的密切关系。乱世里避居江左的高门巨族面对文明劫毁，俨然从佛教找到安顿——或逃避——现实的方法。但佛法精深，难以一蹴而成。如何正本清源，重溯真如，是小说人物最后的悲愿。
而书写如何展示度越的功能，恰恰成为症结之一。历史的迷津，生命的困惑，千言万语难以道尽。翻译、传抄、诠释佛经要义，如何能传达三昧，表达信仰的真谛?于是有了朱世行、法显、玄奘西域取经的壮举。寂生出家前就是抄写经文为生，历经出家、云游、邂逅的重重考验，终于了解自己的局限，有了取经的愿景。而千百年后的小说家又如何承袭这条曲折艰难的途径，以虚构的文字寻求那不著文字的真理?以往的施叔青调动她的生花妙笔，力求再现“她的”香港，“她的”台湾。蓦然回首，她似乎了解写作犹如修行，只是铭记那佛法的无从铭记性，锻炼文字借此喻彼的空性与自性。
二〇一一年，施叔青完成了“台湾三部曲”最后一部《三世人》，宣布封笔。哪里知道结束就是开始。在圣严法师的点化下，她踏上了创作的新路。这条路，如她自述，走得辛苦，也未必功德圆满。然而作为一位学佛者，作为一位专志的作家，施叔青必定理解《杂阿含经》的教训：“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从少女时期的《壁虎》写到《度越》，施叔青创造了无数人物、情节、世界，从情天欲海写到了大悲悯、大虚空。她从而理解小说也就是缘法。从写作中，施叔青见证枯木开花，五蕴度越，一切法得成。
本文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与比较文学系
F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
《度越》是施叔青新的长篇小说。在《度越》这部小说中，有两条线索：一为现代的知识女性“我”（台湾某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因为感情烦恼而从台北来到南京，希望通过专业的沉浸来忘却过去，不料她赴宁搜集东晋佛教资料、对在南京出土的东晋莲花纹瓦当进行田野调查之时，却引发了沉迷在佛学之中的曾谛教授对她的情感依恋；一为东晋的比丘寂生（朱济）从洛阳赴健康（南京）学法，却难忘在路上遇到解救过的歌妓嫣红——嫣红原为贵族名门仕女，因政治斗争导致家庭变故，沦为歌妓。小说中的这一古一今两条线索，交织成《度越》中的外在故事。然而施叔青在《度越》中写爱情，不是要写爱情本身的波澜壮阔，而是要写人在情欲中的痛苦挣扎，以及人希冀对爱情的“克服”以求“度越”——在某种意义上讲，施叔青在这部小说中写爱情，其实是以爱情为试金石，来测试、反映人在“欲望”和“克服欲望”两者之间的张力到底有多大，来探究人是否能通过对“欲望”的克服，达到舍弃“欲望”进而让人生达至一种“新境界”的可能。以爱情为壳，写人在欲海中的浮沉，以及在力图摆脱欲海时寻索解救之道，才是施叔青在《度越》中要表达的主旨。
施叔青著的《度越》的叙事变得素静典雅，有着施叔青一贯的风格。但是因为回归佛教的原因，这次的写作变得淡薄而轻盈。不同于《香港三部曲》《台湾三部曲》纷繁复杂，她笔下的人物更加的执著，穿越时间的绳索，直达人生的真谛，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而这种简单不是单一的简单，而是经过了复杂的历程而淬炼而成的简单。《度越》的情节仍然复杂，故事依然动人，但作者却在浓烈中追求清淡，天然。意象化的人物，淡化了小说家的秾丽风格。返璞归真。就如同王德威所说的写作如修行，小说即缘法。此乃这本书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