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问题往往具有永不衰竭的神秘的魅力，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活悲剧就是典型而出色的一例。在世界史上，大概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出现的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戏剧、小说、传记和论文中。三百多年来，她总是一再地吸引作家去描写她，迫使学者去研究她，而她的形象一直以不减当年的力量敦促我们进行新的塑造。

在呈献给你们的这部试作《断头女王（全译本）（精）》中，你们可以看到斯蒂芬·茨威格严格遵循一个原则：决不采用任何一个由刑讯、恐吓或逼供而得到的证词，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决不会认为屈打成招的供词是真实可信。同样，对密探和使臣的报告，茨威格也是在经过极其慎重的选择后才偶尔采用，并对每一份文件都取存疑态度。

“欧洲历史上最美的贵族女子”？“不列颠历史上最不幸的统治者”？“天生的坏女王”？“爱情狂徒”？“弱智的宫廷阴谋家”？“坚定的天主教殉道者”？“谋杀亲夫的冷血奸妇”？——没有哪一位贵族女性会像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那样，在《断头女王（全译本）（精）》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笔下呈现出如此丰富的角色反差。

玛利亚·斯图亚特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苏格兰的女王，她一生的命运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她曾荣耀一时，贵为法国王后。寡居后回到苏格兰，又卷入了可怕的情感纠葛。后来，信奉天主教的玛利亚因为涉嫌参与谋杀她的丈夫，遭到苏格兰勋爵们的反对，要求惩办她。玛利亚与英国女王有亲戚关系，她逃到英国寻求庇护。但是，英国内部也有天主教与新教之争。信奉天主教的力量试图推翻信奉新教的女王伊丽莎白，让玛利亚上台。为了防止玛利亚篡权，伊丽莎白下令囚禁玛利亚，并判处她死刑。玛利亚·斯图亚特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在断头台上殒命的帝王。

第一章 摇篮里的女王

 1542年—1548年

第二章 少年时代在法国

 1548年—1559年

第三章 寡居的王后和在位的女王

 1560年7月—1561年8月

第四章 回到苏格兰

 1561年8月

第五章 巨石滚动

 1561年—1563年

第六章 政治婚姻市场里的闹剧

 1563年—1565年

第七章 再婚

 1565年

第八章 霍利鲁德的凶险之夜

 1566年3月9日

第九章 叛徒的叛变

 1566年3月—6月

第十章 可怕的情感纠葛

 1566年7月—圣诞节

第十一章 爱情的悲剧

 1566年—1567年

第十二章 走向谋杀

 1567年1月22日一2月9日

第十三章 毁灭与疯狂

 1567年2月—4月

第十四章 穷途末路

 1567年4月—6月

第十五章 废黜

 1567年夏

第十六章 告别自由

 1567年夏一1568年夏

第十七章 罗网织就

 1568年5月16日一6月28日

第十八章 罗网收紧

 1568年7月—1569年1月

第十九章 惨淡岁月

 1569年—1584年

第二十章 最后一战

 1584年—1585年

第二十一章 走向结局

 1585年9月—1586年8月

第二十二章 伊丽莎白同自己交战

 1586年8月—1587年2月

第二十三章 我的终结就是我的开始

 1587年2月8日

尾声

 1587年—1603年

第一个危险完全是意外降临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早就立为苏格兰的君主，现在法国王太子又娶了她，使她成了王妃，于是她的头上无形中又加上一顶王冠，这第二顶王冠更加珍贵。然而此时，命运又给她送来第三顶王冠，这对她是致命的诱惑。她没有得到明智的规劝，被这顶王冠的光环迷惑住了，以孩子般的天真，失去理智地向它伸过手去。在她成为法国王太子妃的1558年，英国女王玛利亚去世，她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登上英国的王位。可是，伊丽莎白真的是英国王位合法的继承人吗？妻子众多的蓝胡子亨利八世有三个孩子：儿子爱德华和两个女儿，一个是同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所生的玛利亚，另一个是同安妮·博林结婚所生的伊丽莎白。在爱德华早逝后，玛利亚因为是长女，而且她父母的婚姻不容置疑完全是合法的，所以她继承了王位。但她死后，没有子女，现在伊丽莎白是否就成了合法的继承人呢？是的，英国王家法学家们这样说，因为这桩婚姻是由主教当证婚人，并得到教皇的承认。不，法国王室的法学家们这样说，因为亨利八世事后宣布他同安妮·博林的婚姻无效，并通过议会做出决议宣布伊丽莎白为非婚生女。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整个天主教世界都确认这一情况——那么，伊丽莎白作为非婚生女就无权继承王位，而有权继承英国王位的不是别人，而是亨利七世的外曾孙女玛利亚·斯图亚特。

一个重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定，要在一夜之间由一个16岁的缺乏经验的姑娘做出。玛利亚·斯图亚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她可以让步，并玩弄政治手腕，承认她的表亲伊丽莎白是合法的英国女王，并克制自己的要求，因为她的权力毫无疑问要靠武力才能获得。另一种是，她可以勇敢而坚定地声称伊丽莎白篡夺了王位，派出法国和苏格兰的军队，用武力推翻篡位者。然而不幸的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和她的顾问们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灾难最严重的中间道路。法国宫廷不是对伊丽莎白进行有力、坚决的打击，而是摆出自负的、空打的架势：根据亨利二世的命令，王太子和太子妃把英国王冠加进他们的纹章中；此后，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所有的文件中公开加上“法兰西、苏格兰、英国和爱尔兰女王”的尊号。这等于表明了她的权力，但没有人去捍卫她的权力。他们没有向伊丽莎白开战，只是激怒她。他们没有拿起剑和刀，采取切实的行动，而是摆出无力的姿势，拿稻草人和纸人去吓唬伊丽莎白；结果形成两种令人遗憾的局面：玛利亚·斯图亚特像是要求继承英国的王位，又像是不要这种权利。她随意地对待自己的权利，有时她闭口不提，有时她又重新提出。比如，当伊丽莎白要求法国按照协议归还加莱地区时，亨利二世答复说：“在这种情况下，加莱地区必须交给法国王太子妃，即苏格兰女王，因为我们都把她视为英国女王。”然而，这个亨利二世却不动手去捍卫他儿媳的权力，反而把那个所谓的篡权者当做权力平等的君主，继续同她进行商谈。

这种愚蠢的虚张声势的姿态，这个可笑的毫无价值的纹章，不仅使玛利亚·斯图亚特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还把她的一切都毁掉了。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过错误，再也无法弥补的错误。玛利亚·斯图亚特这时便犯了这样的错误。她政治上的失策，与其说是考虑不周，还不如说是由于少年时代的固执和虚荣造成的，这在根本上毁了她的一生。因为她侮辱了欧洲最有权势的女人，成了这个女人不可饶恕的敌人。伊丽莎白作为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可以容忍一切事情，只是不能容忍别人怀疑她的统治权。从这一刻起，如果伊丽莎白把玛利亚·斯图亚特视为最危险的敌手，是躲在她王位后面的幽灵，那么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无可责怪的。从这时起，这两位女王彼此之间，无论嘴上说些什么，信上写些什么，都是虚情假意，都是漂亮的谎话，都是为了掩盖内心的敌意，而她们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政治上和生活中的动摇不定、投机取巧的态度，总是比坚决、果断的行动造成更大的危害。英国王冠只是象征性地画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纹章上，但为了这个象征流的血，比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夺取真正的王冠所流的血还要多。因为一场公开的斗争可以一下子彻底地定下局势，而暗中的斗争却会一再地爆发，妨害两个女人的统治和生活。

1559年7月，为了庆祝在卡托一康布累西签订的和约，在巴黎举行了比武大会。在比武场上，那个不吉祥的画有英国王冠的纹章被骄傲地抬到王太子和太子妃的面前，供人观赏。富有骑士精神的国王亨利二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折断对手的长矛，以博取美人的欢心。谁都知道他喜欢哪个美女。她就是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她坐在包厢里，又漂亮又得意，朝下观赏她的身为国王的情人。然而，出于消遣的比武突然出现了可怕的严重的局面。这场两个人的比武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命运。因为苏格兰近卫队统领蒙哥马利在长矛折断后，冲上前去，笨拙地用矛杆用力地戳向他的对手——国王，戳穿了面盔，深深地刺进国王的眼睛。国王当即昏了过去，从马上摔下来。起初大家以为伤势并不危险，但他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家人惊慌地围在发着高烧的国王的床边。体质强健的勇敢的瓦卢阿同死神搏斗了几天。7月10日，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刻，法国宫廷也尊重习俗，把习俗奉为生活的最高主宰。当国王的家人离开宫殿时，亨利二世的妻子卡塔琳娜·美第奇突然在门口停住了。从她成为寡妇的这一刻起，她在宫中不再享有先行的权利，这个权利已经让给此时已成为法国王后的那个女子。玛利亚·斯图亚特迈着畏畏缩缩的步子，拘束地、不知所措地走了过去，法国新王后超越了昨日的王后。凭着这一小步，这个17岁的少女超越了所有的同龄人，到达了权力的巅峰。  P19-22

斯蒂芬·茨威格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奥地利作家。1881年12月28日生于维也纳富有的工厂主家庭。早年在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04年起任《新自由报》编辑。后去欧洲各国、北非、北美以及印度等地游历，在法国结识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流亡瑞士，与罗曼·罗兰等人一起从事反战活动。1928年应邀赴苏联参加列夫·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与高尔基结识。1933年纳粹执政后，被列入黑名单，作品遭到查禁。1934年流亡英国，1940年获得英国国籍，同年移居美国。1941年8月底定居巴西。多年的流亡生活使茨威格精神压抑，内心痛苦不堪。1942年2月22日，他与妻子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辞别了这个世界。

茨威格作为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和剧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遗产，诗集有《银弦集》、《昔日的花环》等；长篇小说有好记不安宁的心》、《变形的陶醉》；传奇《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以及十二部传记。

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可谓独树一帜，别有风味。正如托马斯·曼所说：“他善于把历史时刻和人物形象从心理上和艺术上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句话概括了茨威格艺术创作的特色：用心理描写来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他不拘泥于史实，而是突出心理分析，着重刻画人物的精神、心态和性格，开创了心理传记文学的先河。

1910年茨威格在莱比锡出版了第一部传记《艾米尔·维尔哈伦》。1920年茨威格出版了《三大师》，这部传记作品描写了三位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命运。1925年他又推出了《与魔的搏斗》，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德国文化史上三位患有精神病的天才人物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1928年他出版了《三诗人》，对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作了极富特色的描绘。这样，他最终完成了他称之为“精神类型学”的写作计划。在他看来，这几位精神类型不同的作家，以各自的风格为人类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他们是伟大的建筑师。因此，他给这三部系列传记冠以总的书名：《世界的建筑师》。1921年茨威格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了《罗曼·罗兰》，他在卷首语中写道：“我不只是叙述一位欧洲伟人的创作经历，我尤其要赞扬一种个性和人格。”这种善于挖掘人的精神内涵的创作方式，赋予作品以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它把读者领进了一个既深邃又宏大的立体空间。

茨威格不仅为伟人和英雄立传，因为“英雄传记可以陶冶情操，振奋人心，促人向上”，而且也为那些“低劣得多”的幕后活动家写传。他说，“出于纯心理学研究的乐趣，我竟意外地动笔写起约瑟夫·富歇的历史来，以便为尚未形成但很有用的‘权术家生物学’尽点力，因为权术家是世人还没有充分研究的现代最危险的可怜相种族。”1929年，《约瑟夫富歇——一位政治家的画像》出版。茨威格用犀利的笔，像用解剖刀似的探究富歇的精神世界，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位权术家的赌徒嘴脸，一个手法巧妙、满口空话、厚着脸皮的冷酷的行家形象跃然于纸上。

茨威格其他的传记作品还有：《雕刻家法朗斯·马塞尔其人》（1923）、《精神疗法》（1931）、《玛丽·安东奈特》（1932）、《鹿特丹人伊拉斯莫的胜利和悲剧》（1934）、《麦哲伦》（1938）、《巴尔扎克》（1940），以及自传《昨日的世界》（1941）。

1933年，茨威格开始创作传记《玛利亚·斯图亚特》（又译《断头女王》）。1934年与女秘书洛蒂·阿尔特曼一起到苏格兰旅行，为创作《玛利亚·斯图亚特》收集素材。1935年，《玛利亚·斯图亚特》在维也纳出版。

玛利亚·斯图亚特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斯苏格兰的女王，她一生的命运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她曾荣耀一时，贵为法国王后。寡居后回到苏格兰，又卷入了可怕的情感纠葛。后来，信奉天主教的玛利亚因为涉嫌参与谋杀她的丈夫，遭到苏格兰勋爵们的反对，要求惩办她。玛利亚与英国女王有亲戚关系，她逃到英国寻求庇护。但是，英国内部也有天主教与新教之争。信奉天主教的力量试图推翻信奉新教的女王伊丽莎白，让玛利亚上台。为了防止玛利亚篡权，伊丽莎白下令囚禁玛利亚，并判处她死刑。玛利亚·斯图亚特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在断头台上殒命的帝王。

玛利亚的悲剧就在于她既是国王又是女人，她的苦难是所有掌握王权的女性都会遭遇的苦难，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如果她只是女人没有国王的身份，那她的私生活就纯属她个人的生活。如果她不是女人而是男性国王，人们也不会把她的私生活与政治联系起来。现在她身为女王，她与异性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被人与政治联系起来。她年轻美貌，成为男人追求的对象，但更具吸引力的是王位，谁成为她的丈夫，谁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国王。权欲、情欲交织在一起，就使玛利亚·斯图亚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充满激情和悲哀的婚姻经历，也使她带上了传奇色彩。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女性自然激起了茨威格的创作欲望，他在前言中谈到他的创作原由、创作原则、题材处理的方法时说：

“清清楚楚、显而易见的事不解自明，然而隐蔽的事却能激发创作的想像力。正因为如此，那些蒙着神秘面纱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求我们再次做出解释和进行文学创作。一个历史问题往往具有永不衰竭的神秘的魅力，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活悲剧就是典型而出色的一例。在世界史上，大概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出现在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戏剧、小说、传记和论文中。三百多年来，她总是一再地吸引作家去描写她，迫使学者去研究她，而她的形象一直以不减当年的力量敦促我们进行新的塑造。因为让一切杂乱的事趋于清晰，让一切隐秘的事趋于明朗，是令人感兴趣的。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活秘密频繁地被人描写和阐释，然而又是那样的矛盾百出：也许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在人们的笔下是如此大相径庭，有的说她是杀人凶手，有的说她是殉难者，有的说她是愚蠢的阴谋家，有的说她是崇高的圣徒。然而，说来奇怪，她的面貌被写得如此迥异，并不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材料匮乏，而是因为材料丰富得使人无所适从。保存下来的文件、记录、案卷、书信和报告数以千计，这是三百多年来一年年积累下来的，一批批法官，总是满怀新的热情，就她是有罪还是无罪提起诉讼。但是，我们研究史料愈是透彻，就愈是感到悲哀，因为我们从中发现各种历史证据（包括艺术创作）都很成问题。任何一个文件，尽管是真正的手稿，历史悠久，并经过认证归档的，但还是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可靠性和叙事人的公正性。同一件事，同时在几位史家的眼里看法竟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一案中似乎更加明显。在这里，任何一个“是”，必有一个“不”予以反驳，双方各有文件为证，任何一个控告，必有一个辩白。谬误和真理，虚构和事实，杂乱地交织在一起，以致实际上任何一种看法都可以成为最可信的的证词。如果谁想证明玛利亚·斯图亚特参与谋杀亲夫，那么有几十份证词可供使用。同样，如果谁想极力证明她没有参与，证明也很容易找到。要描绘她的任何一幅肖像，都有现成调好了的颜料。如果在这些杂乱的现存材料中再掺入政治偏见或民族主义，那就成了蓄意粗暴地歪曲她的形象了。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如此：处在两种人、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之间争论存在还是毁灭，几乎都摆脱不了诱惑，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不是承认这个对就是承认那个不对，不是认为这个有罪就是认为那个无罪。就像在这桩流传至今的案件中一样，如果那些艺术家多半各有所属，分别属于斗争的各方、各派宗教信仰或各种世界观，那么他们的片面性事先就注定存在了。在一般情况下，新教的作家把一切罪过一股脑儿地推到玛利亚·斯图亚特身上，而天主教的作家却把一切罪过归于伊丽莎白；英国的艺术家几乎都把玛利亚描绘成杀人凶手，而苏格兰的艺术家则把她说成受害者，品行端正，横遭卑鄙的中伤。关于首饰盒信件，争论最多，一些人斩钉截铁地说它是真的，另一些人发誓说它是假的，在这件事上纠缠不休，连一些鸡毛蒜皮的得失都掺入了派系的色彩。因此，一个既非英国人又非苏格兰人的作家，毫无这种血缘关系和利害关系，也许能够比较公正而无先入之见地加以客观的评说；一个有强烈的兴趣而无成见的艺术家，也许更能够理解这场悲剧。

“当然，即使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想佯言他所知道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生平的一切情况都是真情，都是独自掌握的真情，那也是够大胆的。其实，他所能把握的，只有一种最大限度的可能性，甚至以他的全部学识和良知认为是客观的观点，也总是带有几分主观性。因为史料的来源都不是完全纯真的，他只能从模糊不清的史料中去搞清真相。又因为当时那些人叙述的情况相互矛盾，他对于这场诉讼，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不得不在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之间进行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多么谨慎，有时他只能采取最老实的做法：在他的看法后面打上一个问号，承认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或那个生平事迹至今仍未搞清真相，也许永远也搞不清。

“因此，在呈献给你们的这部试作中，你们可以看到作者严格遵循一个原则：决不采用任何一个由刑讯、恐吓或逼供而得到的证词，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决不会认为屈打成招的供词是真实可信的。同样，对密探和使臣（在当时这两者几乎是同义词）的报告，作者也是在经过极其慎重的选择后才偶尔采用，并对每一份文件都持存疑态度。即使作者在书中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首饰盒信件”是真实的，那也是在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核后才持这种看法的，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凡是归档的文件中存在两种相反的看法，本书作者都要彻底探寻它的来源和政治动机；如果无法回避地要在这种或那种看法中选择一种，那么决定取舍的根本准则，便是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

“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性格本身并非那么神秘：她性格的不一致仅仅显示在外表上，而内在的本质自始至终都是一致而鲜明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属于那种十分罕见的、富有激情、能够做出真正冒险之事而为时极短的女性，属于那种光华灿烂而昙花一现的女性，她不是那种一生放荡的女性，而只是一时在炽热而狭窄的空间里进发出激情的女性。在23岁以前，她的情感像平静的水面，从25岁开始，她的情感也没有再一次掀起汹涌的波澜。仅仅在那短短的两年，她的情感突然像暴风雨般地猛烈进发出来，原本平淡无奇的命运突然演绎成一出古典悲剧，一出伟大而又壮烈的悲剧，犹如《奥瑞斯忒亚》（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仅仅在那两年，玛利亚·斯图亚特才真正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她只是在压力下挣脱出来，超越了自己，由于过度冲动而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因此而永垂不朽。她的激情毁灭了她心中的人性，而她的名字之所以至今还能留存在诗歌和争论中，也仅仅是因为她有这种激情。

“其实，内心生活历程极其浓缩，集中在惟一的瞬间爆发出来，这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各种传记的形式和节奏。艺术家的惟一任务是再现这条陡然向上又陡然回落的生活轨迹，表现出它完全令人惊异的独特的个性。因此，在本书中，她前二十三年及被囚禁的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与她激情进发的悲剧性的两年，所占的篇幅几乎相等，这样的安排你们一定不会感到是矛盾的。在入一生的命运中，内心时间和外部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只在表面上是吻合的。实际上，惟有经历的充实才能决定心灵计时的尺度，人的感受与冷酷的日历迥然不同，它以独特的方式从内心计算流逝的时间。人在感情的陶醉中，无比幸福地摆脱了束缚，受到命运的保佑，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无穷的满足，尔后又摒弃了激情，便沦入一片空白之中，感到无穷无尽的岁月像憧憧幻影，是那样的虚无缥缈。正因为如此，在传记中，只有那些紧张而重要的，瞬间才是真实有效的；正因为如此，生活只有凝聚在瞬间中，只有从瞬间去观察，才能被确切地描述出来。一个人，惟有把全部力量发挥出来，于已于人才算真正活着；他的心灵惟有发出烈焰，烧得通红，才能成为看得见的形象。”

茨威格是位善于塑造女性形象，揭示女性心理的大师。除了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位高傲而充满激情的女人外，他还塑造了另一位女性：多疑、冷酷、耍弄两面派的伊丽莎白女王，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她多疑、冷酷、耍弄两面派的心理。一方面，她装模作样，似乎她本人完全相信玛利亚是清白无辜的；另一方面，她又玩弄阴谋诡计，把玛利亚诱向死亡的陷阱。她想置玛利亚于死地，但又不马上签署死亡判决书，她曾不止一次地回避做出决定，但事情一再回到她手里。在最后关头，她又试图推卸责任，把由她策划的处死玛利亚的行为说成下臣的“越权”行事，以此借口来掩入耳目。然而有谁相信这种说法呢？茨威格一针见血地指出：“也许只有一个人事后对这种不真实的说法深信不疑。令人惊异的是，这个人就是伊丽莎白本人。因为歇斯底里或有歇斯底里倾向的人，最奇特的品性之一便是不仅把别人骗得日瞪口呆，而且也有能力欺骗自己。”

伊丽莎白在政治上是胜利者，因为她把她的对手消除了。她保住了王位，却失去亲信和诚信，她是道义上的失败者。与她相反，玛利亚虽然在她并不熟谙的政治领域输给了伊丽莎白，但在道义上和精神上却战胜了伊丽莎白。

然而，这个胜利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一个人只能用死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这便是苏格兰女王的又一悲剧。

译林出版社编审、资深翻译家

赵燮生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