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维著的《书贩笑忘录(精)》写下了书贩的生存状态。不仅关于流转在他们手上的稀奇古怪的书籍，还有那粗糙的生活、如影随形的无聊感以及爱情和梦。

书商有新旧二业，新者以出版为利，旧者以贩鬻求赢。本书的书贩归类的话，应归于后者。书中收录了中外书贩十三名，其中洋书贩一名，中土书贩十二名。

陈晓维著的《书贩笑忘录(精)》讲述了作者多年买书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从事旧书生意的书贩，有的成为非常相熟的朋友。作者了解这些书贩与书结缘的经过，熟悉他们的甘苦，也知道不少外人罕知的当代旧书业秘闻，乃以小说笔法记录这些人物的贩书故事。细节、对话容有虚构，但都是真人真事，可以看到当下一部分中国人生活的一角，也可当旧书业史料看。另有一篇写英国旧书商的文字，系作者旅行见闻，可当海外访书记来读。

序（谢其章）

十年，胡同与我

湖州小顾

王珅：卖旧书的程序员

励知书局传说及其他

藏书家罗老师

马各斯兄弟书店的泰特斯

离别之喜

最后一支北京情歌

杜国立的故事

北漂赵明

东北人黄凡

卖民国书的大亮

人之将老

后记

十年，胡同与我

我跟胡同太熟了。要是真的把这些年的交往写下来，会是一本二百页的书，那要花上太多的时间。我想，我是没有耐心完成这一壮举的。前些天曾经试图开个头，只简单地说上几件事，终于还是半途而废了。后来分析一下原闪，我发现，写作的时候，人的语言就像嗓音一样，只有在适合你的音域上，才能把一首歌唱好。高了，低了，松了，紧了，都不行。所以，必须先把语言调整到某个特定的频率上，它才能抵达那个你想谈论的人，然后也许会在你和他之间，发生某种奇妙的共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准确地找到了那个频率，我愿意试一下。

这么说吧，在第一次见到胡同之前，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点认识。

那是十年前，他在天涯社区卖文史类旧书，看上去生意好极了。他喜欢预告自己将在晚上九点或十点贴出书单。到了那个时间，就一定会有很多人守在论坛，反复刷新浏览器，等着第一时间跟帖抢书。胡同喜欢搞点小花样，打点心理战。比方说，到了预期的几点，他不露面。九点零一，几点零二，九点零五……已经九点十分了，他还是迟迟不出现。直到九点十五分，他的书单才贴出来。这一招，在流行音乐演唱会上常用。天王天后们永远都是姗姗来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粉丝们的胃口已经被充分吊起来了，荧光棒挥舞，口哨声、尖叫声四起，甚至有人喊着要退票。这时候，胡同像周杰伦一样，从舞台中央的聚光灯里缓缓升起，若无其事地向大家挥挥手，明知故问地喊上一句：“大陆的朋友，你们好吗？”

我就是受这种集体无意识所感染，加入了胡同拥趸的行列。第一次，我买了十几本书。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书买得都相当盲目，后来就一直在书架上搁着，基本没读过。比如《锡良遗稿》、《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星槎胜览校注》等等（星槎胜览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下订单完全是受到哄抢心理学的支使，一不留神中了胡同的埋伏。当然，附庸风雅，自以为从此可以跟文化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也是潜意识之一种。或者也可以说，我是被他披着学术外农的个性化销售行为给忽悠进去了。我现在不去吃喝玩乐，而是冷冷清清地坐在这里写下这些自以为是的句子，也许证明了他施加于我的精神控制、集体无意识，仍在可悲地延续着。

很多买他书的人说，胡同在网上的言行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一点点属于商人的狡猾背后，是一颗渴望参与文化循环，努力维系文化传承的心。否则这个山东人，不会长时间离开老婆、孩子，乐此不疲地在异乡，把积满灰尘、生出霉斑的旧书倒腾来倒腾去，过一种颠沛流离并且见不到现金的生活。他似乎喜欢置身于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将其摆放在北京最热闹的十字路口，上演一出真人秀，把自己贫乏的物质生活和充盈的精神生活当作标本展示给大家看。我还可以用一种非常肉麻非常书面的语言来描述胡同：他希望成为当代文化链条上的一环，当某一道人类精神的闪电击中他，他愿意把自己的颤抖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人。

第一次在天涯社区下了订单后，有一天，他来送书了。高个子，微胖，衣着朴素。像他的网名“三十年代”一样，他戴着一副从徐志摩和胡适那儿借来的三十年代风格的小圆眼镜。这副有点滑稽的眼镜把他的五官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脸部拥挤的CBD。而远在五环以外的淡眉毛和尖下巴，上下伸展，在发育的末期紧赶慢赶地把他圆圆的一张娃娃脸改造成了长脸。他文质彬彬，但文而不弱。确实，这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好感的家伙。

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我问是不是可以到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答应了。他说：“自行车在楼下，骑车去吧。”我说好。（P1-3）

序

谢其章

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听歌听曲，这已是我多年的写作习惯。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听收音机，现在是在电脑上选曲子，想听什么有什么，音质也不错，当然不能跟唱盘比，便捷却远胜唱盘。有那么好几个月听的是刀郎的歌，最爱《西海情歌》，几达不听就写不下去的程度。这些天忽然迷上二胡与箫，两者一怨一诉，如歌如泣，做背景音乐再适宜不过了。正当此时，晓维把新作《书贩笑忘录》的稿子从邮箱传给我，他说我是此书序者的不二人选，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甚至有点主动请缨的意思。

张爱玲给宋淇夫人邝文美写信时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子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非写不可”看似平常语，实则彻骨之言。几年前我赴别离了三十几年的插队之乡村，回京之后写了五千字的《还乡记》，虽然拍了很多照片，可是文字的感染力依然远胜照片，“非写不可”的压迫感在我有过这么一次体验。给人家的书作序，常见的态度是“盛情难却”或“勉为其难”，而这次我不但觉得能够胜任，而且愉快之至，非写不可。

连着三晚，一边听着箫曲《春江花月夜》，一边看完了十二万字的书稿。也许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人生低落阶段，“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不然怎么会读着读着竞有“悲从中来”的情绪，是感同身受吗？不是，这些“古旧书里讨生活”的书贩现在都混得很出息，甚至前（钱）程似锦。凡事总有个缘由，思来想去，我明白了，这些书贩们打拼的岁月正是我热衷淘买旧书的岁月，“此时语笑得人意，此时歌舞动人情”，我哀伤的是自己那一段去而不返的时光，书贩们的经历触动了我的不堪回首，正如张若虚的低吟浅唱：“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书贩笑忘录》计中外书贩十三名，洋书贩一名泰特斯（英），中土书贩十二名，计胡同、顾诤、王坤、刘旭、罗老师、老马、王建、杜国立、赵明、黄凡、大亮、韩成宗。这些人不全是真名实姓，即使有的像真名实姓，其实也许是个化名，甚至有可能“一人扮两角”。我问过晓维你为什么如此有兴趣写这些书贩，他回答：“窥探人的内心深处，多有意思！”我还向他求证某人某事的真实性，他回答：“此处略有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晓维的写法，看似写景的地方他写人，看似写人的地方他写事，看似写事的地方他写情，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以我之见，全书到处隐现着晓维人生阅历的投影。

书里既写了书贩的发家史，也写了书贩的情爱史，统而言之，人书情未了。如果剥去“书”这个美丽字眼的光环，我们大可将此书视为“贩夫走卒列传”。民国藏书家周越然曾说：“乞丐讨饭十年，必有他奇异的见闻。小贩挑担半世，也有他特别的经历。”

书贩说白了就是“买卖人”。一买一卖，一进一出，乐趣无限。他们朝出上家，有“得手”之乐；夕入下家，有“出手”之乐。杜甫有两句诗“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书贩生活庶几近之。杜甫还有后两句呢，“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用来形容做买卖的不容易，也算贴切。

下面我按出场顺序逐一说说十三位书贩。

……

十三，韩成宗。不认识，见面也许能想起以前打过照面。逛摊十载寒暑，“半熟脸”不少，能叫得出名字的却不多。虽然不曾相识，我读这篇感觉处处有我的影子，胡兰成说过：“我现在读书总要拿来比到自己身上，于身亲的即是好，于身无益的即是不好。”如果不是晓维有意影射我的话，就是巧合。老韩与处长冲突的情景与心理活动，很像我在铁饭碗时代的屡屡犯上。最终领导说了一句：“小谢，我跟你说一万句，你能听进一句就算我没白费吐沫。”那个我正看着书忽然把灯关上的中国书店的马春怀老师傅，原来也给老韩关过灯，呵呵。我记得看书的时候，这个马师傅还在旁边甩风凉话：“甭翻了，都让书贩子倒腾光啦！”后来听书友说气得要揍老马，我忙问揍了没有，再后来听说老马自己死掉了。中国书店资深拍卖师彭震尧在回忆文章里写到马春怀：“可能是由于长期受中国书店‘为专家学者服务’教育的原因，再加之他工作的门市接待的读者多为专家学者和图书馆等国有收藏单位，因此他对一些书商书贩到他那里购书极为反感，甚至当有些人选好书去交款时，他也敢拦下说：‘这套书已经有人预定了，不能卖。’由此遭到他们的反感以致怨恨。”晓维说老韩们已被旧书市场淘汰出局，只剩了三五书友饭局之上唏嘘“厂肆书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亦戳中我要害。我与老韩不同的地方是我的早点马虎之极且从不喝牛奶，还有一点不同，我尚未“及身散之”，就算将来必须卖书，也卖不出老韩一拉杆箱一百万的水平。谢谢晓维，你让我从老韩那里看到了我的过去及可预见的以后。

张次溪说：“书商有新旧二业，新者以出版为利，旧者以贩鬻求赢。”本书书贩归类的话，全部应归于后者。与厂肆时期不同，新时期（九十年代以降）的书贩自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厂肆书贾前辈孙殿起、雷梦水的本质区别在于，今天的书贩胡同、杜国立们手中握有电脑和手机这些无所不能之利器，电脑和手机使得书贩的概念无限放大，更多的书贩不露真身，也能做出惊人的业绩。

我记录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无须被闹钟吵醒，不用在早晨八点半投身令人窒息的地铁车厢，感觉不到上级充满怀疑的审视如芒在背，但同时，他们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每年一次的调薪，没有说话夹带英文、衬衣扎进西裤的同事，也看不到顺理成章的未来。

不是因为有什么天才，而是由于被缚，被古旧书魔力的绳索捆绑，他们的生活才显出意义。

其中最熟悉的当然是胡同。计算一下，他离成为百岁文化老人还剩下五十七个年头，他舵把得稳，从来不曾偏航；王坤也从不偏航，减肥之后，他飞奔在赚钱之路上的脚步将更加轻盈。刘旭移步古董业，最近从日本给我发来微信，说他是“道人已了三生梦，便踏花枝不动心”。王建则于去年携新妇幼子凯旋回京，重操旧业。杜国立继续独霸旧书界MVP的宝座，当仁不让。赵明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一次聚会上，德高望重的老帮主拉着赵明的手欣慰地向大家宣布：“我的时代过去了，未来，是属于你的。”黄凡自绝于人民后没了踪影，他临别赠送的那册索尔仁尼琴签名本被我珍若拱璧，见书如见人。大亮则忙着在麻将桌上把我虐得体无完肤，一直还没腾出空儿去尼泊尔看风景。

这些年来，我一直和他们同行。有时，我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既做观察者，也被自己观察。我想和黄裳的《记郭石麒》、《记徐绍樵》一样，写下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仅关于流转在他们手上的稀奇古怪的书籍，还有那粗糙的生活、如影随形的无聊感以及爱情和梦。

我告诫自己，要把笔从他们的锁眼伸进去，让笔尖沾满从他们身上蒸腾而起的灰尘，要靠他们更近一些。这就使得本书中部分篇章读起来如同小说。然而那并非为了编造谎言（一定要把虚构和非虚构截然分开的想法只对填写报表的出版商有意义），正相反，唯其如此，才能更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