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因西北羌胡诸游牧氏族侵入中国汉族文化中心的长安、洛阳，战事并继续发展，中国国土因此暂时以长江为界，分裂成两个部分，即历史中的南北朝时期。在长江以北，游牧民族军事统治者长时期的剧烈斗争，使重要的生产文化成就多遭受严重破坏。琉璃制造技术，也因此失传。直到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后，才又恢复生产，《北史》称：“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指洛阳），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澈。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由此可知彩色琉璃的烧造技术在北方确曾一度失传。到此又能大量烧造平板器物，直接使用到可容百人行动的大建筑物中。这类活动建筑物虽然已无遗迹可寻，但在同时期墓葬中，却有重要实物发现。建国后河北景县封姓五座古墓发掘中，除得到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青釉陶瓷外，还得到两个玻璃碗，一个蓝色，一个浅绿色，现陈列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这种碗当时似为服长生药所用，晋代人有称它做“云母碗”的。
这时期南中国生产已有进一步发展，绿釉瓷的烧造也达到了完全成熟期。薄质丝绸和新兴造纸，更开始著闻全国。文献记载中虽叙述过用琉璃做种种器物（如庾翼在广州赠人白柑，似即白色料器），由于制作技术究竟比较复杂，并且烧造技术仅掌握在少数工人手里，成品虽美观，还是远不如当时在江浙能大量生产的缥青色釉薄质瓷器切合实用。又因政治上经过剧烈变化，正和其他文化成就一样，玻璃无法进一步发展，关于实物品质形式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不多。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佛教迷信极盛时期，统治者企图借宗教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大修庙宇，照史书记载，北朝统治者曾派白整督工七十万人修造洛阳伊阙佛寺。南朝的首都金陵相传也有五百座大庙，北朝的庙宇则有一千三百多个。此外还有云冈、敦煌、麦积山、天龙山、洛阳、青州、巩县等石窟建筑群。这时期的佛像以土木雕塑而成，而且都经常使用各色珠玉宝石、琉璃作璎珞装饰物。试从现存洞窟壁画雕塑装饰，如敦煌壁画近于斗帐的华盖、藻井部分边沿的流苏来看，还可想象得出当时彩琉璃珠的基本式样及其应用情形。隋代政府收藏的书画卷轴，照史志记载，也有用各色琉璃作轴头的。隋仁寿时李静训墓中几件水绿色玻璃器，是目前为止出土文物中最能说明当时生产水平的几件实物。《隋遗录》记载中提及的宫中明月珠，有可能即为如宋人笔记小说所说的一种白色新型大琉璃灯。所不同处，只是隋代还当成宫中奇宝，宋代则已为商店中招徕主顾之物。《隋书·何稠传》称曾发明绿瓷，历来学者多据这点文献材料，说绿瓷成于何稠。如以近年出土文物判断，则绿釉瓷北方早可到东汉永元，惟白瓷倒只在隋代初次出现，透明绿琉璃也在这一历史阶段达成熟期。 P42-43
《沈从文作品精选集》的书名及目录、图片均由沈龙珠先生审定。
图书在选编过程中，参考了《沈从文全集》等图书。编辑过程中，力求保持沈从文作品的原貌，只要不是明显的错漏，一律不作改动，特此说明。
感谢沈龙珠先生对本套图书的授权与支持。
编者
追寻美的一生——沈从文创作精品导读
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万卷出版公司拟印行沈从文几个创作领域的精品，堪称沈从文爱好者的福音。几部作品囊括了沈从文最好的小说、散文与别具一格的自传，加上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呈现出的是沈从文毕生成就的浓缩精华版。
就三部文学作品而言，汇聚的都是沈从文成熟期的巅峰之作。其中《从文自传》1934年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同一年，中篇小说《边城》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记》也开始发表，可以说这个1923年从湘西小城走出来的“乡下人”已经达到了他一生中的辉煌顶点。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的问世，标志着沈从文精心打造的“湘西世界”已上升为一个由高超想象力建构的文学王国，堪与鲁迅笔下的“鲁镇”相提并论，甚至已经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象征。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就认为：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在汪曾祺看来，“边城”世界在与大城市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对峙之中获得了文化和时间意义上的双重自足性。作家林斤澜也曾经这样言说沈从文及其《边城》：“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在林斤澜的理解中，边城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
在《边城》蕴含的各种丰富的主题内容之中，有研究者格外看重的正是沈从文所延续的陶渊明奠定的桃花源传统，建构了一个湘西的世外桃源，因此在《边城》中存有中国本土田园牧歌文化的最后的背影。刘洪涛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书中认为，当这个牧歌指向文化隐喻的时候，就诞生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边城”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这个诗意的中国形象有别于五四启蒙主义话语所形塑的“中国”。如果说，鲁迅的《阿Q正传》呈现了国民性需要改造的落后的中国，那么《边城》则传达了一个类似田园牧歌的诗意化的中国形象。
《边城》的基本情节是二男一女的小儿女的爱情框架。掌管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渡船老人的孙女翠翠，最终兄弟俩却一个身亡，一个出走，老人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死去。这是一个具有传奇因素的悲剧故事，但沈从文没有把它单纯地处理成爱情悲剧，除了小儿女的爱情框架之外，使小说的情节容量得以拓展的还有少女和老人的故事以及翠翠的已逝母亲的故事，小说的母题也正是在这几个原型故事中得以延伸，最终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此外，小说还精心设计了主要情节发生的时节——端午和中秋，充分营造了具有地域色彩的民俗环境和背景。这一切的构想最终生成了一个完整而自足的湘西世界。
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淳朴、善良、美好的天性，悲剧的具体的起因似乎是一连串的误解。沈从文没有试图挖掘其深层的原因，他更倾向于把根源归为一种人事无法左右的天意，有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子。沈从文也称自己的《边城》是一座希腊小庙，支撑其底蕴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翠翠和爷爷都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塑造的理想人物。在这些理想人物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式的情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自称是“最后一个浪漫派”。
……
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皆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此后固执而又柔和的声音，将在我耳边永远不会消失。我觉得忧郁起来了。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
流淌在文字中的是忧郁的诗情，这是沈从文把个人的一己体验投入到大干世界之中的结果，构成这种体验的底蕴的，是作家的同情和悲悯。
四
1949年之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写作，改行去历史博物馆工作，致力于中国古代的服饰与文物研究，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功绩。看上去似乎沈从文的转行有些可惜，但却是中国文物研究领域之幸。同时，沈从文选择文物研究者的职业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并不是出于一时间的心血来潮。其实从《从文自传》中即可看出，沈从文在故乡当兵的时候就对历史与文物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从文自传》中题为《学历史的地方》的一章，就集中叙写了他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的经历，其间接触了大量的字画、碑帖、古书，因此沈从文把这段日子看成“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
沈从文对于文物的兴趣可以说持续了差不多整个一生。汪曾祺这样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
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
而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中始终渗透了审美的眼光，毋宁说，他是以一个毕生执着于美的文学家的身份致力于文物研究的，正如汪曾祺所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美’的爱好者，对于由于人的劳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美的东西具有一种宗教徒式的狂热。对于美，他永远不缺乏一个年轻的情人那样的惊喜与崇拜。”作为在历史中追寻美的研究者，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由此获得了生命意义上的一体性。
《旧时风物(在历史中追寻美)(精)》为沈从文先生的研究随笔集。所选篇目为沈从文研究的精华之作，内容涵盖玉石、古代扇子、镜子、玻璃、陶瓷、景泰蓝、服饰等多个方面。
本书还精选了珍贵手稿、书法作品、画作，图文并茂，以飨读者。
沈从文先生不仅小说写得精妙、散文写得精致，文物研究文章也写得精彩。散文般的语言，小说般的构思，使得原本枯燥的研究文章不再诘屈聱牙，文字优美生动，言简意赅，好读易懂。
在《旧时风物(在历史中追寻美)(精)》中，沈从文先生的研究对象多为日常用品，是他耗尽余生的文物研究精粹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