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国际校友人数众多，覆盖国家和地区广泛，社会贡献突出而令人瞩目。他们来华留学的时段跨越了不同历史时期，亲眼见证了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具体地说，他们构成了中国来华留学教育史的一部缩影，既是中围历史的见证者，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探索者与践行者。

谨以梁晶晶编著的《坐在两张椅子之间(北京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口述)(精)/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献给数以几万计的北京大学的国际校友，献给所有关心、支持、参与来华留学事业的人，献给北京大学120岁生日。

梁晶晶编著的《坐在两张椅子之间(北京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口述)(精)/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讲述了阿克曼先生是德国汉学家、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建院院长、歌德学院大中华区总院长、墨卡托基金会中国地区代表、孔子学院顾问专家，1975年作为建国后最早的德国留学生之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后长期工作生活在中国，参与了中德两国间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文化事件。1988年，阿克曼参与创建歌德学院驻华分支机构，并担任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首任院长（1988-1994）；2006年，他再度返回中国，任歌德学院大中华区总院长（2006-2011），其间由其策划的“德中同行”活动历时数年，成为了中德两国经济文化交往中的重大事件；2011年从歌德学院卸任后，阿克曼被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墨卡托基金会聘为该基金会在中国地区的代表，同时以顾问专家的身份受聘于孔子学院，协助孔子学院深化拓展其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柏林与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座谈中阿克曼受邀就对外文化交流问题作专题报告。作为一名德国汉学家，他还将张洁、莫言、刘震云、王朔等人的作品译介至德国，与刘震云、阿城、张洁等很多中国作家都是好友。此外，阿克曼与中国艺术圈也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从圆明园画家村的达园展览到近年对中国当代水墨的推介，他不仅长期关注着中国当代艺术，也为其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章 我的青少年时代

第二章 北大生活

第三章 歌德学院

第四章 墨卡托基金会

第五章 孔子学院

第六章 当代艺术

附录一 误解之益/阿克曼

附录二 老外看当代水墨画/阿克曼

附录三 我反对的，我爱的——看见阿克曼/靳卫红

第一章 我的青少年时代

采访人：阿克曼先生，很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采访您。您是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建院院长，后来还在莫斯科和罗马担任过歌德学院东欧/中亚区总院长和意大利区总院长，2006年又回到北京担任大中国区总院长，现在又身兼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代表人和孔子学院总部顾问的职务。这么多年来，您一直都在进行着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我听说，视觉艺术，特别是中国水墨艺术也是您特别感兴趣和关注的对象。您在工作和个人审美趣味方面的偏好是否受到家庭的影响？

阿克曼：是，我们家有两个最根本的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政治。我从小对艺术感兴趣，这跟我的家庭有关。我的曾祖母是画家，德国印象丰义的，当时算是有名气的画家，今大的人已经不怎么知道她r。我家里一直有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小时候围绕在我生活中的都是艺术，一屋子艺术品，我从小就看这些东西。

采访人：曾祖母，那您还见过面？

阿克曼：没有，她1931年去世了。

采访人：但是家里还是有这种艺术的审美传统。

阿克曼：对。比如我奶奶，她不是艺术家，她是一个演员，当过斯图加特戏剧学院的院长。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是我奶奶创作的两幅布贴加手绣壁毯。

采访人：这是她做的吗？

阿克曼：她70岁突然开始做这样的东西，当然也做得不多，因为她1975年时便已经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没法继续做了。这是她做的第一个壁毯。

采访人：她原来会画什么东西吗？

阿克曼：原来估计她妈妈也教过她画画，可是她自己很快就明白她不是艺术家，所以后来就放弃了。可是70岁的时候突然做了这样的东西。不知道她的灵感从哪儿出来的，突然就开始做。

采访人：这是棕榈树吗？

阿克曼：对，现在有很多颜色已经褪了，所以我把它放在玻璃框里头，遗憾的是好多颜色已经褪了，这都是布，一般的布，她就是用别人扔掉的那些布。她做的东西不多，一共十幅。

采访人：您刚才提到家里的两个传统：艺术和政治。艺术的氛围来自曾祖母，那么政治方面您又受到谁的影响呢？

阿克曼：我的父亲。他是一名政治家。

采访人：曾祖母和奶奶都热爱艺术，您父亲的兴趣点为什么突然转向政治了呢？

阿克曼：我想这跟他的生活经验有关，他经历过战争。战争结束后，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一定要避免战争，对他来讲也变成一种责任。他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责任，因此，他对政治就很感兴趣。这是他的时代赋予他的东西，是对个人经历的反思，是一种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采访人：您小时候父亲会在家里和孩子谈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吗？

阿克曼：会在家里面谈，但谈得不是很多。他不会特别跟我们谈他在政治方面做了什么。不过，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会支持他、帮助他了。

采访人：您父亲在政治上有什么具体的诉求吗？

阿克曼：怎么说呢，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说是“左派”，但也不是极“左派”。我15岁开始搞学生运动，之后会跟他吵架，吵得一塌糊涂。

采访人：会吵架？他不是偏“左派”吗？父子的政治信仰不是很一致吗？

阿克曼：他为越南战争辩护，我觉得他那时候太保守了。你应该理解他们那一代人跟我们不一样。我父亲的经历比较特殊。在纳粹时代，他被打成半犹太人，其实他不是，我奶奶那时候的丈夫是犹太人，可是那不是他的生父。但在纳粹时代，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他需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犹太人。他真正的父亲也认可并出具证明我父亲是他的孩子。可是，在德国有一个官僚机构，叫种族研究所，他们依据照片之类的东西，来鉴别谁是犹太人。就是这个种族研究所最后把我父亲定成犹太人。因为他的耳朵或鼻子的样子而把他归为犹太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要命的事情。他原来上中学是在瑞士，不在德国。1939年，他回到德围，那时正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从战争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一直在前线，不敢回来。因为军队在一定条件下还需要这些人，对他们有一些保护，在政治上庇护他们。于是，他就得整整五年一直待在前线，受了好几次伤。（P1-8）

“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总序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围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近一百二十年来，北京大学厚植中华文明沃土，饱览时代风云变幻，积极致力于“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以开阔的视野和胸襟，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民族，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中外关系特别是人文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2年9月，“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14名外国留学生调整到北京大学，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围留学生留学北大的升始，六十多年来，北京大学已经培养了9万多名各种层次的国际学生，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近190个国家和地区。北京大学的国际校友人数众多，覆盖国家和地区广泛，社会贡献突出而令人瞩目。他们来华留学的时段跨越了不同历史时期，亲眼见证了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具体地说，他们构成了中国来华留学教育史的一部缩影，既是中围历史的见证者，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探索者与践行者。许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已成为所在国同中国交流的重要桥梁。还有许多国际校友在本同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外交领域里努力工作，对于祖国的发展和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

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是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的有效途径。北京大学国际校友的人生经历和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为理解中国的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的历史提供了独特的海外视角。不仅如此，他们对中国有深刻的理解和特殊的感情，在本国甚至在国际社会有较高的声望，是让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困的重要渠道。“北京人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收集和整理的就是北京大学国际校友的成长记忆，重点讲述他们与中因特别是与北京大学的故事。通过对国际校友进行口述文献的采集、整理与研究，可以使国内更多的读者听到“中国好声音”和“中国故事”。此外，本套丛书还有助于系统梳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和人才培养成果，为留学生教育总结经验，拓展学术研究领域，丰富国际关系史和国别史研究内容，进而推进北京大学对外开放和“双一流”建设。

2015年，本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由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对一些国际校友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之上整理、出版了这套丛书，通过这种形式配合国家做好大国形象的构建，推动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在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作者努力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保证它们具备应有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考虑到口述者的特殊经历、个人情感以及因时间久远而造成的记忆模糊等因素，作者通过访谈第三方、查找资料等方式对口述内容进行考订、补充，成稿后又请口述者进行了校正。尽管如此，由于各方面水平所限，丛书中肯定还有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启动两年以来，本套丛书受到了各界的关心、支持，也得到了许多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帮助。在这期间，丛书编委会的一些成员职务发生了变化，不断地有更多领导和专家加入进来，相关的访谈成果会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

谨以此书献给数以几万计的北京大学的国际校友，献给所有关心、支持、参与来华留学事业的人，献给北京大学120岁生日。

编委会主任 夏红卫 孔寒冰

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