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列夫·托尔斯泰著的《复活》记述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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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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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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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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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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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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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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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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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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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尽管几十万人麇集在不大的一块地方，千方百计糟蹋所聚居的土地，在地上铺砌石头，让地上什么也不生长，尽管一见出土的小草就铲除，尽管烧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拼命砍伐树木，驱逐一切鸟兽，然而，就是在城市里，春天依然是春天。阳光送暖，青草蓬勃生长，不仅在街心公园的草坪上，而且在石头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铲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桦树、白杨、稠李纷纷吐出黏黏的、芳香的绿叶，菩提树上鼓起绽裂的嫩芽；寒鸦、麻雀和鸽子都不负春意，已经高高兴兴地在做窝儿；就连苍蝇，经阳光一晒，也在墙脚下嗡嗡飞动。不论树木花草，不论雀鸟昆虫，不论小孩子，全都欢欢喜喜。可是人——大人，成年人——却依然无休无止地在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折腾自己和相互折腾。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不是为造福万物而生就的人间美景，这种可以激发和睦、融洽、友爱之情的美景，神圣而重要的倒是人们自己想方设法，施行人对人的统治。

比如，省监狱办公室里的官吏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鸟兽和人都受到春天的感染，享受到春天的欢乐，他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是昨天收到一封编号、盖印、标明案由的公文，公文要求，今天，4月28日，匕午九时前将狱中三名在押的案犯，两女一男，送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送。由于接到这张传票，这天上午八点钟，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紧跟着他走进走廊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一头鬈曲的自发，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女褂，扎一条蓝边腰带。这是一名女看守。

“您是要带玛丝洛娃?”她一面问，一面同值班看守朝走廊内一间牢房门口走去。值班看守当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房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从牢房里冲了出来。值班看守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又把牢门掩上，等待着。

就是在监狱的院子里，空气也是新鲜清爽的，那是吹进城里来的田野上的空气。可是走廊里却是污浊难闻的饱含伤寒菌的空气，充满粪便气味、焦油气味和腐烂气味，任何人一走进来都会立刻感到窒闷和难受。女看守虽然闻惯了污浊空气，但从外面一走进来，就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进走廊，顿时就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和几双光脚板走动的声音。

“快点儿，有什么磨蹭的，玛丝洛娃，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房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左右，一个身穿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服、个头儿不高、胸部非常丰满的年轻女子大踏步走出牢房，很麻利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身边站住。这女子脚穿麻布长袜，外套囚犯暖鞋，头上扎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地让几圈乌黑的鬈发从白头巾里露了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白得像地窖里的土豆芽，长期坐牢的人脸色都是这样的。她那一双不大而宽阔的手和从囚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样。在这张脸上，特别是在苍白无光泽的脸色衬托下，那双乌黑发亮、有点儿浮肿然而十分有神的眼睛，实在使人惊异，其中有一只眼睛多少有点儿斜视。她挺着丰满的胸脯，身子站得笔直。一来到走廊里，她就微微仰起头，对直地朝看守长的眼睛看了看，站起来，摆出一副任人摆布的姿态。看守长正要关门，这时有一个没裹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而冷峻的皱皱巴巴的脸。老太婆刚开口对玛丝洛娃说话，看守长就把门推到老太婆的头上，白头不见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笑了笑，转过脸对着门上装了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里面凑到小窗口上，用沙哑的嗓门儿说：

“顶要紧的是，不能说的别说，说过的别改口，就行了。”

“只要有一个结果就好，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摇了摇头，说。

“当然，结果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带着长官的神气说，显然相信自己说得很俏皮，“跟我走!”

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央，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走下石头阶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每个小窗口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有两名押解士兵持枪等待着。坐在这儿的一名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文件交给一名押解士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交给你了。”

这名士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红脸膛、有麻子的汉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瞟着女犯，笑嘻嘻地朝高颧骨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睛。他们带着女犯下了台阶，朝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来，两名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铺砌石头的大街上。

车夫、店伙计、厨娘、做工的、当官为吏的纷纷停住脚步，好奇地打量女犯。有的摇摇头，心里说：“瞧，这就是干坏事的下场，还是像我们这样做人好。”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一个乡下汉子卖掉了木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这时走到她跟前，画了一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说了两句什么。

女犯觉察到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也不扭转头，不动声色地斜睨着那些看她的人。许多人这样注意她，使她感到高兴。这春天的空气，与牢房里的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她很高兴……

P2-4

人性的复活

托尔斯泰是人类文化史上璀璨的巨星。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他的代表作，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永不磨灭的珍品。《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剧变后，呕心沥血写出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被公认为是托尔斯泰创作的顶峰，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

1887年6月，法院检察官柯尼拜访托尔斯泰，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被控偷了醉酒的嫖客一百卢布，因此被判四个月监禁。陪审人员中有一个上流社会的青年，发现罗扎丽原来是他的亲戚家的养女。几年前他客居彼得堡时诱奸了这个姑娘，姑娘怀孕后被赶出门去。后来姑娘生了孩子，孩子被送进育婴堂，姑娘沦落为妓女。那青年良心发现，想方设法同女犯会面，并请求柯尼予以帮助，表示愿意同女犯结婚以赎罪。不幸那女犯在狱中死于斑疹伤寒。

这故事使托尔斯泰很受震动。他决定以此为题材写一部小说。

他于1889年动笔，1895年完成第一稿。但他很不满意，认为小说容纳现实生活的广度和透视生活的深度都不合要求。后来又不断地探索、重写，先后六易其稿，到1899年才写成。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托尔斯泰在这十年中参观了许多监狱，到法庭旁听，接触了不少囚犯、法官、狱吏，到农村调查农民生活，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不断地深入观察和认识现实生活，深入地思考。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所得，融汇在艺术形象之中。实际上他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全部融汇在这部作品之中。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以为，这是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东西。”

评论家也都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代表作。因为这不仅代表托尔斯泰的最高艺术成就，而且容纳了托尔斯泰对待社会、人生的全部思想，包含了他的全部先进思想，也包含了所谓他的思想缺陷。

《复活》写的是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精神的复活，主要是聂赫留朵夫精神的复活。小说中多次写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经常在较量。聂赫留朵夫大学时期是一个纯洁、热诚、朝气勃勃、有美好追求的青年，进入军队和上流社会后，过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兽性的人统治了他，精神的人被压制了，沉睡了。他第二次见到玛丝洛娃，以及之后的七八年，便是兽性的人统治着他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将她抛弃，而使她沦落到后来的悲惨地步。直到在法庭上巧遇玛丝洛娃，回想当年，抚今追昔，良心发现，精神的人苏醒了，渐渐战胜兽性的人，精神的人终于复活了。

精神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旦苏醒，他对一切的感觉都不同了。他常常有羞愧的感觉。他在玛丝洛娃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明白，她的苦难是他造成的；他在农民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明白，他的贵族生活靠的是农民的血汗。他感到又卑鄙又可耻。他感到自己一贯的所作所为是这样，感到自己这一阶层许多人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精神的人一旦复活，他就用全新的观点观察起社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事实上，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故事只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纽带，而大量篇幅写的正是聂赫留朵夫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的代表者，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

聂赫留朵夫对待一些社会重要问题的见解和态度怎样呢?

对待土地问题：聂赫留朵夫认为土地和水、空气一样，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地主不能继续霸占土地，必须把土地交给种地的人。怎样交法?聂赫留朵夫先后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交给农民去种，收取很低的地租；一是交给农民，地主不收取任何代价，只是让农民按土地质量拿出一些钱作为农民集体的公积金。他认识到，地主无权收取任何地租，所以认为后者更合理。

对待整个贵族阶级的态度：贵族阶级的人自认为是上等人，然而聂赫留朵夫看清了贵族阶级是肮脏的，其生活趣味是卑劣的。他认为真正的上等人是劳动者和革命者。他认为自己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也是卑劣、可耻的。他不但有这样的认识，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放弃土地，不要仆人，离开阔绰的家，搬进公寓，抛弃贵族生活。在思想上、在行动上都背叛了自己的贵族阶级。作为托尔斯泰的代表的聂赫留朵夫是这样，托尔斯泰也是这样。托尔斯泰以八十二岁高龄离家出走，突患肺炎死在阿斯塔波沃小站，以最决绝的态度表明了自己背叛贵族阶级的立场。

对待封建官僚制度：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的事到处奔波求情，从而展示了形形色色官僚的嘴脸。他们残忍暴戾、嗜血成性、背信弃义、口蜜腹剑、麻木不仁、贪赃枉法，而最可怕的是，有些人本来是善良宽厚的，一旦当了官，就不能不变得麻木、残忍起来。而且势必结成一伙，官官相护。这就不是若干人的问题，而是普遍问题、官僚制度问题。在接近结尾时出现了一个彗星式的无名老头子，主张不要皇上，不要任何当官的。

对待宗教：聂赫留朵夫认为官办教会是欺骗和愚弄人民、维护专制政仿的工具。他赞成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平等的教义，认为教会的许多做法都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小说中对官办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接近结尾出现的无名老头子就说，各人相信自己的心灵，就不分什么教什么派了，凭良心办事，上帝就在每个人心中。

对待法律和监狱：依照聂赫留朵夫的看法，监狱里的罪犯，一部分是根本无罪的；一部分是因为精神道德水平高于一般水平，如革命者、罢工者：有一部分是犯了罪的，可是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比他们对社会犯的罪大。所谓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指的是剥夺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犯罪”。那个无名的老头子是这样说的：“法律哩!他们先把所有的人抢得光光的，把人家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财产都夺过去，算成自己的，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杀死，然后再定出法律，不准抢劫，不准杀人。要是他们先定出法律就好了。”

对待革命者：聂赫留朵夫认为他们都是极好的人，精神道德面貌高于一般水平。本来因为革命者采取恐怖手段，他对革命者有些反感，可是接近之后，才知道政府对他们太残酷，他们不得不采取恐怖手段。他最敬爱的克雷里佐夫，本来是个又斯文又和善的大学生，可是目睹残酷的现实之后，变成了民意党破坏小组的组长。

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聂赫留朵夫都表现出当时先进的观点。

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人复活的过程，也是深刻认识社会和背叛贵族阶级的过程。托尔斯泰正是通过这一思想感情的载体揭露和批判了贵族社会。

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满怀激情塑造的美好女性形象。她原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少女。被聂赫留朵夫诱奸怀孕后，被主人赶出门来，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沦落为妓女。因为想起过去的事太痛苦，就尽量不去想，浑浑噩噩，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后来遭诬陷，进监狱。直到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她还习惯地把他看作风月场上的男人，对他媚笑，向他要钱。但正是这次见面，使她回想起过去，她精神的人也苏醒了。她的可贵的品性一次次表现出来。除了第一次见面要的那十个卢布以外，她什么也没有要过。却总是在关心别人。每次见到聂赫留朵夫，都要求他为别人的事奔走。她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却不同意跟他结婚，因为她认为这对聂赫留朵夫不是幸福，而是一种拖累，她不愿接受他的牺牲。后来她在政治犯的影响下，精神境界越来越高。最后嫁给政治犯西蒙松，正是为了使聂赫留朵夫得到完全解脱。一个处于这种境地的女子，宁可离开一个贵族老爷，嫁一个服苦役的政治犯，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玛丝洛娃的精神的人不是简单地复活，而是达到了崇高、完美的境界。

然而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不同，她只是托尔斯泰塑造的美好形象，却不是托尔斯泰的代表者，不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

《复活》卷首引用了几段《圣经》，结尾引用的更多些。结尾与卷首所引《圣经》内容大致相同。有些评论家便认为这是本书主旨，是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归宿，认为这反映了托尔斯泰空想的、反动的学说的内容，诸如“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等。其实不应该这样看。引用《圣经》是有针对性的。为的是要世人爱护、怜恤有罪的和无罪的罪犯。请看：“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你不应该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这里的“弟兄”“迷路的羊”“同伴”显然指的是罪犯。用意是很清楚的。

接近结尾时像彗星一般出现的那个无名的老头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确切地说，聂赫留朵夫只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无名老头子才是托尔斯泰的代言人。老头子的话是极其深刻和犀利的。在这样一部书的结尾，作者是应该有一番结论性的话要说的。怎样说呢?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哪一个人物来说呢?通过中心人物聂赫留朵夫，如果说得太露骨、太激烈，也许不符合人物性格，也许会引起审查机关注意。因此设计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一闪而过的、“疯疯傻傻”的无名老头子。借老头子之口，对宗教、法律、监狱、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批判。研究托尔斯泰思想的人，是不应该忽视这个人物的。

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品都具有高超的艺术性、高度的真实性、深厚的人性。《复活》在这几方面都达到了非同一般的程度。

关于艺术性，不少评论者都提到《复活》中使用的对比手法。是的，托尔斯泰最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开卷便写美好的春天，接着便写监狱的景象；当玛丝洛娃被押去受审时，聂赫留朵夫还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聂赫留朵夫穿着干净衬衣坐在头等车厢的丝绒软椅上说笑，玛丝洛娃在凄风苦雨中跟着车厢奔跑；柯察金夫人一行往右一拐，朝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往左边走，朝三等车厢走去……举不胜举。此外，历来评论家都特别称道托尔斯泰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技巧，称道他掌握了“心灵的辩证法”。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是用直叙的方法写出的，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却不是直叙，而是通过言语、表情写出的。不论用这种方法、那种方法，都将主人公丰富而多变化的心理活动写得十分合理，十分自然，十分细腻。

尽管在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由来已久，然而真正如实地描绘现实的作品是不多的。因为历来统治者都喜欢歌功颂德，忌恨揭露黑暗、丑恶面的作品。托尔斯泰却凭自己的胆识和良心，如实地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境况，描绘了形形色色官僚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教会欺骗群众的实质。《复活》写成后，当时的审查机关大加砍削，删节达五百余处，如描写监狱祈祷的两章，全部删去，只留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就这样，发表后还是触怒了教会。教会宣布把托尔斯泰革出教门。也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现实，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复活》中表现出深厚的人性，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却不是有口皆碑。多少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最大的弱点，认为他所表现的人性是与阶级性相悖的。这是过去理论界“左”的思潮的一种表现。其实，聂赫留朵夫作为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代表者，对待不同的阶级是爱憎分明的。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和爱护之心，对革命者充满敬意，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贵族是厌恶的。在《复活》第二部中写到，聂赫留朵夫乘车赴下诺夫哥罗德，有意避开柯察金公爵一家人，不坐头等车，而坐三等车，跟普通劳动者在一起。他和普通劳动者交谈之后，心里感到无比舒畅。他“看着这些人那干瘦而强壮的四肢，那粗糙的土布衣服，那黑黑的、亲切的、风尘仆仆的脸，感到自己置身于这些全新的人以及他们那种真正的人类劳动生活的正当情趣和苦乐之中”，就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上等社会”。而“想起了柯察金之流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那种低下卑微的生活情趣”，就感到厌恶。可以说，聂赫留朵夫不但在理智上认识到应该同情劳动人民和憎恨统治阶级，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站到了劳苦大众一边，站到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  

可见，托尔斯泰宣扬人性，不是否定阶级性，而是反对兽性。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人，也就是人性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人性的人经常与兽性的人较量。当兽性的人占上风时，人性的人就被压抑了；等到人性的人复活了，兽性的人就败退了。在具体的人身上是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中何尝不是这样?!

《复活》是人性的人复活，也就是人性复活。弘扬人性，何罪之有?!

文学以情感人。《复活》充满深厚的感人之情——对劳苦大众和弱小者的同情和爱护之心，对统治者的愤恨，对贵族的憎恶，对革命者的敬意，对官办教会的蔑视。这一切都表现得异常分明，异常强烈，异常真挚。这一切都是人性的感情。无怪乎《复活》感动了一代一代的读者，而成为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不朽名著。

力冈

《复活》是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最真实的诗，书中体现了卑劣与德行，一切都以不温不火的态度、镇静的智慧与博爱的怜悯去观察。

——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罗曼·罗兰

整个19世纪还不曾有过《复活》这样的作品，它高于《悲惨世界》，因为这里没有一点儿幻想的、虚构的、编造的东西，全都是生活本身。 

——俄国评论家 斯塔索夫

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是那样地朴素和自然，这是任何其他小说．家难以达到的。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有一点儿失真，、唯有托尔斯泰像一面完美的镜子，反映出生活的全部深度。他的作品像大河流水一样平稳地推动着读者，这流水便是生活。

——法国作家 安德烈·莫洛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