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洛·维亚贝尔德著的《塞西丽娅·巴尔德斯(天使山)》描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古巴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时期的世间百态。通过主人公、混血姑娘塞西丽娅的爱恨情仇，展现了古巴错综复杂的种族矛盾，可谓彼时古巴社会的一幅全景风俗画卷。该书是古巴的文学名著，在拉美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此为首次翻译成中文，对于文学爱好者及拉美文学研究者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塞西丽娅·巴尔德斯(天使山)》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古巴哈瓦那。

富家公子莱昂纳多不顾一切地疯狂追求美艳绝伦的混血女孩塞西丽娅，而塞西丽娅亦无可救药地坠入情网，幻想通过婚姻改变身世命运。然而，造化弄人，两个无所顾忌的情人却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而纨绔子弟玩腻了美人，迎娶了别的新娘，最终被复仇之剑刺中心脏，在婚礼上倒在血泊中……

在作者西里洛·维亚贝尔德的描绘下，西班牙占领军司令官、总督、法院院长、警察局长、大庄园主、贵族、平民、仆役、黑奴一一登场；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低俗、真爱与情欲、贪婪、虚伪相互交织，情节错综复杂；混乱不堪的自由市场、光怪陆离的舞厅、医院、监狱、贫民窟、咖啡园、轧糖厂，场景切换，令人眼花缭乱；悲欢离合，始乱终弃，爱恨情仇，压迫与反抗，自由与独立……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奴隶制度下的古巴风俗画卷。

正文

1812年11月的一天，黄昏时分，两头骡子拉着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沿着贡保斯特拉大街向城北驶去。像往常一样，黑人车夫骑在其中的一头骡子上。车夫的衣着、骡子的挽具以及实心银的装饰都清楚地表明，这辆装备豪华的马车属于某个富翁。车帘或者说带牛皮条的毛料车篷缀有红头鹤的图案，正面及后面另一侧的车篷也都如此。不管此时此刻车里坐着什么人，但很显然，此人相当谨慎，过度的防备措施不免有些多余，因为街上并没有行人，除了天上的星光或是从紧锁的门栏里泻出的几户人家的灯火外，没有其他光亮。

碎步快跑的两头骡子在圣胡安·德·迪约斯胡同口猛然停住，一位高个子绅士费力地下了车。他穿戴讲究：上身是黑色高领燕尾服，里面是西装背心，或许是白色上衣；下身是连脚长裤；颈上系着蝴蝶结；头戴窄沿皮礼帽。星光下依稀可见这位男子的面容：鹰沟鼻，圆脸，小下巴上留着胡须。他头发和胡须的颜色、礼帽下的阴影，在修道院威严的高墙映衬下，使他看上去像个黑人。

“继续往前走，到石头大街去！”绅士语气傲慢地命令道，但是声音并不高。他把左手搭在驾辕骡子的鞍桥上，对车夫又道：“在街口附近等着我。如果遇到查夜的，你就说是堂霍阿金·戈麦斯家人，说你在待命，明白吗？皮奥！”

“明白，老爷！”车夫答应着。从主人一开口讲话，他就把帽子拿在手中了。

车夫赶着骡子朝向主人指定的地点走去。

圣胡安·德·迪约斯胡同只有两个街区，一头是圣达·卡塔里纳修道院的大墙，另一头是哈瓦那大街的住宅。从圣胡安·德·迪约斯医院高大四方的窗户里散发出病人的气味，医院占据着第二街区整整一侧，其余三侧是红瓦矮房以及只有一层的小楼，地面比街面要高，门前有一两个石阶。外观较好的房屋属于第一街区，通向贡保斯特拉大街。第一街区的房子差不多大小一样，都是一门一窗，门是雪松木的，有大头木钉，涂了砖色红漆；窗户或是椭圆形，或是飞檐形的，有粗木栏杆。临街的小楼呈现出原始状态，用乱石砌成，屋前没有人行道。

那位绅士在右边第三家小屋前的房檐下止住了脚步，用两根手指轻叩木门。门被迅速地从里面打开，显然，屋内的人正等着他呢。这是女主人，黑白混血人种，约莫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丰满却不失曲线，浑圆的肩膀裸露着，面容姣好，鼻梁高挺，嘴唇富有张力，头发浓密而卷曲。她身穿绣花细布短袖衬衫，下身是一条无褶且没有任何装饰物的哔叽布短裙。

客厅里只有几件家具：靠右边墙壁的是一张桃花心木桌，上面有一支燃烧的蜡烛，有挡风罩或者说灯罩；几把雪松木椅子，靠背是牛皮的，用铜钉铆在座位上。在那个时代这些摆设就算是奢华了，何况是在有色人种的家里，里面住着的是女主人而不是女佣。那位绅士进门时没跟她握手，只是问候一声，严肃但不失优雅与亲切。令人惊讶和无可置疑的是，除去社会地位和种族的差异外，一眼就可以看出，两人年龄相差明显，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友情，比较真诚、比较无私的关系。随后绅士尽量靠近那混血女人，以便压低声音，他用沙哑、有些难过的语气问道：

“病人怎么样了？”

混血女人神情更加难过地摇摇头，仅用三个字做了回答：

“啊，很糟。”

片刻后，虽然她脸色依然没有放情，但情绪略有好转，补充道：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那个打击还是会要她命的。”

绅士不快地反驳她：“什么？您昨天夜里不是告诉我她好多了，也安静多了吗？”

“是的，先生，昨天夜里是好多了。可是，今天上午她非常焦躁不安。她总是说床单让她热得受不了，还说脑袋发热，有几次还要下床去换空气，因此不得不派人去叫医生。大夫来了，开了一片镇静剂。她吃了，这可怜的孩子给什么吃什么。结果，她睡得像块石头，可是忽然又惊醒过来。哎呀先生，她睡得像是死过去了一样啊！这让我害怕，非常害怕呀。从一开始我就对您说，这次打击对她来说太大了，这姑娘没力气承受打击。先生，咱们可把这孩子给毁啦，我一直在注意着她，我有这个预感。”

她没再说下去，因为激动，难以成声。

绅士温柔而带感情地说道：“何塞法·切皮尼亚太太，我看您是害怕了。可您不是努力劝过她分离是很短暂的吗？她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怎么没努力呀！先生您好像还不了解这孩子，她根本听不进道理。自打出生，她就非常任性和固执。另外，从发生了那事以后，她就处于不大理智、不清醒的状态了。先生您自己在那个倒霉的晚上不是也努力安抚她了吗？结果怎么样啊？想想吧，什么也没办成啊。先生您会亲眼看到，选择这个时候让她经受这样的考验是错误的。那事还没过四十天，她就发高烧了。”说完，她已经泣不成声了，“是呀，我心里已有数了，这一回，她恐怕是清醒不了或者活不成了。”

P2-5

大约在1986年，我们开始编写《拉丁美洲文学史》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古巴大作家西里洛·维亚贝尔德。今天再翻阅那时写的介绍文字，感到对他的代表作《塞西丽娅·巴尔德斯》（以下简称《塞西丽娅》）的内容介绍还是准确的，但是囿于篇幅和当时的认识水平，对这部长篇小说没能做进一步的分析。现在翻译完了《塞西丽娅》，有必要将一些重要情况向我国读者做一个交代。

首先是关于这部优秀作品在古巴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当时注意到了西里洛·维亚贝尔德是古巴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是从风俗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过渡的代表人物，但他为什么是“开拓者”以及“代表人物”，今天在这里做些补充说明。

十九世纪的古巴社会由于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社会阶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西班牙王室派遣的高级官员，例如总督、殖民军队司令、法院院长、教区大主教；从西班牙来的殖民者、商人、工匠、地痞流氓，他们是来古巴发财的冒险家；土生白人，他们是欧洲白人的后裔，出生在古巴；混血族群，其中包括原住民——印第安人与欧洲殖民者混血的后裔以及非洲黑人与欧洲移民的混血儿；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他们多数是奴隶，古巴的奴隶制就是为他们设立的。《塞西丽娅》细致地描写了上述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压迫、歧视、冲突等紧张关系，这在古巴文学史上是首创之举，即这是第一部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揭示复杂社会问题的作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西里洛虽然是土生白人，却坚定地站在有色人种的立场上抨击种族歧视，呼吁“废除奴隶制”，这一态度与作者的文化养成和政治觉悟密切相关。西里洛在青年时代努力攻读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学期间，参加了文学社团活动，那时的土生白人不满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认为“古巴是古巴人的古巴”，逐渐形成了民族独立意识。为了深入发掘古巴文化的特色，他们经常去古巴东部山区，组织“寻根之旅”，调查原住民的生活状况，了解甘蔗种植园里的黑人处境，然后创办文学刊物，刊登“古巴诗歌、古巴戏剧、古巴散文、古巴风俗画、古巴小说、古巴文学评论”等，旨在创建“古巴文化”。1837年至1838年间，西里洛创作了四部短篇小说，热情讴歌古巴的风土人情，表现民族文化特色。但是，他们的活动很快遭到殖民政府的镇压，西里洛也被捕入狱。1849年他越狱逃到美国，1870年以后开始创作《塞西丽娅》，陆陆续续写了将近十年。1879年5月完稿，1882年在纽约出版。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十九世纪初的古巴文学受西班牙文学的影响，作家大多遵循风俗主义的创作原则。风俗主义是欧洲浪漫主义的分支，强调描写地区的风景和风俗习惯，比较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到了1826年，南美洲的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北美洲的墨西哥先后打赢了独立战争，把西班牙殖民军驱逐出了国境，成立了各自的民族政府，其领导阶级就是土生白人。如此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以南北夹攻之势影响着古巴的政治生活，这就是《塞西丽娅》的主人公之一甘地多说的“天下大乱”。他是大庄园主兼奴隶主，其利益与殖民政府紧紧相连。但是，奴隶们渴望解放和自由，混血人种也反对殖民政府的压迫，一部分土生白人知识分子则盼望革命给他们带来掌权的机会，因此古巴岛上的多数民众是欢迎解放大军的。面对这样的现实，作家们纷纷放下风土人情的题材创作，转而描写人心的向背，西里洛这一辈作家生逢其时，自觉担当起道义责任，揭示社会现实矛盾，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西班牙殖民统治。《塞西丽娅》就是第一部这种意义上的优秀作品，它从此拉开了古巴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帷幕。

《古巴文学史全貌》的作者马科斯·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是这样评价《塞西丽娅》的：“它全面、生动、活泼地抒写了古巴19世纪的社会生活，看上去如同一幅巨型油画，西班牙占领军的司令、总督、法院院长、警察局长、大庄园主、贵族、平民、仆役、黑奴……一一登上了大舞台。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像西里洛那样把那个时代介绍得如此明白；没有哪个文学家能像西里洛那样以深厚、炽热的情感和对未来祖国的希望及信心，将糖厂的奴隶生活描绘得如此深刻、生动，将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权贵集团与百姓的对抗反映得如此入木三分。”

在与古巴朋友的交往中，我们得知《塞西丽娅》在一代又一代古巴读者中的分量，他们说：中国有中国的经典，我们有我们的经典；你们把《红楼梦》看成是“国宝”，《塞西丽娅》则是我们的“国宝”。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一方文化，培育出一批“国宝”，是否珍惜这些宝贝，反映了当代人的文化价值观。当前，一种“做戏的文明”(巴尔加斯·略萨语)在世界各地泛滥成灾，其特点之一就是蔑视经典．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与消极、颓废、享乐主义的观念密切相关的，是一种社会病态的表现，其典型的口号是“过把瘾就死”，这是人心在“真、善、美”与“假、恶、丑”方面的又一次博弈。看一看《红楼梦》《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寒西丽娅》……再听一听《春江花月夜》《梁山伯与祝英台》《命运交响曲》《蓝色多瑙河》……然后欣赏一下时尚的肥皂剧，或许能比较出当下人们在文化品味上面临的严峻形势。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且让事实说话！请看本书第一部第十二章里甘地多谈到儿子读书时那番“宏论”吧：他强调发财和当贵族的重要性，流露出“读书无用论”的观点。他的言论让我回想起“文革”时的“白卷英雄”，还有当下中国“土豪们”的发财论以及拿书本当敲门砖的“功利主义者”们的看法，他们为什么不追求精神信仰、伦理道德、高雅的文化修养，一句话，为什么不喜欢追求真理、行善、美好的境界，而刻意顽固地沉湎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几近于动物的生活方式呢？原因简单得很：人类从远古走来，是一个告别兽性的过程。人类生存本能的要求如衣食住行、繁育后代，与其他动物并没有本质区别。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在告别兽性中追求语言、思想、精神的结果，是人性与兽性博弈的结果。博弈的曲折性在于，兽性有时战胜人性。追求思想和精神生活的人走在人类的前头，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引领多数人前进，成为人类发展的方向。因为从人类发展的规律看，人类的认知水平、能力正在逐渐提高，文明代替野蛮，人性代替兽性毕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真、善、美”和“假、恶、丑”博弈的形势虽然严峻、复杂，但是“大江东去”的威力终究是不可阻挡的。

此外，引起本书译者注意的是，1823年古巴大学教育虽然还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但是大学讲堂上已经明白无误地提到了“公民权利”，提到了“独立、自由、平等”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让我联想到1823年正是中国清朝道光时期，举国上下还笼罩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雾霾中，中国人的梦里还没有半点法治观念、公民意识，这是为什么？从1792年开始，拉美就爆发了独立运动，1808年到1823年间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纷纷推翻了西班牙殖民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而中国呢？还处在清王朝的独裁统治之下。从那时起中国人还要耐心地等待将近一百年，才迎来中华民国的建立！表面上看，是共和制迟到了一个世纪，事实是中华民族的觉醒落后了一百年，中国人的思想被陈腐的封建等级观念给牢牢束缚住了，看看晚清洋务运动所追求的“洋枪洋炮”，而不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就可以知道封建思想是多么顽固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个“历史”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中发展中的小国历史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们国家虽小，却对人类文化做出了惊人的贡献，例如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等；在现当代，拉美文学大师的诗歌、小说、散文，还有精湛的拉美足球文化……

《塞西丽娅》从1870年开始动笔到现在过去一百多年了，它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书”了。但是，如果你想了解古巴，它应该是一本新书。今天哈瓦那的风土人情与《塞西丽娅》的时代一脉相承，几无变化。捧读这本书，会加深我们对古巴的理解，并对我们自身、爱情及拉美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认知。至此，这部古巴乃至拉美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来到中国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赵德明

2017年1月18日于北大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