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手枪揣在裤兜里，仿佛是把一桩最珍贵的回忆隐藏了起来。他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随后在屋子里唯一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又看看表，叹了口气。他似乎害怕再叹气，故从身旁拿起一本杂志，开始读起电影明星的新闻来。
埃及仍然在关心电影明星的新闻。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可是法婷‘啥玛玛还依旧出现在银幕上，伊马德·啥姆迪㈤还是满面春风，显露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似乎不知道——整个埃及似乎都不知道，她的一个儿子将为她死去，将被判死刑，将被绞死。
他恼火地把杂志扔在地上，自言白语道：
“我不能死!我绝不能听任他们随意摆布!”
他心中满腔怒火，脸上却显得若无其事。你若是不细瞧他的两眼，绝不会感到他有什么心事，也许倒会以为他是幸福的，非常幸福，因此法蒂．啥玛玛又演了一部新片子，而伊马德·啥姆迪仍然是满面笑容。
这正是他的天性。只有他的两眼能显露他的一点儿感情，至于脸上其他部分，则总是显出一成不变、泰然自若的表情，这种表情的魅力能抓住你的心，摄住你的魂，使你情不自禁地喜爱他、信任他，而不会想到，有这样一副面孔的人竟会是一个英雄。
也许他本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一个英雄；也从来没想过，他的相片竟会有一天登在各大报的头版上，男女老少在谈论他，全国上下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他从来没感到自己有什么要搞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的动机，心里也并不认为自己比别的青年更勇敢、更爱国、更激进。他的一切作为，对于他本人来说都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出类拔萃或异乎寻常的地方。相反，他想到自己的弱点往往要比想到自己的优点的时候多。例如：他感到自己不能面对群众演讲。还是从他在中学与同学们一道开始参加爱国革命运动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有这种感觉。他从不领队，不领着喊口号，也不发表慷慨激昂、热情洋溢的讲演，而是一声不响、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做些实际工作。
当时，一旦警察包围了学校，他就会去把消防水龙头安装好，把水流对准警察们射去。然后，他会把瓶子收集在一起，装满沙子，分给同学们，作为武器，去回击那些射向他们的子弹。后来，他又发明了一些小武器，想出了一些对付警察的好办法，使同学们不禁又惊又喜，如：造莫洛托夫燃烧瓶，用破布团浸透煤油，点燃后，扔到警察的汽车上。又如：把学校里打饭用的碗当成钢盔，让同学们翻扣在脑袋上，以抵挡军警们的棍棒。逐渐地，同学们开始团结在他的周围，信任他，经常期待他做出什么决定。尽管他不领队，不领着喊口号，也不发表演说，但同学们一直把他看成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领袖。
他的沉默在他周围造成了一种神秘、感人的气氛。同学们中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神奇传说。有的说，他家里藏着满满十箱炸药；有的说，他爸爸在家乡藏了一挺机关枪；有的说，他哥哥是一个军官，帮他出谋划策，为他制订进攻、防守方案；还有的说，他多次参加过大学生们召集的秘密会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传说为一个动人的英雄描绘出一副动人的形象，同学们无不为之仰慕。
这些传闻并不正确。他的父亲只是工程部里一个五级职员，像别的职员一样，嘴里谈的经常是等级，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介入政治活动。他也没有一个当军官的哥哥，而且根本就没有亲兄弟。他的家里也没有满满十箱炸药。当时，他也从来没去参加过大学生们召集的秘密会议。P2-3
在开罗进修期间(1978—1980)，除了学习、研究阿拉伯文学外，我曾想实现两项个人的宿愿：参观举世闻名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吉萨的金字塔；拜访那些慕名已久的著名作家。到开罗后未过两天，我同几个朋友便迫不及待地结伴参观了金字塔。半年后，当我第一次登上《金字塔报》社六楼时，激动、兴奋的心情并不亚于见到真正的金字塔，因为这里正是当代埃及乃至阿拉伯文学巨匠聚集的地方，不啻是当代埃及文化的“金字塔”：作家陶菲格·哈基姆、纳吉布-马哈福兹、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尤素夫·伊德里斯……在这里全都有自己的办公室。
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的办公室与陶菲格·哈基姆、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办公室相毗邻。在办公室的外问，一个年轻的女秘书在打字；作家在某些作品中曾提到过的女秘书娜尔敏女士负责接待来访者。来访的多为女子。有来谈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向作家请教；有文坛新秀，向老作家讨教；也有的仅是作家的崇拜者，想登门向作家表示一下敬意……几架电话机，这一架刚放下，另一架铃声又响了…·瑚口尔敏女士真像一位能干的管家：大多数的来访者都被挡驾了；有一些，她听着，记下来，再抽时间向作家转告。据说，作家的很多创作素材都是这样一些热心的来访者提供的。
走进办公室的套间，一位看来年过半百的人正伏在一叠小纸头上写着什么。他头发灰白，胖胖的脸上看不出皱纹，也没有胡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脸上总带着微笑，显得那样和蔼可亲。这就是我久已渴望一见的名作家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先生。娜尔敏女士附耳对他说了两句什么，他赶紧起身同我握手，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先是寒暄了几句。我为打断了他的写作表示抱歉。他说，听说有中国朋友要来，很高兴，特地嘱咐娜尔敏安排了时间；并说，他这人就是这么个习惯：一有空就写，都是随便写在一张张普通的白纸头上，密密麻麻的，再让女秘书打成稿。我对作家这种笔不离手的勤奋表示由衷的敬佩，并说，怪不得他会写出那么多的作品来呢。作家谦虚地说，“现在上了年纪，笔也钝了。年轻时比现在写的要快得多”，并颇为知心地告诉我：“说实话，我不是夸口，那时，塔啥·侯赛因W比我地位高，名气大，但我的作品的读者却比他的多。”这话我相信，因为走进埃及或阿拉伯各国的书店，一眼能看到的大量的文学书籍，便是伊赫桑的小说。他的很多作品在阿拉伯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往往不胫而走，作家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人。
我说明了来意：我读过他的代表作《我家有个男子汉》后，深受感动，想通过自己的拙笔把这部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特别是中国青年一代，并为此向他讨教。他笑着说：本来一个人的作品就像自己生的孩子，不应有所偏爱；但他自己的确也喜欢这部作品，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宠儿；它常使他想起自己的青年学生时代。他说，自己是个作家，只管写，从不要求别人去介绍自己的作品，但是如果这部小说能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将非常高兴，表示感谢。并说，他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小说中译本出版后，能寄给他—本，因为他的书架上尚没有自己作品的中译本。作家马上按铃叫进了娜尔敏，告诉她，译者如有什么要求，请她尽量提供方便，设法满足。事后，娜尔敏女士果然照办，提供了有关作家生平的材料，并安排了几次在办公室和在作者家中的会见。这部小说若能同我国读者见面，首先应感谢原作者的鼓励、支持和具体帮助。
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生于1919年1月1日。父亲穆罕默德·阿卜杜·库杜斯原是位工程师，会写诗、编剧，并是戏剧界有名的票友，后来干脆下海，成了著名的戏剧与电影演员。母亲法蒂玛·尤索福是当时蜚声舞台、最红的明星。1924年，她离开舞台，创办了至今仍负盛名的(《鲁兹·尤素福》周刊。
伊赫桑从十岁起就开始模仿他父亲，学习写作。在大学，他虽读的是法律，但酷爱文学，读了大量的阿拉伯和英、法文学作品，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家于1942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法学院，曾做过律师和记者。自1945年起，历任《鲁兹·尤素福》周刊主编、《今日消息报》主编和董事长、《金字塔报》董事长等职，并被选为“新闻最高委员会”委员。现为(《金字塔报》社专职撰稿人和顾问。
伊赫桑远在学生时代便积极参加了埃及人民的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反英、反卖国贼的爱国斗争。在他从事新闻工作后，更以一个记者的身份积极地参加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曾与当时的“自由军官组织”建立过密切的联系；曾在报刊上多次猛烈抨击过腐败的王朝，揭露社会的黑暗。当时由于上层某些权贵营私舞弊以及与以色列进行秘密的武器交易，从而导致了1948年对以色列作战的失败。伊赫桑以他掌握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这一肮脏交易的内幕，使舆论大哗，引起轰动。他的这些爱国行动曾引起当时反动当局对他的极端仇视和恐惧。1952年“七二三”革命山前，他曾因政治原因三次被捕入狱，并多次险遭暗害。
“七二三”革命成功后，伊赫桑站在反帝、反霸权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一方面写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另一方面也在报刊上经常发表笔调犀利的政治杂文和评论。
伊赫桑是位多产的作家，至今已写了六百多篇小说，出版有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共三十多本。除其代表作《我家有个男子汉》(1957)外，著名的中长篇小说还有《我行我素》(1954)、《此路不通》(1955)、(《罪恶的心》(1958)、《太阳永不熄灭》(196())、《一切都无所谓》(1963)。近年来著名的作品有《法蒂玛是失败的代名词》(1975)、《子弹仍在口袋中》(1975)、《免得烟消雾散》(1977)，《别把我独自撇在这里》(1979)、(《我们都是贼》(1982)等。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已拍成电影、电视剧或改编成广播剧，很多作品都已译成英、法、俄、德、意等多种文字。
伊赫桑文笔通俗、流畅，作品题材广泛而新颖，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对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问题都有及时的反映，针砭时弊有一定的深度，他尤善于处理有关妇女问题的题材，擅长描写妇女心理。其作品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影响很大。但这些作品亦难免鱼龙混杂，瑕瑜互见，有些作品亦有些不健康的色彩。
伊赫桑的作品近年来已逐渐在我国受到重视。现已翻译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罪恶的心》；在一些短篇小说集中和一些介绍外国文学的期刊上也相继发表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的译文，受到了我国广大读者的喜爱。
《我家有个男子汉》写于1956年，首次发表于1957年，最初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鲁兹·尤索福》周刊上。当时正值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风起云涌、方兴未艾，以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为主题的这部小说当时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风靡一时。至今该书在阿拉伯各国再版的次数和版本之多、发行量之大都很可观。小说出版后很快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如今已成为世界名演员的欧默尔·谢里夫主演，更扩大了它的影响。
小说出版后，在阿拉伯文学界反映也很强烈。著名文学评论家加里．舒克里博士在他写的(《抵抗文学》(1970，开罗知识出版社)一书中，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说该书几乎是埃及唯一的一部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爱国英雄形象并写出了其成长过程的长篇小说。在开罗大学任教的文学评论家舍菲耳‘赛义德博士也在他的《论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一九六七年埃及长篇小说的倾向》(1978，开罗知识出版社)一书中，把(《我家有个男子汉》一书誉为埃及反映民族爱国斗争的三部代表杰作之一。
回顾—下埃及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七二三”革命前广大埃及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几乎从未间断过。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同当时英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反动的卖国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部作品正是反映了这一重大题材。书中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易卜拉欣这样一个爱国英雄的形象：他最初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压迫下，由于感到屈辱而愤怒，开始只是采取个人或少数人的冒险、恐怖活动形式进行斗争，在现实的教育下，他逐步成长起来，懂得了只有组织、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王朝的联合统治。小说描述他的成长过程，是真实可信的；描述他与少女娜娃勒的爱情，格调是高尚的。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写出了埃及一个普通的家庭——穆哈伊及其父母、姊妹怎样由谨小慎微、不问政治到卷入了革命的洪流。这一家人的形象(包括转变人物阿卜杜勒-啥米德的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是可信、感人的。小说时代感很强，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一环扣一环，能紧紧攫住人心。
我国与埃及在解放前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有着许多共同的遭遇，也都有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因此，这部小说也许会使我国读者更感到亲切一些。只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颇拙，敬请读者读后不吝指正。
仲跻昆
1983．1．20于北京
《我家有个男子汉》有机会再次问世，我感到非常高兴。这部由埃及著名作家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于1956年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由我们移植到我国，是在1983年。
记得当年曾给作者库杜斯写信，请他为译本写个序。他热情地回了信，不过在信中谦虚地说：“我从不为自己的书写序，而且也不肯为我的朋友的任何书作序。”他在来信的一开头就说：“接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它使我又想起了几年前我们的会见。”
他想起了，我自然也想起了，而且至今难忘。其实，我同库杜斯的会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金字塔报》报社六层楼他的办公室里。那次的会见我已写在了本书的后记里，这里不再哆唆。第二次会见则是在他家里。当时的情形，我也写在了《库杜斯短篇小说选》译本序中，在此偷点懒，抄录—下：
早在一九八。年春，一天傍晚，在扎马利克岛区，我们几位在开罗进修的同志乘电梯登上了一幢俯l临尼罗河的大楼的第十层。这层楼只有两家住户：左边住的据说是一位部长，右边一家住的就是我们要拜访的大作家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先生。一位肤色黝黑的努比亚用人把我们引进了客厅。大小客厅共有三间，布置得既富丽又高雅：墙壁上、架子上、柜子里到处是古玩、艺术品，琳琅满目，其中不少是中国的工艺品，使我们颇感亲切。作家大概是不想把我们当作一般客人在客厅里讲客套，而让我们径直进了他的书房里。从客厅到书房弯弯曲曲的一段走廊仿佛是条画廊，两边挂满了伊赫桑的各种友好漫画像，据说都是作家在报社、杂志社搞美术的同人们的赠品。
书房在套间的最深处。这大概是作家想“深居简出”，写作时尽量不受外界干扰的苦心安排吧。一进书房，只见作家从一张很大的书桌后站起身来，热情地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书桌上摊着一叠白纸，纸上一支笔的笔帽还没旋上。显然，我们的到来打断了作家的写作。记得在《金字塔报》报社六楼作家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也是这样。作家的这种手不离笔的勤奋精神实在令我敬佩。我把同伴们向作家一一做了介绍。大家慢慢打破了拘谨，畅谈起来，谈生活、谈文学，也谈政治。
在作家书架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同一装帧的书籍，厚厚的共有三四十本。那都是伊赫桑的作品，他幽默地把它们称作“我的孩子们”。这些书籍在埃及和阿拉伯各国的大小书店里触目皆是，不同的是，在这里作家按同一规格重新装订过，看上去很端庄。作家还给我们看了他的作品的各种外文的译本，如俄文版的《我家有个男子汉》、英文版的《我行我素》等。这样一位名作家，那么多的作品，竟没有一本中文的译本，作为一个学过阿拉伯语又喜爱阿拉伯文学的人，我感到有些不安。翻译库杜斯作品的念头大概就是从那时产生的吧。
埃及著名的老作家陶菲格·啥基姆在谈及库杜斯时说，他作为一位作家，既要写政论，又要写小说，太勉为其难，委屈自己了；劝他最好别去关心政治，而埋头创作小说。另一部分人则劝他最好放弃小说创作，而专门写政治文章……库杜斯却说：“事实上，我无法照办。”他要兼而顾之。他反对脱离政治，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为艺术而艺术。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热心于反帝的爱国斗争，在(《我家有个男子汊》一书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些作者的影子。
《我家有个男子汉》(曾名：难中英杰)中译本从问世到如今再版，30余年，斗转星移，人世沧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最大的憾事莫过于库杜斯这颗埃及乃至阿拉伯文坛巨星在1990年的陨落。他生前曾荣获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级勋章、穆巴拉克总统的共和国勋章，并在1989年荣获埃及国家文学表彰奖，这是埃及对文学家终身最高的奖励。世纪之交，他的这部名著《我家有个男子汉》也被阿拉伯作协评为“20世纪阿拉伯105部最佳中长篇小说”之一。作家在天国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
30余年过去了，我们也由得志的少年时代，得子的青年时代，得意的中年时代，慢慢转入了得病的老年时代，但有机会能再让我国的广大读者见到《我家有个男子汉》，也是在世又_件感到快慰的事。
《我家有个男子汉》创作于1956年。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年，因为正是在那一年，埃及与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同我国建交之先河；正是在那一年，埃及总统纳赛尔用阿拉伯语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说“不”，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从而引起三国侵略埃及；也正是在那一年，年轻的18岁的我考进北京大学东语系。
想当年，我是在1978年到198[)年于埃及开罗大学进修时读的《我家有个男子汉》这部小说，还看过据小说拍的同名电影，主演是后来去了好莱坞成了国际大明星的奥麦尔·谢里夫mar ShariC 1932～-201 5)。他与埃及明星法蒂‘哈玛玛(Ftin Hamgmah，1931-2015)合演的《我们美好的日子》，在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译制上映后，曾红极一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家有个男子汉》，无论是读小说，还是看电影，都让我感动，让我激动。它让我想起我的故乡——大连，它在日寇统治时期被称为“关东洲”，它比当时被称为“满洲国”的我国东北地区更殖民化，所以看到当年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埃及难中英杰的斗争，就会联想起当年日寇铁蹄下我家乡人民的遭遇与斗争。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同病相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仇敌忾吧!这也是我们当年决心翻译这部作品的又一初衷。
是为再版序。
仲跻昆
2016年11月25日
于北京·马甸
《我家有个男子汉》是埃及著名作家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于1956年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作者以1952年7·23革命前夕埃及人民的反殖民主义的爱国斗争为题材，讲述了爱国青年易卜拉欣，难以忍受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埃及的横行霸道、肆意欺压底层民众，拳拳的爱国情怀促使他开始采取个人或少数人的行动进行反抗斗争，在一次刺杀卖国贼的行动中不幸被捕入狱，后越狱逃到朋友穆哈伊家，得到这家人帮助的动人故事。最后，尽管易卜拉欣在与英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不幸被埃及走狗射杀身亡，但是他勇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唤起了大多数被压迫者的反抗意识，也鼓舞了埃及人民去实现民族独立的理想和愿望。
《我家有个男子汉》是埃及著名作家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著、我国阿语名家仲跻昆先生翻译的、以1952年7·23革命前夕埃及人民反殖民主义的爱国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中，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个勇敢反抗压迫的爱国青年易卜拉欣以及他在斗争中受挫遇难得到朋友穆哈伊一家精诚帮助的故事。其中既有青年男女间柔情的爱恋，也有舍生取义的悲壮。虽然主人公的爱情事业最终成了空幻泡影，但是他勇于反抗压迫的爱国精神，却鼓舞了社会的大多数去实现民族独立。小说故事情节激荡惊险，文笔流畅细腻，尤其是主题思想突出，彰显人间真善美，是一部难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