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纬著的《晚清外交七十年(第2部同光中兴之与狼共舞)》以两次鸦片战争前后大清国的闭关与西方的敲门为切入点展开，以事件与思想探索融汇贯通的笔调展示西方为什么要敲门，大清国为什么要闭关以及战争爆发前后道光帝、咸丰帝、林则徐、恭亲王奕?等历史人物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态度，从而深刻的剖析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以及大清国在外交博弈中的艰难抗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败涂地，使得清政府朝野上下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西方；被坚船利炮打怕了的清政府开始主动地迎合西方，实行外交“接轨”。而此时，西方国家为了缓和中国社会的敌对情绪，也需要用一种新的面貌示人。于是中西两个世界开始了所谓的“合作”。清政府在与西方的接触中，因为对外交规则的浑然不知，对洋人的恐惧，出现了诸多的尴尬。

李书纬著的《晚清外交七十年(第2部同光中兴之与狼共舞)》为《晚清外交七十年》的第二部，以所谓的“同光中兴”为大时代背景，展现了慈禧太后第一次垂帘听政到中法战争爆发这一历史时段的外交事件。本书通过第一手史料深度解析了恭亲王为什么要设立总理衙门；清政府为什么会请美国人做中国的特使；李鸿章为什么开始希望联合日本抵抗西方，后来又希望“联俄抗日”；左宗棠与曾纪泽为了收复伊犁又是怎样尽心尽力等一系列历史事件。

第一章 “合作政策”下的“接轨”与奇景

 一、恭亲王奕訢为什么要设立总理衙门

 二、西华德“合作政策”“拥抱”大清

 三、慈禧太后“借师助剿”

 四、阿思本闹剧

 五、洋特使成了御用打工仔

 六、海关总税务司的如是“仆人”

第二章 “天津教案”与曾国藩的“诚信外交”

 一、中国多地惊现排外事件

 二、崇厚的应急措施

 三、曾国藩临危受命

 四、究竟应该抓捕多少反洋教的官民

 五、曾国藩背上了外交黑锅

第三章 “马嘉理事件”的交涉与郭嵩焘出使

 一、为什么会发生“马嘉理事件”

 二、李鸿章“失策”威妥玛七点要求

 三、“滇案”会审局中局

 四、赫德成了“滇案”顾问

 五、李鸿章要“和平”压倒一切

 六、慈禧太后派出了“道歉专使”

第四章 伊犁梦魇与虎口索食的左宗棠和曾纪泽

 一、俄国在大西北播下侵华的阴霾

 二、左宗棠西征中的新疆谋略

 三、崇厚使俄“优礼有加”

 四、左宗棠“补偏救弊”批驳“三大端”

 五、该不该惩办崇厚以及“废约”之争

 六、曾纪泽用“洪荒之力”虎口索食

第五章 “联日”幻想带来了大麻烦

 一、天皇“维新”与李鸿章的“联日”幻想

 二、摆正了扩展位置的“友好条规”

 三、李鸿章梦碎“北京专条”

 四、在琉球问题上日清叫板

 五、清朝抛给琉球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第六章 纠结的中法海战交涉

 一、法兰西要当越南的“保护者”

 二、法越间的条约点燃“甲申易枢”的火信

 三、李鸿章排除了曾纪泽这个“异己”

 四、李鸿章与福禄诺的“面子”和谈

 五、慈禧太后反赔偿“设法回天”

 六、金登干“枪手外交”让清政府很受伤

奕诉等人指出，过去对于“夷患”都是“专意用剿”，但这并不是十分行之有效的办法，总是今天剿了明天又来，甚至发生更大的破坏活动。他们在奏折中对此作了分析：在西方列强中，英国人最为蛮横无理，俄国人则十分贪婪，法国、美国荫附英俄为虎作伥，“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以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人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奏折中对列强的分析，基本上符合他们的特点。针对列强在华的表现，故目前对他们只能安抚，不能专意用剿。并且上奏折指出：“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轻于一试。”“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符合清政府与各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实际情况。奕诉指出，一些人认为，办理洋务“不利我土地人民”，这是片面和错误的——只片面地看到了西方国家以工业化发展、通商贸易为手段的掠夺与聚敛财富、占领殖民地、领土扩张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要维护领土安全、保护土地和人民，就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正视、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与他们建立对等的国家关系，以此缓和大清与西方的矛盾这一方面。

奕诉建议设立总理衙门，还有反对端华、肃顺等保守派一味排外思想的意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肃顺等人顽固排外，使英法政治、经济触角伸展受阻，列强看到只要“怡亲王、端华、肃顺继续掌权，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认了条约，各省当局看到国家重臣，实际掌权的人是偏向于不友好的，他们也就形成了和我们不友好的倾向”。

奕诉等人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将导致列强入侵的罪责全部推给负责这场战争的端华、肃顺集团，还说联军之所以攻进北京城，完全是端华等人对列强怀有忿忿之心的结果；并苦口婆心地对咸丰帝说，如再坚持这一政策，北幸木兰、移宫热河也非圣安之地，唯一的抉择只能是“抚”。对洋人主“抚”，怎么抚呢?就是设立专门的夷务机构，负责办理与洋人的各种交涉事宜。奕诉在奏折中还说，根据既往的交涉经验，洋人是很重视条约关系的。

在奏折中，奕诉等人还指出设立总理衙门也是应对国内局势的需要，“综计天下之大局，是今日之御侮，譬如蜀之待吴”。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同西方列强侵略者给清政府造成的危害作了比较：“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从而提出了“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战略目标。  奕_沂把设立总理衙门作为以后办理外交的对策措施和“自图振兴”的基本国策。奏折中还附带了设立总理衙门的章程六条，首要的一条就是，“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具体的理由和设想是：“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

章程的其余五条为：“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新添各日关税，请分饬各省，就近拣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课”；“各省办理国外事件，请饬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歧误”；“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请饬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

当时已经逃亡热河的咸丰帝看到奕诉的奏折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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