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童年的家里，除了贫穷的记忆，剩下的就是关于母亲和父亲的了。
父亲是一名空军士官长，工作收入微薄，却要负担繁重的家庭经济压力，忍受着五个子女相继出生的窘迫现状。父亲脾气暴躁，记忆中父亲动不动就会打母亲一顿，毫无缘由。在那个年代，在家从夫的妇女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即便母亲每一次被打之后，也只是站起身，拍拍土，继续忙碌着家里的琐碎事情，围着子女团团转，围着锅前锅后忙得不可开交，像不知疲倦的陀螺，不会被岁月的艰辛击倒。
看着母亲为了操持家务节衣缩食的样子，我从不会向她伸手去要求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我的听话和懂事就是对她最大的宽慰和鼓励。
慢慢地，记忆中父亲开始不再毫无缘由地打母亲了。他更多的时候开始忙碌着琢磨怎样做些小生意，以补贴家用、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看到父亲的变化，身为长子的我，也开始了“小大人”的生活。家内外母亲都会把我当成大人一样使唤，煮饭、挑水、卖冰、切菜、喂猪、宰猪、卖面、送货，样样不落。
我的生活，从原本家里到学校的两点一线，变成了家务占据了一切。渐渐地，觉不够睡，饭不够吃，钱不够用，成绩下滑，我的成绩从中游滑落至倒数几名。可是外人从不会管你是什么原因，看到我的成绩急剧下降，有些人甚至还落井下石，看不起我。随之而来的是给我取了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外号一赖疤。虽然年幼，但我也明白这看似很随意的外号中带有污蔑与轻视的意味，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功课差、爱贪玩、不学好的学渣。
当大家因为我的成绩下滑而对我的态度有所转变时，叛逆的我不愿意过多地解释什么。我甚至喜欢摆出一副谁都不理会的样子，我行我素，觉得自己既然已经够差劲了，那就差到底吧。因为自己的自暴自弃，我的“恶名”很快就在十里八乡传播开来，以往的小伙伴们也在家人的勒令下与我没有了往来。
我也开始因为分担家务而慢慢改变了。父亲做的第一笔小生意，便是在家门口开了一个极为简陋的杂货铺，这个简陋的杂货铺里只有一张桌子、几个空罐子和几堆糖球、腌橄榄、酸梅、蚕豆、山楂片等。店里时不时还会推出几个增加人气的小抽奖活动，我也经常怂恿班里的同学来我家的杂货铺买东西，偶尔还会给他们一些小恩惠，让他们多抽几次奖，就这样生意便如火如荼地做起来了。
杂货铺生意好了，也有我的功劳，父亲开始找我一起商量做其他的买卖。我们发现，台湾很多人爱吃甘蔗，于是我们开始批发甘蔗来卖。一捆甘蔗批发价十七元台币，全部卖完大概可以赚五元台币，那时的五元台币对我们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不是每次都能卖完，因为批发商很聪明，把卖相不好的甘蔗藏在甘蔗内层，除非拆开草绳一根根地检查，否则不易被发现，这样一些不好的甘蔗自然就卖不出去了。遇到卖不掉的甘蔗，父亲就削给我们吃，这些卖相不好的甘蔗又硬、汁又少，也不怎么甜。但是在那个粗茶淡饭、物资缺乏的年代，有甘蔗吃就算不错了，还是有很多同学十分羡慕的。但由于长期啃甘蔗，我赔上了一口好牙齿，有时疼得我叫苦连天。
随着家里小生意不断盈利，拼劲十足的父亲开始增添了许多新的项目。卖菜无疑是最挣钱的，却也辛苦至极。每日天蒙蒙亮，全家人还沉浸在梦中时，父亲就会一骨碌爬起床来，骑着单车，从芦竹乡到桃园中央市场批发蔬菜。无论是在三伏天的热辣骄阳下，还是三九岁寒的冰霜雨雪之中，父亲坚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批菜、卖菜。还记得刚开始时，我们因为不懂蔬菜的各种特性，吃了不少亏。豆芽没有放在通风处，没几天就有异味了；猪血不知道要浸泡在水中，没隔多久就臭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在失败中我们也不停地总结经验，慢慢地开始熟练起来。
如今，我还可以清晰地回忆起自己独自一人开始干活的场景。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早晨，天还没亮，母亲悄悄地来到了我的床边，轻轻地在耳边唤醒了我。她说父亲生病了，高烧三十九摄氏度不退，已经一个晚上了。我揉揉蒙陇的睡眼，看看母亲悲伤的眼神。我明白，父亲生病了，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要饿肚子了。再看看身边熟睡的弟妹们，我对妈妈说：“妈，我去批发菜回来，你来卖！”母亲听后心中充满了欣慰，但又心疼地说：“外面这么大的雨，你可以吗？”我二话不说，穿好衣服，拿上钱，推出父亲的自行车，冒着滂沱大雨离开了家。
扛起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说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一步一个脚印踩在烂泥中艰难前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路比想象中还要艰辛和困难。可我是长子，作为男人必须负起养家的职责，于是十岁的我把右脚跨进三角框，斜着车身，就这么摇摇晃晃地骑到桃园中央市场。一路上自行车陷在烂泥中咯吱咯吱的声音让这个黑夜显得不是那么沉静，车轮不住地打滑，我只有将全身的肌肉绷紧，才能控制车子的方向与平衡。就这样我紧张又辛苦地一路“滑”到了目的地，全身已经酸痛得说不出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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