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建著的《鹰从笕桥起飞》以15个独立感人的故事篇目，配合文史资料图片和走访照片，搜寻和深挖了抗战时期位于杭州的笕桥中央航校的历史变迁、学员生活、空军战绩，以及在今天这些“空军英烈”和“抗战老兵”背后的故事，全书着重体现我空军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历史。

孙昌建著的《鹰从笕桥起飞》讲述了：1932年，国民政府本着航空救国的宗旨，在杭州笕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高志航、刘粹刚、沈崇诲、李桂丹、阎海文、骆春霆、吴其轺……航校培养的一批批飞行员志在冲天，血洒长空，以热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为什么是笕桥

笕桥同学录

“八一四”空战

战神高志航

那些壮烈殉国的兄弟啊

笕桥遗梦：刘粹刚和许希麟

西子姑娘：相思不断笕桥东

凌云御风去：空军抗战文艺作品过眼录

你死是为了谁：飞鹰背后的血色深情

寻找龙父

艰难的起飞：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

朱亚泉：我从笕桥中杭厂走向抗战

纸上的飞鹰

从笕桥到冈山

飞虎英雄吴其轺

附录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文献资料

后记 回到笕桥

这份已经解密的“空军一号令”事实上已经把中国空军的家底以及战略部署都给抖了出来。

这份密令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说我们空军的主力武装通过8月14号这一天的结集，主要是要起到三个作用：一是轰炸上海的日军，二是拱卫首都南京，三是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大战。由此看，笕桥上空的基本可以说是计划外的一场战斗，因为我们当时也无法知道日军的作战计划。

而且这个一号令把空军中公认的王牌，即高志航的四大队放在笕桥，于是才有了以四大队为主参战的笕桥空战。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军密令中也有一条“应以全兵力，先发制敌击破敌空军”的命令，时间为8月13日的23点50分。发令者为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再过10分钟，载入史册的8月14日将闪亮登场。

先说8月14日我空军以9个批次去轰炸上海的日军驻地。其中第一和第九批次是从杭州起飞的，最后的结果据相关史籍称：炸伤一艘日本舰船，炸死炸伤日军无数。

然而今天来讲“无数”这个词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我方的损失却明明白白。那就是24中队的副队长梁鸿云的飞机(队长是刘粹刚)被日本的高炮击中，梁鸿云壮烈殉国。队员袁葆国驾驶的飞机机轮被日军打坏，不能放落，导致飞机着陆时失事，机毁而人无恙。从整个空袭的效果来看，基本还是一场“亮家底”的作战，但攻击力不强，或许主要是起震慑作用。这可能跟我们当时空军的指导思想有关。我们建立一支空军，主要是用来防空的，而轰炸则具有另一层意义——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实施轰炸呢?所以，一方面，我们的轰炸本领并不怎么高强；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无意在自己的国土上去实施轰炸。而所谓震慑作用，那只是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不要以为我们家里没有男人，没有壮劳力，没有炸弹。

大约在中国空军3个批次轰炸曰军目标之后，长谷川清也相应地发出了命令，命令中包含用他们在台湾的飞机来轰炸杭州笕桥机场，用吴淞口日本军舰上的飞机来轰炸虹桥机场。这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以牙还牙“报复”一下，并试图摧毁我沿海的空军力量。

于是才有了笕桥上空的战事。这是一次意外，却又是一种必然。

“来得正好，正可好好招待他们!”

这一句话是我虚构的，但却可反映出我空军将士的心态。

4．笕桥上空的鹰

大约是8月14日下午的三点半左右。

在笕桥机场得到情报之时，日机已经穿出云层来扔炸弹了。

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后，防空部队已经开始还击。有一个细节说是已有一梭子弹击中了日本人的飞机，但敌机尚无大碍。  这里可能有一个常识需要普及一下，日军来的是九六式重型轰炸机，它装弹之后其自重就更重了，而他们连护卫的战斗机都没有来，可见他们的高傲，可见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后来高志航他们升空迎战的是以霍克Ⅲ为主型的驱逐机，当时这类飞机的价格据说是15万一20万美元一架。那么轰炸机和驱逐战斗机在空中谁优谁劣呢?这就要看派什么用途了。霍克Ⅲ当然也可以挂弹，它是一种全能机型，而且有起落架可以收放。客观地说，执行轰炸任务当然是轰炸机来得更猛，而空中格斗，驱逐机要更灵活全面一些。

这个时候高志航刚刚从南京返回到杭州，他的四大队正从河南周家口机场飞到杭州来。当时的霍克机上面没有雷达导航系统，甚至都没有机舱盖，飞行员驾机在雨中穿行就等于是在雨中开了一辆敞篷汽车，雨会打得两眼发疼。该在哪降落，还完全要凭肉眼自己找。而编队飞行的一个好处就是由经验丰富的长机带队，后面只要跟上就行了，这跟自驾的车队是一样的道理。但如果长机找不到目标或飞错了，那后面也基本就是将错就错了，而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而掉了队，那麻烦就大了。所以那个年代飞机失事特别多，尤其是在恶劣天气的晚上，那些能在荒郊野外找块平地降落的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一天张锡祜就因天气原因而失事牺牲，后面会写到。

P50-51

从杭州火车东站去笕桥，打车可能就10多分钟时间；从萧山机场到笕桥，打车也就40分钟的时间，虽然这事实上是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或者说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但是时间和距离有时并不是这么来计算的，它有另一种算法，一种跟历史相关的算法。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他们到笕桥就不止10多分钟、40来分钟的时间，他们有的可能花了一生的时间才抵达笕桥。比如说美籍华人骆宜慧，她在年近50之时才从大洋彼岸飞到钱塘江边的杭州，来到她父亲骆春霆出生的地方，更是她父亲训练战斗过的地方。而高耀汉2016年来到笕桥，这是他第二次从台湾来到他父亲高志航战斗过的地方，这时他已年过八旬， 需要拄拐杖行走了。家住重庆的邵英子2015年来到笕桥，那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回到笕桥，因为她正是出生在这里，时为1935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她和父母随军西迁离开了笕桥，当时才两岁的邵英子是被她父亲邵瑞麟的学生和战友抱在怀里，一路抱到云南的，而此时她已经80岁了。她回到笕桥，就是要了却一个心愿： 她回来过，她可以向地下的父母作一个交代了。

是的，回到笕桥是一种心愿，更是一种仪式。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包括“笕二代”，就是站在笕桥的大营门门口张望一下，或是远远地拍一张照片，然后告诉亲人——我回到了笕桥。正如骆宜慧在越洋电话中对我说的，她当年回到笕桥就是要按照父亲在笕桥留影的那个样子，也在那里拍一张照片。这一幕让我产生了一种穿越感，以至我到了高雄冈山时也有一种错觉，特别是看到航空教育展示馆中处处可见的“笕桥精神”字样时，我仿佛又回到了地理意义上的笕桥，更是回到了时间意义上的笕桥。

在这样的时空交错中，这些年我去笕桥也像是听从一种召唤。年轻时感觉笕桥很远，因为它在城东，去那里坐飞机时就感觉很远，后来慢慢觉得越来越近了，这得益于吴缘的帮助。他就是我在本书中写到的吴其轺的儿子。在吴老去世之后，吴缘全身心投入到关心抗战老兵的工作中，是他介绍我认识了笕桥一个叫高建法的人。像邵英子这样的回到笕桥，就是通过高建法的介绍才实现的。高建法是土生土长的笕桥人，早年以务农做工为生，后来做一点装修生意，前些年爱上了收藏，遂创办戴进书画院。这戴进就是笕桥出的名人之一，属于乡贤，之所以办书画院，一是弘扬乡土文化，二是其儿子在大学学的就是书画专业，这也是一种文脉和香火的传承吧。与此同时，高建法还在创办另一个纪念馆，即杭州笕桥抗战纪念馆。一开始我是有点看不懂的，因为航校原址上已经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醒村爱国馆”了。那是军队所办，我前面所列的“笕二代”其实都是想去那个醒村参观流连的。那么，高建法为什么还要办这个纪念馆呢，而且是用个人的力量来办?目前他已经耗资上千万元，他又不是大老板，却要花这么多的钱，而这个投入是完全无底的，是只有投入没有经济回报的。我就有点看不懂了。

直到我看了他这些年的收藏，点点滴滴，件件桩桩，那么民间，那么草根，那么接地气，不少的文献资料，见所未见，闻所来闻。回首一想，抗战时期有那么多“文物”留在民间，有的跟笕桥航校有关，有的无关，但毫无疑问，那都跟伟大的抗日战争有关。那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哪怕是一个水壶、一把小刀，包括那些年日本出版的报刊和地图等，那是一种历史的记录和见证，否则，让80年后的人真的以为我们当年是靠手撕鬼子打赢了这场战争。

我随高志航儿子高耀汉走进这个纪念馆时，听到这两位姓高的人的一番话，让我动容。高耀汉说，台湾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我答应做你的顾问，但是我没有一分钱支持你，等我父亲的传记出版之后我可以送你，送给你这个馆。高建法说，我办这个馆，就是要纪念以你父亲为代表的“八一四’’空战的精神，这样的精神要告诉给笕桥的子孙后代，告诉每一个华夏子孙。

我还随金垒允先生去勘看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旧址，也是高建法陪同去的。在高建法的收藏品中，甚至有这个厂当年的“员工守则”等，极为珍贵。是啊，80多年前，杭州就在生产飞机了，而且是在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资企业。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要回到笕桥的一种驱动吧。这是一种时空交叉中的‘‘回到”，更是一种文本上的“回到”。我在台湾的诚品书店看到一本叫《笕桥精神》的书，看到它是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出版的，我当时觉得大陆也需要这样一本书，虽然市面上有很多关于抗战历史的书，但是还远远不够。正如高建法所办的纪念馆，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立场，收藏的是一种地方文献，包括那个年代的各种出版物，它可能不是广为人知的《申报》，不是官方的《东南日报》，而是某一个中学里的刊物，是跟笕桥有关或无关的林林总总。

这是我回到笕桥的初心，是我写作《鹰从笕桥起飞》的缘由。老实说，这次“起飞”是有点困难且有点拖沓的，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所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一次次无意的聊天中，我发现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其实都跟这个笕桥有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而我提笔写作的源头，是我看了《笕桥英烈传》这样一张影碟——我有+年如一日收藏影碟的习惯，一旦收藏了某部影碟，我一定要再去找相关的影碟或书籍。由此，我从浙江省档案馆，到台湾的大小书店和相关纪念馆，然后再走访相关的人，遂有了这本小书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有了一种冲动，一种文字冲动。

我要感谢杭州市文联，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此类题材的写作；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在16年之后再次接纳我的文字；要感谢杭州市政协文史委，让我这种纯粹业余的文史爱好也有了一点点名正言顺的意思；更要感谢浙江省档案馆，曾经为我的资料查寻工作提供了便利和服务。至于要感谢的个人，我都将以个人的方式来表达。最后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杭州，让我以文字的方式一次次回到笕桥。

2017年7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