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择生先生
郭沫若
邓择生先生和我的交谊是在北伐的最高潮中缔结的，详细的情形见我所著的《北伐途次》，但那所写的只是在行军中由长沙出发至武昌城攻下的一段，虽然是很重要的一段。
择生小我四岁，现在如他还活着的话，应该是五十一岁了。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日期我可不记得了。他那时候在担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我在担任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见面的地点就在黄埔军校。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热诚的有朝气有魄力的新人，虽然不免过分矜持了一点。那也实在是难免的。他本来是军人，而他那时候才仅仅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那时给予别人的印象恐怕也是矜持的吧。
第一次见面时说过些什么话，现在丝毫也不记忆了。不久他被调往东江，似乎是任东江分校的职务。在他去东江之前也曾到中山大学参观过，并参观过图书馆。但我们在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深入的接触。
六月中，北伐的气运渐渐成熟了。择生又从东江调回，改充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主任。现在也一样成了故人的孙炳文兄担任他的秘书长。孙炳文是四川人，要算是我的同乡。在他担任政治部秘书长之前，担任过中山大学的职务，尚未成为事实，政治部便成立了。炳文和择生是留德同学，还有章伯钧兄也是同样的关系，他们三人的交谊很深。由于炳文的介绍，伯钧兄曾经接受过中大文学院教授的聘书，也就由炳文的介绍，我和择生的交接更加密切了。
那时政治部是新成立的，而又急于要出发，一切关于组织上的、运动上的、宣传上的各种计划和推进，真是百端待理。而择生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很民主的方式——在那时的广州，一般的工作方式都还相当民主。时常邀请各团体有经验的个人来开会讨论，并拟定方案。我在那时是被邀的一个，是以个人的资格参加的。同以个人资格参加的，有周恩来、恽代英、顾孟余诸位。有好些计划，大抵是出于恩来之手。因为他是中国政治部工作的开山。他的经验丰富而且头脑缜密而迅速，在那时我实在接触着一个奇迹。择生也极端佩服恩来。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力。其实择生的计划性和组织力也是相当卓越的，只是精力分散，不大细密而已。
后来我索性参加了政治部，主要也是出于炳文兄的怂恿。起先打算只是挂一个“顾问”的空名，随军出发，凑凑热闹，由于炳文兄的积极推动，索性担任了宣传科科长。这事在择生是喜出望外的。政治部成立之后已经有了相当的日期了，而宣传科科长却找不到适当的人，还是虚悬着的。要我做宣传科科长，好些人都以为是委屈，其实在我自己实在是一个冒险的高攀。我对于政治工作在那时候毫无经验，而政治工作的中心差不多也就在宣传，以一个外行人来担任这项中心使命，岂不是不度德，不量力吗？然而我是冒险地担任了。
在实际担任工作之前，择生曾到我的寓所里来作过一次谈话。我那时候住在东山龟岗，一座红色洋房子的二楼，他陈述他的欢迎之意。他说，他高兴得到我这样的一个人做他的下属，但他仍然要把我当成“军师”一样敬重。我倒是很惭愧的，我存的倒是一个学习的心事，对于他不会有什么大的帮助。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他也问到我革命成功以后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我的见解是，要看国民党怎样来适应人民的要求，假使能够随着时代改进，国民党不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假使不然，那就难说。他那时已经有一个雄心，想在革命的进行中，寻找些可以结合在一道的同志，大约他是准备着把我算成这样人物的一位候补者的吧。（P10-12）
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对之不屑一顾。
——宋庆龄
欣慰的纪念——代序
季方
今年三月一日，是邓演达烈士九十诞辰。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邓演达》一书，作为对烈士的纪念，是很有意义的。
邓演达烈士比我小五岁，如果不是在风华正茂之时惨遭杀害，以他那健壮的体魄和开朗的性格，今天他九十诞辰的时候，也许还活在人间。想到这里，对他的殉难，悲愤之情又不禁涌上心头。现在，邓演达烈士生前所痛心疾首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成为欣欣向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正在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实现四化，日趋繁荣富强，中华民族开始了第三次腾飞。现实已远远超过邓演达烈士为之流血奋斗的理想。这是我们足以告慰于他的。
我最初认识邓演达烈士，是在一九二四年初春。从此，在黄埔军校，在北伐途中，以及后来他回国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我与他相处的时间比较多。邓演达烈士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竭诚拥护并坚决贯彻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坚定地认为，要贯彻三大政策，关键是坚持国共合作。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并且要求他所领导的政工人员必须做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当时在武汉政府内部，围绕着农运问题和土地问题，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独有邓演达烈士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完全一致，对于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非难农民运动的鼓噪，邓演达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接受为推进农民运动的批评，拒绝为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
大革命失败前夕，邓演达烈士目睹武汉形势险恶，分共已迫在眉睫，乃于六月底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辞职宣言》，公开宣称：“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以三民主义为基础，而期完成农工政策。不意同志中有故意对此曲解释者；有无视此旨而对农工阶级加以压迫者；有于倒蒋及实行北伐工作中，由中央执行委员中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者。是宁非吾党之大不幸耶？……此殊与予素愿相违，故不得不辞职让贤。”他的辞职不是退却，而是对国民党“左”派的抗议和有力抨击。为索求中国革命的道理，他到欧亚各国考察，准备重振中国革命。
邓演达烈士自幼立志报国，研习军事，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具有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北伐军攻打武昌时，他兼任攻城总指挥，不避艰险，亲临前沿指挥作战。有一次一颗子弹飞来，从他左胁下穿过，把军服的袖子穿了一个洞，打中他身后战马的头部，马顿时倒地，幸好人未受伤。旁边的同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自己却若无其事。后来退到长春观，和城墙相隔不过二三十丈，他躲在土墙背后，同城上的敌人对射。他既是统帅，又是战士——是一个名副其实，英勇无比的战士。 邓演达烈士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艰苦卓绝，克勤克俭。他说：“我们的职责是代表农工平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牺牲的，应和平民大众的生活不太悬殊。不但目前的生活，要有劳苦平民的锻炼，即在将来取得政权后，我们革命者的生活标准，亦不能提得过高。我们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标准拉平，则腐化、贪污、变节及与群众脱离的结果必不能免，革命必不能成功。”他认为刻苦是革命者的“伦理”。他说：“我们只有作骡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工夫，只有为群众工作是最大的安慰。”
邓演达烈士一九三○年回国后，首先忙于政治纲领的草拟。他认为蒋介石的叛变中断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篡夺、把持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主张在政治上、组织上继续高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组织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可惜他壮志未酬，即以身殉国。但是他的革命业绩和斗争精神与世长存，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
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光辉篇章。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进行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今天，为了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中兴，我们应该努力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这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对邓演达烈士的最好纪念。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曾两次率兵讨伐陈炯明叛军，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嘉许。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等。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的《回忆邓演达》是一部追忆邓演达的文集，其中有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李洁之、郑洞国、罗任一、李奇中等20余人写的20余篇文章，作为对烈士的纪念是很有意义的。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的《回忆邓演达/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百年中国记忆》是一本回忆文集，讲述了邓演达主张在政治上、组织上继续高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组织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可惜他壮志未酬，即以身殉国。但是他的革命业绩和斗争精神与世长存，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