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思·赫尔曼是自弗洛伊德以来，最重要的精神医学著作之一！

《创伤与复原》自1992年出版后，畅销20余年！心理咨询师、创作治疗师必读书！

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创伤幸存者的见证之词。为了保密，所有当事人我都冠以假名，只有两者例外。其一，那些接受过访问并谈及他们工作内容的治疗师和临床医师；其二，那些已将故事公之于世的幸存者。至于叙述案例的短文都经过改编，每一篇内容都是由许多不同患者的经历综合而成的。

在西方，关于心理创伤疗愈的著作非常丰富，其中最通俗易懂的当属美国顶级心理创伤专家朱迪思·赫尔曼所写的《创伤与复原》。

书中对于心理创伤的来源与内涵有很清楚的定义：受害者在压倒性的力量下陷于无助，从而形成一种强烈恐惧、失控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这种压倒性的力量，可以是地震、台风这类的天灾，也可能是战争、性侵害等暴行。创伤受害者所承受的，除了直接伤害，社会往往也是另一种压力的来源。原因是，研究和治疗心理创伤“就不得不面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脆弱，以及人性的邪恶”。而这些丑陋的东西却正是整个社会所不想面对，一般人希望眼不见为净的。因此，也便产生了“受害的一方或许想遗忘，但是却无法遗忘：旁观的一方有着不自觉的强烈动机要遗忘，而就真的遗忘了”的矛盾情境。

本书的临床素材取自作者在一家女性精神医疗中心的20年执业经验和研究成果，以及她在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10年教学和担任督导的经验，主题覆盖了乱伦恶行受害者、家庭暴力受害者，以及那些曾参与过战役的退伍军人和恐怖活动的受害者。

自1992年出版，本书就被誉为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它将个人经验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主张心理创伤只能在社会背景中加以理解。出版20多年来，它改变了人们思考和治疗创伤事件与创伤受害者的方式。

·对于心理咨询师和创伤治疗专家来说，本书将帮助你深入理解来访者心理创伤的本质，并提供有效的方法来辅助你，帮助来访者从创伤中复原。

·对于创伤受害者来说，你可以在本书中获得理解和共鸣，更加深入地洞察自己的心理状态，并获得真正有效的帮助。

推荐序一 与创伤真正和解

推荐序二 穿越创伤的旅程：为了重生

前言 记住暴行，揭露真相

第一部分 创伤性障碍

 第1章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面对人的脆弱性与劣根性

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

喝彩渐歇，英雄退却

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

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

两性战争中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

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

 第2章 恐怖经历

自我防御系统瓦解之后

过度警觉

记忆侵扰

禁闭畏缩

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

 第3章 外部关系的断绝

受损的自我

脆弱性与适应性

社会支持的影响

最亲近之人的评价

社群的角色

 第4章 囚禁

心理上的支配

断绝与外界的联结感

彻底投降

长期创伤症候群

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

 第5章 受虐儿童

受虐环境

双重思想

双重自我

对身体的攻击

长大的孩子

 第6章 一个全新的诊断分析

错误的诊断标签

新概念的需要

成为精神科患者的创伤患者

第二部分 复原的阶段

 第7章 治疗关系

首要原则：恢复自主权

创伤性移情作用

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

卷 入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冲突里

治疗契约

治疗师的支持系统

 第8章 安全

给难题命名

恢复主导权

建立安全环境

照顾自己，掌控身体

完成第一阶段

 第9章 回顾与哀悼

重建创伤故事

转化创伤记忆

哀悼创伤导致的损失

 第10章 重建联系感

学习战斗

与自己和解

重新与人建立心理联系

追寻创伤患者的使命

创伤的解脱

 第11章 共通性

借助他人找回自己

为安全而组建的团体

回顾与哀悼的团体

团体帮助成员，成员启发团体

临别的仪式

再创联系的团体

后记 创伤的矛盾冲突仍未休

附表

第1章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愿意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

心理创伤的研究有一段令人费解的历史——一种间歇性的失忆现象，即会有一段积极探究的时期与一段漠视遗忘的时期轮流交替着。这种现象在19世纪即不断重复，类似的一些研究在刚开始从事后不久又忽遭弃置，总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又重新被发现。50或100年前的经典文件，内容读起来还像现代作品一样新颖。虽然这个领域事实上有非常丰富而深厚的传统，但总是会被周期性地遗忘，然后再周期性地捡回来。

造成这种问歇性失忆现象的原因，并非由于研究主题的流行风潮改变所致——虽然这是每个学术领域的普遍现象。心理创伤的研究并没有因缺乏兴趣而式微；相反地，这个主题所激起的争议是如此强烈，让它不时地成为众人围剿的对象。心理创伤的研究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不可思议的领域，并让我们的一些基本信念濒临崩溃。

面对人的脆弱性与劣根性

研究心理创伤，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人类在大自然中的脆弱性，和存在人心中的劣根性。研究心理创伤，也意味着要忍受见证可怕事件的痛苦。如果事件是大自然的灾难或不可抗拒的意外，目击者很容易就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但假如是人为的，目击者将会在受害者与加害者问陷入矛盾的困境。而在此矛盾中绝无可能保持中立，目击者势必被迫选边站。

通常会有强大的诱惑力让目击者选择站到加害者一边。所有加害者要的是目击者什么事都不做，他们诉诸一般人不想看到、听到、谈到恶事的人性弱点。相反地，受害者要的是目击者分担痛苦，受害者寄望于目击者的是行动、承诺和不遗忘。研究纳粹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精神科医生利奥·艾丁格(LeoEitinger)，描述了受害者和目击者间残酷的利害冲突：“战争与受害者都是社会急于忘却的，任何痛苦与不快的事都会被覆上遗忘的纱幕。我们看到两边的正面冲突：一边是受害者，他们可能想忘却忘不了；另一边是所有那些(带着强烈的、通常是不自觉的动机)极力要遗忘也成功办到的第三者。这种对比……对两边而言通常都是非常痛苦的。而最弱势的一方……在这场无声且不平等的对话中，永远是输家。”

加害者为了逃避对罪行应负的责任，会尽其所能促使大众忘记此事。保密和令受害者保持缄默是加害者的第一道防线，一旦事迹败露，加害者就会开始攻击受害者的可信度。如果加害者无法使受害者完全闭嘴，那么他会想办法让受害者的话无人想听。为达此目的，他会编造出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点，从最露骨的否认，到最诡辩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每一个暴行之后，你可能都会听到意料中的相同辩解之词：根本没有这种事，她(受害者)说谎，她太夸大了，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无论发生过什么事，现在该做的是忘掉过去、迎向未来。加害者的权势愈大，定义对他有利的所谓实情的特权也愈大，而他得胜的机会当然也愈大。

如果目击者单独面对加害者，加害者的辩解常显得无可反驳。缺少社会大环境的支持，目击者常会屈服于改变立场的诱惑。有时就算受害者是社会上受人爱戴或重要的人物，这种情形还是会发生。所有参战过的军人，甚至连那些已被视为英雄的军人，都会沉痛地控诉：没有人会想知道战争的真实景况。如果受害者是那些原本就地位低下者(如妇女或小孩)，她可能会发现，其创伤事件的悲惨程度居然已超出社会所愿意承认的范围。她的经历遂变得难以启齿了。

研究心理创伤永远要对付的问题，就是大众对受害者的怀疑或者贬抑。综观这个领域的历史，总是激烈地争论着：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是否有资格受到重视与医疗照顾，或根本是罪有应得；他们是否真的被痛苦折磨，或只是诈病；他们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是纯属想象呢，还是恶意的杜撰？纵使心理创伤的现象有大量的文献记录，争论的焦点却始终围绕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这个现象是可信的吗？是真的吗？

不只是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就连这方面的研究者之可信度也不断遭受质疑。临床医生如果对创伤患者的故事聆听得太多太仔细，通常会引来同事狐疑的眼光，好像这是一种传染病。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领域探究得太深人，以致超出传统认知的范围，通常得到的待遇是学术上的孤立。

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意愿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对个别的受害者而言，这种社会背景指的是与朋友、情人和家人的关系；对社会大众而言，这种社会背景要靠争取弱势团体发言权的政治运动来创造。

因此，对心理创伤的系统研究也需要倚靠政治运动的支持。的确，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可能进行或公开讨论，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战争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质疑为何要让年轻男子牺牲在战场上；性与家庭生活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女性与儿童地位低下的事实。要提升这个领域的研究，就需得到力量强大的政治运动之支持，并确立研究者与受害者的同盟关系，一起对抗社会上否认和要求噤声的力量。如果没有要求人权的强大政治运动，没有积极挺身而出做见证的行动，此类研究将无可避免地会被压制被遗忘所取代。压抑、解离和否认的现象不只存在于社会的意识中，也存在于个人的意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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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暴行，揭露真相

对暴行的一般反应是将它排除于意识之外。某些违反社会常态的事，会恐怖到让人无法清楚表达出来，而只能用难以启齿(unspeakable)这个词形容了。

然而暴行会拒绝被埋藏湮没。否认暴行存在的欲望虽强，但认为否认于事无补的信念也一样强烈。民间流传的说法是，冤鬼绝不安息，它会始终阴魂不散，直到沉冤昭雪；而纸是包不住火的，恶事终必败露。想要重建社会秩序，让受害者得到抚慰，首要任务就是记住暴行，并揭露真相。

一方面想要否认恐怖暴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希望将它公之于世，这种矛盾正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对立冲突之处。暴行的幸存者通常会用高度情绪化、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述说他们的惨痛遭遇，但这种方式严重损及他们的可信度，因而导致出现到底是要说出真相、还是保持缄默的两难困境。只有彻底认清真相，幸存者才有可能出发迈向康复之路。可惜大多数时候保持缄默的力量赢了，创伤经历不是用言词表达出来，而是以精神症状的方式形诸于外。

受创者所表现的心理症状是：既想让别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秘密，又想极力掩藏它的存在。最明显的例子是，受创者会交替出现麻木无感和创伤事件重现两种不同症状。创伤的这种对立冲突点会引起复杂的、(有时是)非常严重的意识状态改变，这就像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20世纪致力于揭露真相的学者之一)所谓的双重思想(doublethink)；或是精神医学专家找出的中性而精准的字眼，即所谓的解离(dissociation)。这会形成变化多端、富戏剧性，通常也很怪异的歇斯底里(hysteria)症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在一个世纪前即认为，此症乃是患者对童年时所受性虐待的一种伪装过的表达方式。

目击者和受害者一样，也受到由创伤引发的对立冲突的折磨。对一位目击者而言，实在很难保持头脑清楚并冷静以对，很难在当时即对事件有整体性的观照，很难记住所有的细节，也很难将所有细节串联起来。更难的是，要找到适当并具有说服力的言词将所见所闻传达给他人。因此，那些企图描述所见暴行的人，也要承受被质疑的风险。当有人公开说出暴行的见闻时，他同时也可能蒙受类似受害者所蒙受的污名。

对残酷暴行的认知会周期性地成为公众议题，但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否认、压抑和解离反应不只发生在个人身上，也发生在整体社会的层次上。心理创伤的研究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沧桑史，就像曾遭受创伤的人，我们已将过往的知识割弃，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过去，才能挽救现在与未来。因此，想了解心理创伤，就要从重新探索历史开始。

临床医生都知道，当被压抑的想法、感觉和记忆浮上意识层时，通常会是一个洞察心理创伤的良机。这样的时机会发生在整体社会的历史里，也会发生在个人的生活中。20世纪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并促使当时普遍存在的、加害女性的暴力犯罪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议题。那些长期受到压制而不敢声张的受害者，开始勇于揭露自己的隐情。当我还是个精神科临床医生时，我就从我的病患身上听过无数的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故事。

由于身为女性运动的参与者，我得以在我的专业领域中发言以对抗那些否认女性真实遭遇的论调，并以亲身见闻作为见证。我的第一篇关于乱伦的论文，是于1976年与莉萨·赫希曼(LisaHirschman)合写的。我们的原稿曾“秘密地”流传一年，之后才得以正式付梓。我们开始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许多妇女将她们从未吐露过的故事告诉我们。从她们身上，我们领悟到勇于说出难以启齿的秘密之力量，也见证到当否认与压抑的藩篱撤除后所释放出来的创造性能量。

这本书中呈现的，是我20年来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对性与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临床工作心得。它也反映了我对其他受创患者不断累积的了解，特别是那些曾参与过战役的退伍军人和政治恐怖活动的受害者。这是一本有关重建关联性的书：无论在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在个人与社群之间，或在男性与女性之间。这是一本描绘共通经验的书：无论是在强暴罪行的幸存者和参战退伍军人之间，在受虐妇女和政治犯之间，还是由独裁暴君所建立的大型集中营的幸存者和由家庭暴君所建立的小型隐匿集中营的幸存者之间。

长期生活在恐怖情境中的人，所蒙受的心理伤害是可以预期的。创伤造成异常的范围有如一个光谱，从单一巨变事件的影响，到长期不断受虐的复杂影响。既有的精神疾病诊断观念，尤其是那些会轻易加诸在女性身上的重度人格障碍之诊断，通常已难以识别出受创对个人的冲击。本书的前半部分将描述人类对创伤事件的适应性变化之连续光谱范围，并对长期不断受虐的幸存者所产生的心理异常给予一个新的诊断名称。

由于创伤症候群(traumaticsyndromes)有许多相同的基本特性，因此复原过程也大致沿着相同的途径。主要的复原阶段为：建立安全感，还原创伤事件真相，修复幸存者与其社群之间的关联性。本书的后半部分将会对治疗过程做一个整体性概述，并对受创者的心理治疗提出新的观念架构。对于创伤造成异常的特性和治疗的原理，本书都使用幸存者的见证和各种文献中的案例来加以阐述。

本书的研究素材包括我早期对乱伦恶行幸存者的研究，我近期对童年创伤与边缘型人格障碍之关系的研究。本书的临床素材则是我在一家女性精神医疗中心的20年执业经验，在一所大学教学医院10年教学和担任督导的经验。

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创伤幸存者的见证之词。为了保密，所有当事人我都冠以假名，只有两者例外。其一，那些接受过访问并谈及他们工作内容的治疗师和临床医师；其二，那些已将故事公之于世的幸存者。至于叙述案例的短文都经过改编，每一篇内容都是由许多不同患者的经历综合而成的。

面对幸存者带给我们的挑战，我们要设法将支离破碎的情节拼凑起来，要将历史还原，并据以解释他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在创伤的议题上，我一直努力整合临床的观点和社会的观点，既不牺牲个人经验的特异复杂性，也不忽视社会政治背景的广泛影响性。我也一直尝试统合那些有明显分歧的知识，并试图发展出可同样应用在不同议题上的观念：那些应用于传统女性角色中的家庭与性生活的经验，以及应用于传统男性角色中的战争与政治活动的经验。

本书诞生的时代，正是一个因女性运动而得以公开讨论普遍存在的性与家庭暴力的时代，也是一个因人权运动而得以公然控诉普遍存在的政治暴行的时代。我预期，这会是充满争议性的一本书：首先，它是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写成的；其次，它挑战了既有的诊断观念；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谈的都是一些可怕、讨厌的事，一些没有人真正想听的事。我尝试在传达自己想法的时候，使用的是一种能与大众产生联系的表达方式，希望一方面能忠实地恪守专业上的冷静、理性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能不失真地反映出被侵犯者和被伤害者的激情控诉。我也在试着找出一种表达方式，既抵挡得住双重思想的控制，又能让大家愿意进一步正视那群受着“难以启齿”创伤折磨的人。

创伤的矛盾冲突仍未休

在撰写本书时，我的雄心是，集成诸多为暴行造成的心理影响作见证的临床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政治活动家的工作，统合他们累积的智慧，然后用一篇全面性的专题论文，将之融汇成统合的知识——这是在19世纪周期性地被遗忘、再被发掘的知识。当时我表明，心理创伤的研究原本就是属于政治领域的，因为它引起人们去关注被压迫者的经历。我预测，无论经历的基础多么稳固，我们的学术领域将不断地被争议包围，因为那同样的、在过去曾使重大发现被世人遗忘的历史力量，现在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运作。我表明，最终，唯有与全球政治性的人权运动保持联系，才能持续我们的能力，去谈论那些“难以启齿”的事件。

在本书出版的五年后，暴行的受害者增加到上百万。大规模发生在欧洲、亚洲和非洲战争时期的集体暴行，将国际焦点拉到暴行所引起的巨大冲击上，增进了群众对心理创伤的认识，并肯定这是全球性现象的事实。同时，当人们普遍不再惯性地认定平民和参战军人间的刻板差异时，对妇女和儿童施暴的政治本质则变得更加明显。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里，明目张胆、一贯地利用强暴当作战争工具的行径，为良知的醒觉创造了一个恐怖的时机。因此，强暴在国际被确认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对妇女和儿童所犯下的罪行，其严重性(至少在理论上)现也和其他战争罪行相等。

一些美国境内大规模的小区研究显示，即使在和平时期，暴力事件的发生比任何人预期得更普遍、更具杀伤力。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我们固有的社会暴力所造成的永久性后果。例如，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一项规模庞大的长期研究，追踪一群有性受虐经历的女孩在步人青年和成年期后的命运。这项研究目前进行到第10年，已展现出童年创伤对发育过程所引发的巨大冲击，这项研究的精密度及广泛性在以前是不可能达成的。而且，这些研究加强了原先庞大证据的可信度，进一步地引证暴力所造成的伤害。

不出所料，心理创伤的研究依然是高度具争议性的，许多为受创者服务的临床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政治活跃分子都遭受过猛烈的攻击。然而，在这种猛击下，这个领域屹立至今，不愿销声匿迹，而且在过去的五年间，创伤压力症的研究在科学领域方面得到扩展，并日趋成熟。诚然，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存在问题不再是争论的议题，在这个领域的基本架构被定义后，一个先驱开拓的时代亦随之结束。研究工作在技术上更为纯熟，在某些层面也可说变得更加稀松平常。新一代的研究扩大了探讨的范围，并开始对创伤事件的冲击增加理解的精确度。

近来在这个领域里一些最令人振奋的进展，来自创伤后应激障碍生物方面高度技术实验的研究成果。现在人们愈来愈清楚，创伤的遭遇可能对创伤患者的内分泌、交感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永久的改变。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压力荷尔蒙(stress hormone)的管理、大脑中某些特殊地带的作用甚至结构，皆会产生复杂的变化，尤其是在杏仁核(amygdala)和海马回(hippocampus)，也就是是链接恐惧和记忆的大脑结构，都有发现反常症状。

在意识解离这个引人人胜的现象上，生物、临床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持续地统合。如同让内一百年前的发现，人们现在搞明白了，解离是创伤压力症的核心症状。自然灾害、恐怖分子袭击和战争的创伤患者等多方研究报告显示，在创伤事件发生时进入解离状态的人是最可能引发持久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族群。许多临床工作者，包括我本人，之前认为可将思想从身体分离出来的能力等于是一种不幸中之大幸的保护机制，甚至是面对巨大恐怖时的一种具有创造性和适应力的心理防御。然而，现在看来，人们必须反思这个对解离症状相当正面的看法。虽然在无法逃脱的刹那，解离的确提供一种精神逃脱的方法，但暂时停止恐怖的代价或许太高了。

来自一项由美国精神医学会主导、针对受创者的大规模临床和小区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解离的致病性。这项研究显示，报告有解离症状的人也相当可能出现找不出生理起因的身体化症状，而且频频做出自我挫败性攻击的行为。这些研究的结果确认了一个世纪前的洞见：受创者在身体内重新体验到那种难以启齿的恐怖经历。看来意识解离是一种分裂的机制，它将强烈的知觉和情感经历与社会领域中的语言和记忆分离；这是一种内在的、使遭遇恐怖的人保持沉默的机制。

现在，实验研究结果开始解析解离现象的神经生物机制，例如，一个典型的实验显示，药物可以导致正常人产生类似的精神状态。这个实验是让受试者服用K他命(ketamine)，这种药物的作用是减弱中枢神经系统内的神经传导物质(neurotransmitter)麸胺酸盐(glutamate)的活动。与受创者不同的是，服用K他命的受试者并没有报告任何恐惧的臆想经历，但是，他们仍体验到解离状态下典型的注意力、知觉和记忆方面的改变，包括对痛苦的感觉迟钝、对时间的反应迟钝、自我感与现实感的丧失和健忘等现象。一般认为K他命的作用乃是抑制大神经元在大脑皮质(cerebral cortex)的活动。这些神经元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这是由产生联想的途径所合成的，作用是连接大脑内有关记忆、语言、抽象思想和社会性沟通的区域。在实验中，暂时钝化这些途径可以复制出一个意识解离的状态。

由此可见，虽然意识解离原本是引申自临床观察的描述性名词，或许确是适用于形容一种神经生物学现象的精准名词。未来的研究须确定恐怖的运作是否也经由一个类似的机制，使大脑皮质内产生联想的途径失去活性。利用正子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这项纯熟技术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进行的初步的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当患者经历闪回时，大脑内与语言和沟通有关的特殊区域的确有失去活化的现象。

……

心理创伤的矛盾冲突再次出现。值得强调的是，有史以来，这并不是第一次专心倾听心理创伤患者的人遭遇挑战，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过去几年的时间内，许多临床工作者必须学会应付类似的骚扰和恫吓，这是一些在民间基层必须长期忍受的磨难，包括妇权、童权的提倡者以及其他已经忍受很久压制的团体。我们这些旁观者必须探索我们的内心深处，才能挖掘出一丁点的勇气；而受害者应时时刻刻皆处于备战状态、分分秒秒都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这些暴力。

有些攻击愚昧无知，许多却是丑恶不堪。对于深具力量的治疗关系而言，这些攻击虽然令人害怕，却也等于是一种含蓄的恭维。它们提醒我们，创造一个保护创伤患者的空间是一种解放的行动，让他们在其中可以尽情公开真相。它们提醒我们，担任见证人是一种团结的行动，即使是在那个内心深处、他人无法侵犯的圣所之内。它们还提醒我们，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根本就无道德中立的空间，如同所有的旁观者，治疗师有时被迫选边站，而那些选择站在受害者一方的治疗师，势必要面对加害者毫不掩饰的愤怒。然则，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了。

第一篇创伤的症状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记忆侵扰以及禁闭畏缩。

创伤时刻所产生的“毁灭的威胁”，就算危险早已不复存在，仍可能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创伤患者。难怪弗洛伊德会在创伤神经性官能症中发现“心魔作用”的征候。创伤时刻的恐怖、愤怒和怨恨将继续存活在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之中。

唯有揭露不堪的真相，重建自我才变得可能。

第二篇复原的阶段

承认精神创伤的存在是创伤患者复原的第一步——漫漫长路的小小一步。

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感。不论是通过个人诊疗，还是采用团体治疗的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要与他人产生共通性。进展到这个地步，创伤患者总算可以真正的休息。

从创伤到复原，追寻的不过就是成为一个“普通人”。

2005年，我在旧金山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PTSD临床小组当实习生，临床督导老师说《创伤与复原》是必读的经典，学生们人手一册。而如今，我自己带学生，介绍创伤相关的书籍，必读和先读的依旧是这本《创伤与复原》。这些年，版本变了，内容则厚重隽永，令人感叹深思，一如既往。

——童慧琦 回放健康研究院联合创始人

本书的出版既可供专业的心理创伤治疗专家所用，又可给那些可能提供急性创伤的工作团队参考，如本书提到的挪威团队针对翻船事件或一些难民的工作就是很好的材料。本书还重点提到儿童和妇女创伤，它指出，在心理创伤的研究史上第三阶段(就是现在)主要是性和家庭暴力导致的创伤，这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施琪嘉 德中心理研究院主席

在赫尔曼这部经典著作中，讨论的主要就是复杂性创伤所导致的心理障碍。其中，童年期性创伤和虐待受害者所遭受的歧视是他们所经历的更严重的伤害。那些无良的律师、爆料者以及对性创伤受害者报以歧视j无端怀疑的围观者所造成的伤害甚至超过了性创伤本身。关于这一点，也是本书中所详细阐述的，我要说的是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首先就是来自于本书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讨论。

——徐凯文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这本书是一项惊人的成就，我们这一代的、大杰作。

——贝塞尔·范德科尔克 美国复杂性创作治疗网络主任

自弗洛伊德以来，最重要的精神医学著作之一。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