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分光镜(精)》以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六十七岁以前的治学历程为线索，精选其有关历史学研究及中外文明比较的内容，反映出作者长期关注和思考的主题，对读者认知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学术研究中，作者从比较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结合人性、思想的变化进行通盘整理，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脉络。

许倬云编著的《历史分光镜(精)》的书名是借用光学上棱镜分析光谱系列之意，表示历史学的功能是将历史解析为各种因缘线索及演变过程。全书汇集许倬云先生多部著作中精华内容，既有对历史学功能的阐释，也有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还包括个人治学历程与人生经验的回顾，体现了作者精深的历史学思考与宏阔的世界性眼光。

新序

原序

一 为何要有历史学

二 “历史”一词的定义：变数之总和

三 复合变数

四 独立变数

五 时间变数

六 文化变数

七 个人变数

八 历史的因果关系

九 关于英雄造时势

一○ 关于时势造英雄

一一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配合

一二 如何判断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一三 如何应用史料

一四 韦伯关于“官僚制度”的定义

一五 以韦伯“官僚制”的定义考察战国官制

一六 战国政治制度的背景

一七 战国时国君地位的巩固

一八 战国时宰相制的特点

一九 战国时君臣的雇佣关系

二○ 战国时将与相的分离

二一 战国时官职的专业化

二二 春秋鲁郑晋三国官制的比较

二三 中国文官制度的目的性与制衡性

二四 以班固《古今人表》考察东周社会变动

二五 东周时公子阶层的社会变化

二六 东周时士阶层的社会变动

二七 东周时大夫阶层的社会变化

二八 知识分子在历史各时期起的作用

二九 中国士大夫的双重角色

三○ 中国知识分子不重科学的原因

三一 士大夫对政权的依附与独立

三二 知识的用途在于解释

三三 汉代察举制度起连接上下的作用

三四 汉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

三五 汉代知识分子的六种类型

三六 汉以后大族形态的变化

三七 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三八 实现理想的两类途径

三九 比较诸葛亮与曾国藩的用人能力

四○ 比较李广与程不识的用兵风格

四一 人口多是汉代精耕农业的一项原因

四二 精耕农业产生农舍手工业

四三 精耕农业发展出经济网络

四四 精耕农业与农舍工业的结合

四五 精耕农业排斥奴隶制而适合租佃制

四六 精耕农业阻碍资本主义的产生

四七 从资源上看三国的鼎立

四八 宋以来对外贸易的意义

四九 研究道路系统的重要性

五○ 形成点与线的城市与道路

五一 体系网络与中国的分合

五二 市场网络是中国分久必合的原因之一

五三 以网络理论分析中国历史

五四 汉代政治统一而经济尚未统一

五五 四川在汉代网络中的地位

五六 汉代四川的核心区与边陲

五七 汉代四川人才的分布与道路的关系

五八 汉代网络中的核心、边陲与隙地

五九 两汉民变多发生在隙地

六○ 中国经济交换网是金字塔式的

六一 经济网络问答

六二 周人早期迁徙路线之推测

六三 先周迁徙的路线及其原因

六四 周文化的包容性

六五 周代神祇的道德性质

六六 西周分封制的约定关系

六七 西周的分封是实现三结合

六八 西周的分封是人口的再编组

六九 周代城邑的层级化

七○ 西周的封建由授民转为授土

七一 西周墓葬制的系统化及其意义

七二 周代礼仪的社会功能

七三 西周中期的发展

七四 西周中期后内朝逐渐权重

七五 西周末年的社会变动

七六 西周的历史地位

七七 人群整合的过程

七八 亲缘—中国人群组织的模式

七九 群体的融合与神祇的组合方式

八○ 中国人群组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八一 古代欧亚大陆族群的移动给我们的启示

八二 气候的变化对民族移动的关系

八三 族群流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八四 从区间交流扩大历史视野

八五 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

八六 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

八七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八八 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

八九 唐代的用人—中层的变化

九○ 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

九一 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九二 抗战的意义在于争得国格

九三 不能忘记“七七”

九四 中国史的分期：中国之中国

九五 中国史的分期：亚洲之中国

九六 中国史的分期：世界之中国

九七 文化体系盛衰的轨迹

九八 文化多元易产生地区优越感

九九 儒家文明是“天下主义”

一○○ 文化优越论可以不排他

一○一 边缘文化挑战中原文化

一○二 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亲族认同

一○三 孔子论“仁”及其延伸的观念

一○四 文化的突破、转换、僵化

一○五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统一性

一○六 中国文化统一的因素

一○七 雅斯贝尔斯的枢轴时代论

一○八 “崩坏论”不宜说明枢轴时代的发生

一○九 枢轴时代在中国的发生

一一○ 秦汉的普世体系

一一一 政治分裂下的文化繁荣

一一二 分裂有助于科技而统一有助于工艺

一一三 关于文化兴衰的理论

一一四 良渚文化衰亡原因之推测

一一五 中国文明的起源不必在大河

一一六 谈中国考古的得与失

一一七 周代的烹饪

一一八 中古时期的面食

一一九 中国烹饪中的“炒”

一二○ 中古时期的烹饪方法

一二一 异同、交会、动能

一二二 印度难以统一的一个原因

一二三　埃及文化经不起扩张

一二四　两河流域人群结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一二五　以色列与犹太文化

一二六　西方世界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一二七　世界几大文明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一二八　美国文化中的容异与存疑精神

一二九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

一三○　关于韦伯命题的三个内容

一三一　李约瑟提的命题不合适

一三二　李约瑟的“地理环境论”有问题

一三三　李约瑟对文官系统讨论不及韦伯深刻

一三四　李约瑟的“法论”最精彩

一三五　中国史研究应纳入世界史研究的范围内

一三六　从世界史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史

一三七　划分阶段比较中国史与世界史

一三八　西周与两河流域文化的异同

一三九　周人的天神与两河、埃及神祇的比较

一四○　比较东汉与西罗马帝国崩解之内外原因

一四一　从结构上看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

一四二　西周与埃及文化的异同

一四三　春秋霸主制与希腊联盟制的异同

一四四　中国历法与伊斯兰教历法之不同

一四五　文化交流的结果

编后记 陈宁

一

为何要有历史学

最近有一位很有教养的友人告诉我，他从中学开始就讨厌历史，不知为什么要记住那些年代，要知道那些遥远往古的史事。这位友人的疑问，其实也困惑许多人，即使未必是大多数人。历史这一门学科，对于一般人言之，只是考试时必须过的一道关卡。对于另一些人，历史只是掌故与故事，可以作为谈助的资料。甚至熟知以史为鉴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未必能明白“以史为鉴”一词的具体意义。因为过去与现在，终究有太多的差异，如何以过去为鉴，仍是相当模糊的观念。

撇开自然历史不谈，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整体。我们日常语言中所称的史事，其实都不过是这个整体历史中的一些枝节片段。枝节与片段并不能孤立，在时序上，每一个片段都有前面无数的因，后面无穷的果。在空间上，每一枝节也有旁延的牵绊与关联，很难将一件史事完全与其他相关的事件切开。正由于人类的整体经历如此的复杂，始有历史这样一个学科，致力于厘清错综的时空关系。同时，也正因为历史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如何分割可以处理的史事单位，即是永远聚讼的难题。由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件史事必然呈现不同的面貌。于是，即使已经整理相当程度清楚的某一史事，由于讨论的角度已改变，前人认为已清楚的史事，又必须由另一史学工作者加以新的解释。

因此史学工作者永远面临两难的情势，一方面他必须尽可能就手头能掌握的资料(所谓史料)，整理出一些头绪；另一方面，他也明白，他既不能在时空两界作无穷的伸展，以求周全，他也不能预知下一个史学工作者将会从哪一个角度来再度审查这一件史事的范围及变化过程。史学工作者至多只能做到，到目前史料所及的范围内，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诚实的揭去误解与偏见，尽可能从自己提问题的角度，不偏不倚，重建史事发展的轮廓。他的工作，留待未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一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重建，也留待未来无数代的史学工作者，各就其时代当问的问题，提出一套又一套的阐释。史学的范畴内，没有永远不能更改的定论，更没有已经完成的工作，这是史学工作者悲观的命运。但是，史学永远有翻陈出新的机会，则又是乐观的命运了。

由于每一世代都有不同的注目焦点，史料的定义也继续不断扩大内容。在古代，也许只有档案是史料，以记录典章制度及政治与宗教的大事。在今天，考古的实物、民间的传说、医药与疾病的记录、文学与艺术的主题与作风，无不可以取来作为史料，观察古人的心态与生活。至于人口资料、户口记录、土地契约、商务合同之类，无非档案的延长，自然理所当然的列为史料。从这些扩大的史料范围，史事的项目也相应扩大。今日史学的内容，已不限于国家大事，更不是只注意到社会上层，史学研究的项目包括社会各阶层、生活各方面，例如疾病对某一时空的历史，产生如何的影响。又如，某种群众的心态，如何形之于当世的风气。凡此种种新的历史焦点，不幸还未能为一般人所了解。因此史学工作者当有责任，向社会解释自己专业的确实内容，社会大众也分享专业研究的成果。

至于历史的功能，自然不能只是为了好奇的谈助，也不能只为了参考前例故实。从狭义的功能说，每一类资料，经过整理分析，便可为社会科学相关的一些学科，提供有时序深度的素材，使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不致只有当世人群搜集研究的基本资料，庶几建构更周密的理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历史固然不会如重放旧电影一般的重现，从人类在历史上累积的经历中，人类还是可以提撷对人类整体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对于自己也更有自知之明。尤其“知道自己”这一点，才是“以史为鉴”的真义。作为个人，没有人在患健忘症之后，还能清楚理性的处理日常事务。作为整体的人群，却往往以为只是活在今天，何必知道过去?历史的知识，即是治疗集体健忘症的药方。举一个例子，日本人自诩为世界上最纯种的民族。但是，如果知道了过去至少有过五次移民潮从大陆及南方移人日本，“纯种”之说即成为神话了。又如，中国人习惯自称炎黄子孙，甚至只奉黄帝为始祖。但是，如果知道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开始，即不断有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扩张与交换，炎黄后裔的说法，即属自设太狭窄的限制了。又如，如果大家记得，历史上汉族曾经不断移民来台，则将“台湾人”的定义由1949年为划分的界线，也未必有可信的理由。

《历史分光镜》是邵东方与陈宁两位学棣，共同整理我的旧作，做了一番解析。该书出版至今，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中华书局愿意再出新版；此时，我没有力气再做一次分析，而邵、陈二位也不在一处，因此，这一个新版并没有增加内容。

可是，既然是二十年前的旧著，作为本书内容，二十多年来，我也写了一些新的著作，此处我愿意将《历史分光镜》没包括的著作内容，也作一些简单的自我检讨。

《历史分光镜》处理的旧著，主要是三本英文著作，一本是。4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第二本是HanAgriculture，第三本是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虽然，程序上前后颠倒，但是这三本书，却是可以连成一串，当作从西周至汉代的社会文化史；这三本书，虽然重点各自不同，在方法学上，却有互通之处。

我自己的专业本行是历史学，但是，因为研究古史，不能不大量地使用考古资料，也不能不相当程度地从文化史角度处理问题。这三本书，都尝试将文化、社会、经济三项变量，整理其间彼此呼应和影响的关系。其实我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时，接受老师们的指导，已经走这一研究方向。只是，当时台湾获得的大陆考古资料，比较不足，以至于在台湾的著作，没有办法充分地使用大陆考古成果。后来美在匹兹堡大学工作；那时，大陆考古资料层出不穷，涌进美国，我才能够获得那些有用的资料，以配合传承的文献资料。

从1990年以后，我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一方面教学相长，学生们提的许多问题，往往影响了我对研究的思考方向；另一方面，我有机缘参加几个跨学校、跨国际的研究团队。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研究整个亚洲文化，包括印度、中国、日本等处，如何与西方文化对比和彼此影响。又例如，以色列学者在埃森斯坦领导下，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学各科的学者们，共同探讨从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后，各处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又例如，有一群关心人类文化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学者，也有好几次聚会，讨论这一领域的课题。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又有长期的传统，并不特别着重西方文化的历史，系内的同仁有三分之二是研究西方以外的文明。同事们经常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讨论会，在比较文化与文化接触这两个项目，检讨农村和劳工运动两大课题。以上这些二三十年的学习经验，让我发展了在中国以外的视野。这几十年来继续不断的学习，我大概不够资格做一个汉学家，而是选择另一方向，担起跨学科的研究。

于是，我的读者群，一方面有学术界的期刊读者和讨论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我更关心如何使自己跳出中国圈，再回头看中国的经验，呈现给中文的读者，尤其是各位不自囿专业的知识分子。我总是盼望，在全球化正在进行的今天，中国人不要总是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中国人能够开窗看看外面的世界，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房间；也许如此，中国人可以真正地与其他地区的人类，有平等互惠的关系。

这几十年来，有一段时候，我对于台湾的企业管理人员，介绍传统中国的管理学说，希望他们理解，中国几千年的管理经验，可以由此归纳的一些制度，也许有助于他们发展一套与西方目前管理制度不同的管理学。

最近二十年来，我关心一般读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因为在这个领域，一些过去的名著宏编，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叙述，假如包含思想史的成分，也仅仅触及上层学者的思想。同时，数十年来，海峡两岸都有太多意识形态的干涉，以至于读者有受困于樊笼的痛苦。我于是写了一部《万古江河》，以口语陈述一般平民的生活和民间社会与文化。该书以江河为名，比喻中国文化吸纳多方，汇集为浩荡洪流，奔向海洋，成为全球化世界中，人类共有文化的一部分。

此后，又将一次两小时讲演的内容，扩大为一本小书《我者与他者》，讨论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别人？最近，又因为要探索“中国”两字的定义，也是以口语方式，写了一部《华夏论述》(在大陆的书名则是《说中国》)。以上三部书，其实是一系列，目的在跳出自己，再回头审视，究竟“我”是谁？究竟“中国”是什么？这一番自我审察的工作，其实正是我们居住在外国的华人，几乎天天要面对的问题。有人有意识地面对它，有人无意间受其困扰。这三部书，与其说是专业的著作，毋宁说是自我的省视。

与这三本书平行发展的，则是我尝试对西方文明，作一番粗浅的整理。其目的和上一段所说自我的省视，互为表里。因为，一般的读者，并没有机会接触西方对其文明讨论的专著。我对于西方文明的一些论述，也大概只能循其大纲，粗略地将一些要点介绍给读者。一本《中西文明的对照》，以互相映照呈现各自特色；一本《现代文明的成坏》，则指示今日西方主流文明正在衰败的困境，也以此警惕国人，即不应随覆舟没顶，更需戒慎恐惧，不蹈覆辙。

凡此大众教育类型的作品，当然和象牙塔里专家学者讨论的种种细节，有相当大的差异。现代学术的分工，已经到了非常繁细的地步。学刊中的论文，大概往往只有数十位同行仔细阅读，而一般大众，却只能在十年、二十年后，读到专业知识逐渐普及化的一些概括。我之所以愿意在大众教育这一领域内，尽其绵力，也不过盼望稍微弥补这个断层留下的缺口。

以上各种工作，我并不盼望高等学府内的贤者，垂顾阅读。如果我能在专家与一般读者之间作个桥梁，我愿意承担这一份任务。知我罪我，即使背上粗浅的骂名，也在所不辞。

新版的序，照理应由原来编者撰述，可是他们已经天各一方，分散在中国和美国，他们不容易再有一次合作的可能。中华书局要求我撰序，因此，赘述自己这几十年的著作性质，如上。

许倬云序于匹兹堡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编后记

自1986年赴美国，我就在许倬云老师指导下学习历史，因而能够有机会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但是，不论上他的大课还是单独指导的小课，先生从不鼓励我读他自己的著作。先生每作一文一书，除我直接抄写的以外，直到出版后或别人提及时我才得知，所以未能充分享受到先睹为快的特权。这是先生学术态度谦逊的表现。即使如此，我还是尽可能地拜读先生的作品，从中不断地受到启发和影响。虽然我由于才学浅薄，未能深刻领会其精湛的论述，可是我仍感觉到阅读先生的论著是一种极大的学术上的享受。不论是初读，还是再读，都有欣赏任何大手笔之作的那种感受，即使在编此书的过程中，这一享受仍伴我始终。我昔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的学友和今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同事邵东方博士在这次编选的整个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此书内容的编选与读者一起分享。

本书内容在顺序上的安排，以许先生论历史学的内容为首，其余以《自序》中勾勒的他治学的历程为线索，而非按照中国历史时期的顺序。其中有些课题则是许先生长期关注和思考的，其论述年代不一，而本书以其最初发表的年代为顺序标准。

由于本书的语言有要求，许先生的英文著作中的精彩论述未能选人，实为遗憾。另外，由于字数有限制，并非许先生所有的中文作品都包括进来；且不说其他方面的论述，就历史方面的文字也不全面。读者若是意犹未尽，可参考下列许先生的中文著作的书目寻索原著：《历史学研究》(台湾商务，1966)、《心路历程》(传记文学，1969)、《求古编》(联经，1982)、《西周史》(联经，1984；北京三联增订本，1994)、《挑战与更新》(时报文化，1988)、《刹那与永恒》(时报文化，1988)、《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联经，1988)、《风雨江山》(天下文化，1991)、《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1991)、《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中文大学，1992)、《从历史看领导》(书评书目，1992；北京三联，1994)、《现代伦理寓言：东游记》(洪建全基金会，1995)、《寻路集》(八方文化，1996)。

本书内容的选择，小标题的添加，皆是编者的决定，许先生没有参与任何意见，故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将完全由我们编者负责。

陈宁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记于南洋狮城肯特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