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胜负是决定一个旧政权消亡，一个新政权诞生的主要原因。但是战争是政治的体现，尤其是人心的体现。就是占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究竟拥护谁，反对谁，愿意跟着谁走向光明，不愿意跟着谁走向黑暗。我们从1948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绞尽脑汁，采取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挽救政权的衰败；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艰苦奋斗，赢得了战略决定的胜利。刘统编著的《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以国共双方斗争为主线，反映中国解放战争决战阶段的历史过程。

阅读刘统编著的《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让我们回顾1948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用历史事实说明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前言

第1章 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

第2章 上海的社会风潮

第3章 南京的政治戏剧：“行宪国大”

第4章 厉兵秣马，准备决战

第5章 鏖战西北，逐鹿中原

第6章 改造俘虏，化敌为我

第7章 建立解放区的新经济基础

第8章 解放军军事工业的创办

第9章 蒋经国上海“打虎”：国民党经济改革的失败

第10章 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

第11章 战略决战前的运筹

第12章 辽沈战役（一）攻克锦州

第13章 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

第14章 陈布雷之死

第15章 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

第16章 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

第17章 淮海战役（二）歼灭黄维兵团

第18章 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

第19章 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

第20章 东北野战军入关

第21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

征引文献

毛泽东正与胡宗南的大军在陕北周旋，天天转移，来不及仔细考虑。他于8月13日复电说：“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认为你们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

刘少奇指出的现象在老解放区确实存在。但他对于干部队伍不纯和负面情况的估计，则是过于严重和扩大化了。所以他提出改造各级组织和干部的建议，甚至准备有几十万党员被群众抛弃，这种急于纯洁党组织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土改运动却由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党员干部则处于被审查、靠边站的地位。这与土地改革最终目的——使农民得到土地，发展壮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是不符合的。土地会议之后，各地的重点转向审查基层干部，康生在晋绥蹲点搞土改时，搞极“左”路线，把对干部的审查扩大发展到“搬石头”，伤害了一大批党员。在全国土改工作会议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做法，都成了会议的正面经验。不仅如此，康生还亲自到山东解放区主持整党，拿渤海区作为典型来打击。1947年7月，原渤海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某，听说其同族姐姐沈赵氏(地主小老婆)被斗，夜间擅自带领骑兵班到沈赵氏所住沈介营村，捆绑村干、群众十余人，骑兵战士误将村支书开枪打死。这个事件被定为严重的“阶级报复”，并追究渤海区委的领导责任。区委书记景晓村又被查出“包庇地主家庭与汉奸恶霸分子”问题。据景晓村同志自己检查交代，1947年9月间，其岳母说景的岳父(地主)被县政府扣押，一再要求景写信问一下。景晓村写了一封信给临淄县长询问处理隋况。县长回信说已经释放了。景的岳父土改中被定为地主分子，在日伪军干过事，但未定为汉奸恶霸分子。这种人之常情的事，也被康生上纲上线。1947年11月中旬，康生来到渤海区领导土改整党会议。他不作任何调查研究，全盘否定渤海区土改运动的成绩，说渤海区的土地大部分还掌握在富农、地主手里。说干部包庇土匪敌特，死了多少多少人，说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严重，宗派势力强大。到了1948年2月会议结束时，康生对渤海区党组织、党员干部及土改运动做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评价，强加给渤海区党委三项罪名，即所谓在土改中“坚持富农路线”、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剿匪反特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景晓村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职务，受到株连的干部多达六十余人。这个事件在解放区轰动一时，许多干部受到错误打击，更助长了土改“左”倾错误的发展。

1947年底到1948年初，各解放区土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左”倾错误。东北产生了一股“扫堂子”的风潮，据说是从呼兰县长岭区兴起的。据《东北日报》报道，12月21日这天，各屯贫雇农都扛着红旗、敲着锣鼓、坐着爬犁整着队伍，六千多人聚集在刘泉井开大会。县长和书记动员后，群众立即分头行动起来。布置岗哨，禁止行人出入。各屯都连夜动手，先扫清本屯。再互派代表，参观检查，联合斗争。各屯搜挖底产，规模越搞越大，农民纷纷成群结队进城串乡，想搞哪里就搞哪里，想斗谁就斗谁，有的赶到几十里外去扫荡，几天几夜不回家。

就在东北“扫堂子”之风刮得极为猛烈时，张闻天所在的合江省却顶住了这股潮流。他的夫人刘英回忆：“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东北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刮起了一股‘扫堂子’风，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挖出来分掉。这些地方在充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下，为了更多地挖浮财，开始在村内‘扫堂子’，后来发展成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堂子’。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也被当作地主、富农斗了，财产被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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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中国北方阴霾密布。用美式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解放区，占领了上百座城市和县城，并声称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这时候，上海诞生了一份政论周刊—川观察))。主编储安平先生在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写道：“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杂志集合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立场，来关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先生在这期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以颇为自信的文笔，预测了中国的三个前途：

(一)南北朝。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在去年秋胜利到来之时，毛泽东先生应邀到重庆，国共谈判了四十多天，未曾谈得拢。其中距离最远的有两个问题：一是重划军区问题，另一个是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这里边重划军区的计划．实际可以说是一个江淮为界的南北朝。双十纪录发表之后，毛泽东由重庆飞返延安，中共的军事行动就转趋积极了。在江南的共军，迅速撤至江北。在广大的北方，打山西的上党区，打绥包，打同蒲东段，积极向山东扩张，大量向东北渗入。那时共军的高潮，大有不能取之于樽俎的，而必得之于疆场，以实力做到其所要的。绥包之败，山海关之挫，使这个计划受到了一些阻挠。到今年一月停战令下，政治协商会议举行，衣裳之会，隐蔽着戎车行动。无论停战令下，或者政协协议，军事实未曾停。北方一直在打，而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及至四平街决了战，共军连弃四平街、公主岭、长春三大据点，复趋低潮。于是停战运动大起。南京的谈判，宣布了东北停战十五天，又延长停战八天。这二十三天的停战都过去了，更是大打起来。半个中国，烽火连天，无论高潮低潮，紧打慢打，一个南北朝的运动，是在有力的进行着。这是中国时局前途的第一个去向。

(二)十月革命。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还没有这么大；但是客观的条件却在驳体的进展着。一、政治搁浅到解体。今天国民政府治下的政治，一片搁浅现象，恹恹无生气。循良的公务员待遇低薄到无以维持肚皮，相对的就是贪污公行，滔滔天下，廉洁成了难能之事。再不振作，再不有为，则弄到政治解体，实非不可能。二、经济恐慌到崩溃。这问题更深刻了。今日中国的经济，一面倒的靠洋货输入；国家的财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工资奇昂，人民憔悴，工业窒息，独独发了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政府天天在饮鸩吸毒，人民天天在挣扎呻吟，如此下去，则洪水到来，经济崩溃，已经不是太意外的事了。三、最后是军事。现在国民政府的声光，实际是靠着中上级军官对中共还有一股敌忾之气，但这是不很可靠的。因为抗战既经胜利，中国入打中国人，实在不能持久维持士气，尤其士兵生活之苦，拖久了，难免要生变化。士兵一声撂枪，中国的十月革命马上出现，就是国家大乱。这可能是中国时局前途的又一个去向。

(三)政协协议之路。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原是当前中国极理想而又很艺术的前进之路。不知怎的，刚刚签字的协议，墨迹末干，便你吵我闹，弄成一文不值，一条也不曾实行。第一步的改组政府未曾实行，至于开国民大会，修订宪法，更加谈不到了。政协洽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都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定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

以上三个去向，毫不踌躇的，我们希望能够走上政治协议的路线。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王大主笔的三个预测，一个也没猜对。短短三年之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指挥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在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中被消灭殆尽。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广阔的中国大陆上建立起一个新政权。

当我们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应当苛求前人。王芸生的文章确实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他们眼里，国民党再不好，毕竟是正统。对于共产党，他们既不了解，也不信任，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充满了疑虑。因此，他们希望中国的政治在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他们希望战争尽快停止，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使人民免遭战争之苦，国家得以生养休息。这些愿望是善良的，但却是蒋介石不可能接受的。他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彻底消灭共产党，消灭解放区，巩固统治。随着政治协商的破裂和美国调处的失败，国共双方开始了全面的战争。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到1947年底，一个完全出乎王芸生等人预料的新局面出现了。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人民解放军逐渐扭转了不利局面，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东北野战军在1947年秋季攻势中收复城市15个，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迫使国民党军队收缩在中长、北宁铁路沿线的几个孤立的大城市里，丧失了进攻的能力。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战略展开，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部队收复了大片失地。国民党军则由战争初期的全面进攻转为向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进攻不能奏效后，开始向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收缩。据1948年2月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下降为365万人；而解放军的总兵力则上升到249万人，武器装备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战争的形势发生了转折。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经济状况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在战争消耗下，国统区经济迅速恶化。百业凋敝，物价飞涨，工人、学生、市民不断爆发反饥饿、反迫害的抗议浪潮。国民党政府内的腐败现象更趋严重，贪污无处不在，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政府一面向美国寻求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面制定种种控制经济恶化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反而招致社会和民众更土地，工人当家做了主人。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看到了民族和国家的光明前途。人心的转变形成了实力的转换。

在解放区，百业复兴，东北、中原、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控制了中国主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区。新解放的大中城市使共产党政权掌握了工业资源，建立了自己的军工和后勤基地，具备了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经济实力。战场上被俘和起义的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教育，被补充到解放军的队伍中，掉转枪口作战，大大加速了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转换。成千上万的民工为支援前线作战，推着小车，顶风冒雨输送物资，体现出人民战争的宏大场面。

国民党政权在战争中耗尽了最后的资金和资源储备，物资的短缺引起物价飞涨，投机盛行，致使国统区的百姓每日生活在恐慌之中。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等经济改革举措，不但没有稳定经济形势，反而变成了政府对民众财产的掠夺，搞得民怨沸腾，丧失了对国民党的最后一点信任。政治的腐败直接影响到军队的士气，一个没有斗志的军队，再好的武器也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当他们在战场上整团整师地放下武器时，美国政府也改变了立场，认为蒋介石已经无法挽救，采取了任其垮台的态度。历史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发展着，而且步伐越来越快。

让我们回顾1948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用历史事实说明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