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当代著名作家铁凝的三部中篇小说代表作《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和《永远有多远》。其中，《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真实描写了一个少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美好的品格。《麦秸垛》讲述了几个女性知青在端村这片土地上的悲剧性宿命，为读者展示了平凡柔弱的女性的悲剧人生和她们身上表现出的一种沉睡而又渐起的女性意识。《永远有多远》讲述的是一个北京胡同里的青年女性白大省的个人生活。从容的叙事中蕴涵灵动和大气。

本书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收录当代著名作家铁凝中篇小说代表作。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塑造了“安然”这个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成长，同时也看到成长中不曾磨损掉的人的多么可贵的品质，那种不世故不妥协的正直，正是铁凝小说中一直坚持的。这一个少女形象，开启了铁凝小说对于女性的观察和思考。

《麦秸垛》写端村，不仅写了知青生活，更写这个村庄的男女老少，而在这个村庄生态的基础上再写知青，与我们看到的其他知青小说有所不同。小说中主写女知青杨青与陆野明的两情相悦。作为女作家的铁凝的确写出了爱的理性与感性的“双生”，只是它们分裂于杨、沈两人身上，一时让陆野明无所适从。铁凝是怀着善意和悲悯看着这“双生之爱”的，她试图解开这个爱中之“谜”。

《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是应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人物典型。她是北京胡同里快活多话、大大咧咧、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中的一个。纯洁也好，仁义也好，传统风尚在白大省身上是天然的，善是天然的善，真是天然的真，没有丝毫刻意和伪饰。她以自我的牺牲来成全那个冥冥中主宰她人生方向的理智，这个女孩在个人本能与群性要求之间倍受煎熬。铁凝通过对少女的观察达到了对人性的深入。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麦秸垛

永远有多远

双生之爱——铁凝笔下的少女 何向阳

其实，她是个地道的女孩儿。尽管她爱和人辩论，爱穿夹克衫，爱放鞭炮，爱大声地笑，有时候还爱趁人不备吹一两声口哨。看起来这全是男孩子的秉性，可是，有谁规定过女孩子不许对这些发生兴趣呢？

从家具店出来，我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身边的安然：身高一米六六，体重五十九公斤，穿三十八号半的鞋。头发很好，乌黑、厚密，整齐的刘海儿齐着眉毛盖住了鼓圆的脑门；面孔不漂亮，但招人喜欢——至少招我喜欢。安然的皮肤不算白，却异常细腻、匀净。她常骄傲地告诉我，班里的祝文娟脸上长“青春美丽痘”啦，米晓玲有雀斑啦。而她，从来和这些斑斑点点无缘。在安然胖乎乎的、光洁的圆脸上，紧靠右边的耳朵，只有两颗并排的黑痞子，就像排在铅字里的冒号——“：”，仿佛安然爱说话都是它的缘故。它印在那里，又像专门引逗别人说话似的。每当你瞧见这个“：”，就忍不住要对着她的耳朵说上点儿什么。

可是，她顶讨厌别人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她喜欢在一定距离内，毫无顾忌地对着你说，也希望你像她一样对着她说。她还喜欢什么？喜欢快节奏的音乐，喜欢足球赛，她知道马拉多纳在西班牙一蹶不振的原因，还知道鲁梅尼格为什么不参加意大利的“尤文图斯”俱乐部。喜欢黄梅戏（怪事儿），喜欢冷饮，能一口气吃七支雪糕。喜欢游泳，喜欢读短篇小说，喜欢集邮，喜欢练习针灸，喜欢织毛袜子（仅仅织成过半只），喜欢体育课上的跳“山羊”，喜欢山口百惠。她打开录音机，随着山口百惠朴实、动情的歌声，抄下中文的谐音：

“希啦呀瓦哩卢达塞，撒里希多奎哇，希啦呀瓦哩卢达塞，喏恩嗒噢……”

这首《温柔的歌唱》叫她给学得惟妙惟肖。

也许因为她具有异常惊人的模仿力，她学外文像是得天独厚。她没有当什么大“家”的奢望，只想做个好翻译；幻想着当她走在那些学者、名流或大政治家身边时，怎样才能把他们的语言准确无误地翻译给对方。她常指着电视里那些风度翩翩的翻译说：“那就是我。”但她对其他功课也挺认真，各科成绩都算突出，我曾经怀疑她的学习态度，因为她总是一边听录音机，一边写作业。她说那是她的习惯，尤其思考物理题时，听着录音机，思维细胞相当活跃、灵敏。但我老是觉得她有点儿煞有介事。

“喂，你必须立刻关掉录音机。”我站在房间一头，像船长命令船员一样向她发布命令。

“那好，你必须立刻给我洗一个苹果。”她服从了我的命令，但又和我讲起条件。

我不能不满足她，因为我喜欢她超过喜欢我的父母，就像她喜欢我那样。我递给她一个苹果，自己也吃一个，然后就坐在桌前开始做自己的事，耳边只剩下清脆的咀嚼声。苹果吃到一半，我抬头看看她，她也刚好吃完一半。  “怎么你今天吃得这么慢？”我嘲笑她。

“哈，对不起，这是第二个了。”她冲我做了个怪相儿。

顺便提一句，我妹妹吃东西也有着惊人的速度。这速度是她小时候跟父母在五七千校，在集体宿舍草铺上养成的。

那时她才三岁，每当宿舍里的妈妈们下地千活时，草铺上的一群孩子就立刻实现了世界大同。他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各取所需。大孩子瞧见小不点手中的吃食，会蜂拥而上把它们抢走。我妹妹在这个大同世界里慢慢总结出经验：东西要想不被别人抢去，就得快吃。柿饼、黑枣常常把嘴填塞得难以嚅动。这使得她老是闹病，不是肠炎就是胃疼。妈妈发现这点，只好把她送到北京外婆家，那时，我早已寄居在外婆家了。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她穿着一身辨不出颜色的棉衣，穿着一双紧挤着脚的单鞋，焦黄的头发上沾着千校草铺上的草籽儿，脸蛋儿叫野地里的风给吹得粗糙、通红。她就那样跟在妈妈身后走进了外婆的四合院，扑进了我的怀里。从此，我和安然一直在一起。当时她把头紧紧贴在我瘦弱、单薄的怀里，把我当成她唯一的保护人。尽管那时我也是孩子，我也需要人的保护，可是想到我能去保护一个人，这又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啊。我敢说，我和一切欺侮安然的大人和孩子较量过；我敢说，那时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孕育着的爱是伟大的。我听说吃核桃能使人长头发，就把所有的零用钱攒起来，都给安然买了核桃。我盼望她的头发变得滋润、光亮。现在我常想，她终于有了一头乌黑、闪亮的头发，那是因为小时候吃了我给她买的核桃。安然会不会这样想？我猜也会。可我们谁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有时越是那些微不足道、看起来荒唐的事，越能使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我就常这样想，是那段经历使安然变成现在这样的安然，使我变成了这样的我；培养了安然吃东西的速度，也培养了我们俩这种特殊感情。也许还培养了我们总是以外来人的眼光，居高临下来看待我们所在的城市——平易市。

“姐，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想那张床？”安然问我。

“哪儿啊，我在想今天是个星期夭。”

“是个沉闷的星期天。”

“是个快乐的早期天。”

……

P8-11

一种文体与一百年的民族记忆

自20世纪初，确切地说，自1918年4月以鲁迅《狂人日记》为标志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的诞生伊始，新文学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百年的历史相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算不上悠久，但20世纪初到2l世纪初这个一百年的文化思想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而记载这翻天覆地之巨变的，文学功莫大焉。作为一个民族的情感、思想、心灵的录记，从小处说起的小说，可能比之任何别的文体，或者其他样式的主观叙述与历史追忆，都更真切真实。将这一百年的经典小说挑选出来，放在一起，或可看到一个民族的心性的发展，而那可能被时间与事件遮盖的深层的民族心灵的密码，在这样一种系统的阅读中，也会清晰地得到揭示。

所需的仍是那份耐心。如鲁迅在近百年前对阿Q的抽丝剥茧，萧红对生死场的深观内视，这样的作家的耐心，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回顾与判断，使我们——作为这一古老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那个线头，并警觉于我们的某种性格缺陷，同时也不忘我们的辉煌的来路和伟大的祖先。

来路是如此重要，以至小说除了是个人技艺的展示之外，更大一部分是它的社会人众的灵魂的素描，如果没有鲁迅，仍在阿Q精神中生活也不同程度带有阿Q相的我们，可能会失去或推迟认识自己的另一面的机会，当然，如果没有鲁迅之后的一代代作家对人的观察和省思，我们生活其中而不自知的日子也许更少苦恼但终是离麻木更近，是这些作家把先知的写下来给我们看，提示我们这是一种人生，但也还有另一种人生，不一样的，可以去尝试，可以去追寻，这是小说更重要的功能，是文学家个人通过文字传达、建构并最终必然参与到的民族思想再造的部分。

我们从这优秀者中先选取百位。他们的目光是不同的，但都是独特的。一百年，一百位作家，每位作家出版一部代表作品。百人百部百年，是今天的我们对于百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份特别的纪念。

而之所以选取中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篇小说，只是一种称谓，其篇幅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长篇的体积更大，短篇好似又不足以支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篇小说兼具长篇的社会学容量与短篇的技艺表达，虽然这种文体的命名只是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明确出现，但三四十年间发展迅速，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不同时期或年份涵盖长、短篇而代表了小说甚至文学的高峰，比如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不胜枚举。我曾在一篇言及年度小说的序文中讲到一个观点，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它面对的不是土层和古物，但发掘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最深层的奥秘，作家这个田野考察者，交给我们的他的个人的报告，不啻是一份份关于民族心灵潜行的记录，而有一天，把这些“报告”收集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份长长的报告，在报告的封面上应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考古”。

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白驹过隙，何况是刚刚挣得名分的中篇小说文体——国际通用的是小说只有长、短篇之分，并无中篇的命名，而新文化运动伊始直至70年代早期，中篇小说的概念一直未得到强化，需要说明的是，这给我们今天的编选带来了困难，所以在新文学的现代部分以及当代部分的前半段，我们选取了篇幅较短篇稍长又不足长篇的小说，譬如鲁迅的《祝福》《孤独者》，它的篇幅长度虽不及《阿Q正传》，但较之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已是长的了。其他的现代时期作家的小说选取同理。所以在编选中我也曾想，命名“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是否足以囊括，或者不如叫作“百年百人百部小说”，但如此称谓又是对短篇小说的掩埋和对长篇小说的漠视，还是点出“中篇”为好。命名之事，本是予实之名，世间之事，也是先有实后有名，文学亦然。较之它所提供的人性含量而言，对之命名得是否妥帖则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值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际，向这一百年来通过文学的表达探索民族深层精神的中国作家们致敬。因有你们的记述，这一百年留下的痕迹会有所不同。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感动我的还有他们的敬业和坚持。在出版业不免利润驱动的今天，他们的眼光和气魄有所不同。

2017年5月29日郑州

双生之爱——铁凝笔下的少女

铁凝自1983年发表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引起文坛瞩目，那时她还是一个不满25岁的青年女作家，而经由她的笔，一个16岁的少女安然的形象不仅走入读者与观众（小说被拍摄成电影《红衣少女》）的内心，而且，“这一个”少女形象，开启了铁凝小说对于女性的观察和思考。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是在“我”（姐姐安静）的“看”中完成形象塑造的。在“我”的眼里，她“无所顾忌”地大笑，“不懂得什么是掩饰”，“爱和人辩论，爱穿夹克衫，爱放鞭炮，爱大声地笑”，她是一“地道的女孩儿”，却有着“男孩子的秉性”，她“喜欢快节奏的音乐”，喜欢足球赛、冷饮、短篇小说和集邮，对于亲人有时会突然说，“我早就知道你们都拿我当男孩子看，其实我是个女的，女的！”她会因为不公平而和老师抬杠，同样因为看不惯和姐姐翻脸，她的原则性很强，眼里揉不得沙子，面对姐姐为了她煞费苦心地与班主任拉关系（送电影票或是改诗发表），她都是直言快语，正是这样直言快语而不会遮掩，她才屡屡评不上三好生；直到她救了自家的火灾而躺进医院，姐姐间她，她也是实话相告，她的救火动机就是想让好看的姐姐嫁人时是漂漂亮亮的新娘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成长，同时也看到成长中不曾磨损掉的人的多么可贵的品质，那种不世故不妥协的正直，正是铁凝小说中一直坚持的。这可能就是那件“红衬衫”的寓意，但它是没有纽扣的，它并不中规中矩，却有其原则，自成方圆。

安静（叙述者）和安然（被叙述人），在小说中是一对亲姐妹，但两人性格迥异，一个安静如淑女，一个活跃如男孩，她们备有缺点，又都有对方所没有的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彼此欣赏。这种将女性分身的一种写法在后来的《麦秸垛》中我们再次看到。《麦秸垛》2万字，字数不算多，以现在的中篇体量要求在字数上可能还有些不达标，之所以将它放在这里是因为它的含量的丰盈已大大越过了短篇小说。小说写端村，不仅写了知青生活，更写这个村庄的男女老少，而在这个村庄生态的基础上再写知青，与我们看到的其他知青小说有所不同。小说中主写女知青杨青与陆野明的两情相悦，但源于性格和所受教育，杨青在面对陆野明的爱的表达时表现得沉稳矜持，她“懂分寸，想驾驭”，陆野明也默认她是对的，这是一个“能使他激动，也能使他安静”的女性；如若不是另一女知青沈小凤的出现，杨、陆两人的爱情会以一种平稳的态势向前发展。但是不同于杨青的矜持的另一种性格的沈小凤出现了，她泼辣大胆，敢爱敢恨，表白也是直来直去，在众人面前也不掩饰对陆野明的喜欢。由于沈小凤的出现，杨青从一个“剧中人”变成了一个“剧作者”，杨青的沉默的爱情遭遇到来自炽烈的爱的挑战。杨青为了保卫这尚未开花就面临凋敝的爱情，变成了一个默默的捍卫者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监督者。第一次乡村电影散场时，先是沈、陆两人站在麦秸垛前，而杨青适时出现在将要投入爱河的沈、陆两人面前，中止了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第二次电影散场也是小说终结处，却是：

天黑了，杨青提了马扎，一个人急急地往村东走。

电影散场了，杨青提了马扎，一个人急急地往回走。她不愿碰见人，不愿碰见麦秸垛。

此时杨青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小说中写道：“杨青内心很烦乱。有时她突然觉得，那紧逼者本应是自己；有时却又觉得，她应该是个宽容者。只有宽容才是她和沈小凤的最大区别，那才是对陆野明爱的最高形式。她惧怕他们亲近，又企望他们亲近；她提心吊胆地害怕发生什么，又无时不在等待着发生什么。”而“也许，发生点什么才是对沈小凤最好的报复。杨青终于捋清了自己的心绪”这一笔真正是写透了爱中无奈之人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

《麦秸垛》这部小说，杨青与沈小凤的各自性格是耐人寻味的，在爱情面前，一个持重，一个活泼；一个“懂分寸，想驾驭”，一个“蛮不讲理的叫嚷、不加掩饰的调笑”。显然在陆野明心中，最终胜出的是后一位，沈小凤“雪白的脖颈，亚麻色的辫梢，推搡人时那带着蛮劲儿的胳膊，都使他不愿去想，但又不能忘却……她不同于杨青”。男人眼中的女性我们暂不去论，作为女作家的铁凝的确写出了爱的理性与感性的“双生”，只是它们分裂于杨、沈两人身上，一时让陆野明无所适从。铁凝是怀着善意和悲悯看着这“双生之爱”的，她试图解开这个爱中之“谜”。所以在后来的写作中，我们读到《永远有多远》时，便再次体悟到一位作家对这个“谜底”的追寻与揭示。而这时已是距1983年十六年的1999年了。

《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是应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人物典型。她是北京胡同里快活多话、大大咧咧、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中的一个。叙述者慨叹，“她那长大之后仍然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常常让我觉得是这世道仅有的剩余”，“这个人几乎在谦让着所有的人”。九号院的赵奶奶说，“这孩子仁义着哪”！纯洁也好，仁义也好，传统风尚在白大省身上是天然的，善是天然的善，真是天然的真，没有丝毫刻意和伪饰。然而，她的内心要求与外在表现之间却相隔关山，一个十岁女孩已经自觉地以一种外在于她个人内心需要的命令来规范与绳系自己，以自我的牺牲来成全那个冥冥中主宰她人生方向的理智，这个女孩在两种律令——个人本能与群性要求之间倍受煎熬。对比于她，最终夺走“大春”的西单小六好像要单纯得多，这是胡同里早熟而风情的女孩，十九岁的她土豆皮色的皮肤光滑细腻，散发出新鲜锯末的暖洋洋的清甜，她的眼睛半眯，她的辫子松垮，两鬓纷飞出几缕柔软的碎头发，脚趾被凤仙花汁染成杏黄。而白大省在爱情上屡屡败北：对于郭宏的爱情却被利用；与关朋羽的恋爱，出其不意冒出的小玢，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抢走了属于表姐的“新娘”身份。与夏欣，白大省输给的已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她爱的人对她性格的不适，以致她冲着那背影高喊：“你走吧，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人了！”实际上，从人格上讲，白大省的精神发育较变动不居的社会而言，一直处于孩童的纯洁阶段，她诚实、真挚，小说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细节，“过生目”，她给三位恋人都开过形式不同的生日party，她是一个千方百计想给对方快乐的人，却没有人能在历经这高温、烛光之后，仍然真正关心“她的焦虑，她的累，她那从十岁就开始了的想要被认可的心愿”。过生日这样一种示爱形式本身，有着双重色彩，白大省还是一副无可救药的孩子心态，将她的所爱也放在孩子的位置，两种心态在成人爱情中都是相当致命。面对归来的郭宏“你纯，你好，你宽厚善良”的示弱逻辑与母爱要求，白大省怨忿而绝望，声嘶地说：我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从来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然而，那个示弱者回答：“你以为你还能变成另外一种人吗？永远也不可能。”因为白大省善良，是“好人”，是仁义的化身，所以她“躲”得过一对无家可归的父女的央告，也躲不过十岁就已种在她心里的仁义，她又哪里躲得过赤裸裸的善良和无可救药的童真。女人确实是变成的，虽然她疑虑焦灼，但她还是本性难移。从这部小说，我们看到“双生”的增长性。一方面，白大省与西单小六构成了性格两极的一对，正如我们看到的安静与安然、杨青与沈小凤，她们很像是一个乐章中的高音与低音，相克相生，缺一不可；但另一方面，《永远有多远》还为我们刻画出了白大省的角色与白大省的自我的“双生”，这两个矛盾体存在于一个少女的体内，影响或者说是控制着这一个“她”的成长与走向。

铁凝小说的丰富性在此可见一斑。我曾私下对铁凝说，您的小说特别擅长写少女。少女形象，在铁凝的小说中，也一步步突破着早年“香雪”式的纯度，而变得更为圆润丰满。在这样一种“少女形象”的成长过程中，可贵的是铁凝对在少女身上存在的两种性格向度，一直抱有一种善意的体察。这就是我所说的“双生之爱”。我有时想，也许正是通过对少女的观测而达到的对于人性的深入，才成就了今天的不同凡响的作家铁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