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典藏版）（精）》由安继民、高秀昌注译。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记述战国中期思想家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的著作。全书书分内、外、杂篇，原有五十二篇，由战国中晚期逐步流传、揉杂、附益，至西汉大致成形。目前所传三十三篇，已经郭象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亦有不同。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而外、杂篇发展则纵横百余年，参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复杂的体系。魏晋玄学称《老子》、《庄子》、《易经》为“三玄”，为清谈的主要典籍。

《庄子（典藏版）（精）》由安继民、高秀昌注译。

庄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演变中最活跃的、不衰的观念因素，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理解、消化异质思想文化的最有力的、积极的理论因素。为什么庄子思想能够如此地活跃且经久不衰？不就是因为庄子所关注的是一类人们永远不得不面对的人生基本问题吗？所以，庄子的思想并没有死，她至今仍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庄子似乎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不管你读不读《庄子》，事实上你总是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去面对庄子曾经深入思考过的人生基本问题。用庄子的话说，这是每个人都“无所逃”的天性。

前言

内篇

 逍遥游第一

 齐物论第二

 养生主第三

 人间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师第六

 应帝王第七

外篇

 骈拇第八

 马蹄第九

 胠箧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运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缮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乐第十八

 达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一

 知北游第二二

杂篇

 庚桑楚第二三

 徐无鬼第二四

 则阳第二五

 外物第二六

 寓言第二七

 让王第二八

 盗跖第二九

 说剑第三十

 渔父第三一

 列御寇第三二

 天下第三三

后记

人们说话不像刮风，说话的人自有其意旨，然而他说的话却并没有定准。人们果真是在说话呢，还是不曾说话呢？人们自以为他们说的话不同于小鸟的呜叫，到底是有区别呢，还是无区别呢？

道被什么遮蔽而有了真伪？言被什么遮蔽而有了是非？道怎么往而不存？言怎么存而不可？这主要是因为道被成心所遮蔽，言被华丽的辞藻所覆盖。因此也就有了儒家和墨家之是非的争辩：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想要非其所是而是其所非，则不如以明鉴破除是非。

世间的万事万物有彼又有此。自彼看不见此，自此看不见彼。所以说：彼出于此，此也因乎彼；彼此是相对待而说的。有生即有死，有死即有生；有可即有不可，有不可即有可；有是就有非，有非就有是。所以圣人不从此来体察事物的本然，而是因顺自然的道理。因为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所以从此看有是非，由彼看也有是非。事物真的有彼此的分别呢，或者真的没有彼此的分别呢？只有一个角度能让事物彼此不相对待，这就是大道的枢纽。抓住大道的枢纽也就居于关键的位置，从而可以顺应事物的自然变化。因为是非的变化都是无穷的，所以不如以明鉴之心来关照事物的实情。

以名词来说明事物不是你所指称的概念，不如不使用名词来说明此一事物并不是你所想象的概念；用“白马”来说明马的“白色”属性不是马，不如用别的事物来说明马身上的白色属性。从命名的自由性角度来看，“天地”也是一个名词，万物都可以用“马”这样的名词来命名。

说“可”，是人们认为这是“可”；说“不可”，是人们认为这是“不可”。道路是行走而成的，事物是人们称谓而就的。何以说“然”？因为“然”就是“然”。何以说“不然”？是因为“不然”就是“不然”。何以说“可”？因为“可”就是“可”。何以说“不可”？因为“不可”就是“不可”。事物原本就有“然”，事物原本就有“可”。没有什么事物“不然”，没有什么事物“不可”。所以，可以举出细小的草茎和高大的庭柱，丑陋的癞头和美丽的西施，宽大、奇变、诡诈、怪异等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态来说明这一点，而从“道”的观点看它们都是相通而浑一的。

有分就有成，有成就有毁。其实，万事万物无所谓成与毁，从整体看来原本就是循环往复、圆通一体的。这是只有通达之人才了解的圆通的道理，他不用成毁之见而诉诸圆通为一的常理。照这一常理行事，即可无所不用，又可无所不通，还能无所不得。这也就差不多了。顺任自然而又不追求事物的所以然，这就是大道的境界。如果竭尽心志固执一偏而不知事物本来是一体的，这就是所谓的“朝三”。何谓“朝三”？有一个玩猴子的人拿橡子喂猴子，他跟猴子说：“早上给每个猴子三个橡子，晚上给四个。”所有的猴子听了都急了。随后他又说：“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所有的猴子都高兴了。橡子的名和实没有改变而猴子的喜怒却前后不同，这是因为玩猴者把“朝三暮四”颠倒为“朝四暮三”，通过喂食多少的顺序改变而满足了猴子。所以，圣人不分是非而加以调和，就可以达到顺任万物之境，这就是“两行”。

古时候的人，他们的认识能达到很高的境界。什么样的高境界？他们以为宇宙开始于虚无，这确实是尽善尽美的认识。其次以为宇宙有了万物而并没有界限。最后以为事物虽有分别却不存在是非。是与非的显露就表明人眼里的大道有了亏损。换句话说，大道的亏损是人的偏私的观念所造成的。果真有成与亏呢？果真没有成与亏呢？举例说，昭文弹琴就有成与亏，昭文不弹琴就没有成与亏。昭文弹琴，师旷击鼓，惠施论辩，这三位先生的才技颇负盛名，流誉后世。他们各有自己的所好，并且极力彰显自己的所好。这样一来，他们的自作聪明，其结果使惠施终身沉迷于“坚白”之论，而昭文的儿子承其父业也终无建树。像这样可以算作成功吗？若说这也叫成功，那我也就是成功的了。如果他们不算成功，那么别人和我就都没有成功。所以，那种以片面之词、一技之巧夸耀于世者，是圣人所不取的。所以说，不别是非、不自夸耀而诉诸事物的常理，这叫做“以明”。

P37-39

读《庄子》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但如果你一旦意识到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甚至在内心深处充满着对这一问题的探求的渴望，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庄子不仅能让你轻松下来，甚至可以说是你最好的伴侣。所谓人生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这一类披着科学外衣的宗教神学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每个人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早晚有一天都是要死的。所以，20世纪后半叶勃然兴起的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把人理解为一种面向死亡的存在。

在中国思想史上，庄子思想其实正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诉说着神学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对印度初来的佛学理论的消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曾经构成了魏晋玄学的主旋律并直接影响了整个的传统文学艺术。台湾学者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除了一章写孔子外，剩下的绝大部分就是在写庄子。宋代思想家叶适评价庄子道：“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胡文英认为，和屈原相比，屈原的忧患在一国，庄子的忧患在天下；屈原的忧患在一时，庄子的忧患在万世。鲁迅认为，庄子凭着他文风的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影响甚巨，这使得道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底。闻一多认为自魏晋以来，中国文化中永远留下了庄子的影响。当代哲人金岳霖十分推崇庄子的思想，他1942年用英文所写的《中国哲学》一文中这样评价庄子说：“他的哲学用诗意盎然的散文写出，充满赏心悦目的寓言，颂扬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与任何西方哲学不相上下，其异想天开烘托出豪放，一语道破却不是武断，生机勃勃而又顺理成章，使人读起来既要用感情，又要用理智。”在庄子“这种怀疑主义里，可以说希腊的明朗渗进了希伯来的美妙，希伯来的美妙软化了希腊的明朗。有幸接近这种理想的人会妙趣横生，怀疑主义并不使他尖酸刻薄，美妙也不使他冒冒失失地勇往直前”。这里所谓的希伯来的美妙和希腊的明朗，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希伯来的神学和希腊的科学。而按罗素的说法，哲学正处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无人之域”。崔大华先生在评价庄子思想在民族文化中的历史作用时说：“庄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演变中最活跃的、不衰的观念因素，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理解、消化异质思想文化的最有力的、积极的理论因素。”为什么庄子思想能够如此地活跃且经久不衰？不就是因为庄子所关注的是一类人们永远不得不面对的人生基本问题吗？所以，庄子的思想并没有死，她至今仍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庄子似乎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不管你读不读《庄子》，事实上你总是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去面对庄子曾经深人思考过的人生基本问题。用庄子的话说，这是每个人都“无所逃”的天性。

不仅庄子所面对的问题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且庄子的叙述方式也与众不同。况且，庄子是人不是神，他是以哲学的方式讲述着类似于神学的“问题”。如果所有的“真问题”都是有关于人的问题，那么，一旦要讲述你的“问题”，就要结合生活事实说一些人人都会面临的“真问题”；有了“真问题”，才会在其中享受到真正的思想乐趣。否则庄子也就不再是一个哲学家了。

如果你想浅尝辄止，我建议你读一下《逍遥游》、《秋水》就行了，那里不仅充满着美妙的想象，而且文字优美，意境宏大，读来让人回肠荡气，爱不释手。年轻人都喜欢《西游记》，在这里，你能体验到孙悟空的变幻莫测。不过，它毕竟不是小说，诚如金岳霖所说，你在这里既要用理智又要用感情。这大概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吧！如果你还想对庄子有进一步的了解，你可以读《养生主》和《盗跖》，这两篇能够让你体验到生命的乐趣和自由的气息。人就是要过像庖丁那样的生活，活得游刃有余，从容自得；虽卑微如一个宰牛人，仍然能够通过技艺的娴熟而进于大道之境。人当然也要会像盗跖那样，敢于在必要的时候骂人，而且骂得极有水平，让权威如孔子者也不得不自叹弗如。你当然也可以读一下《说剑》，尽管据说它没有什么思想性，但因为它的文风和情节都无异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充满夸张之能事，作为消遣，也是值得一读的。

……

时间哲学的伟大，可以从美国式的实用主义那里得到一些认肯和证据。中国人改革开放主流的话语就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释为“实践哲学”，这恰似李约瑟所说的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法”在中国的命运，究其底里，是原本来自中国的东西在中国的复归。说得更通俗些就是，辩证法对中国人来讲只不过是“出口转内销”的东西。我曾经在火车上告诉一个旅客说自己是研究哲学的，他立马就说：那不就是搞辩证法的吗？他大有不屑的神情溢于言表。这说明辩证法在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是某种“大众哲学”，和西方主流哲学完全格格不入。而所有这一切都以《易》学为骨架，在老庄道家思想中形神俱备。在科学而不是在神学的意义上，我同意爱因斯坦和卡尔·波普尔的意见，说世界是辩证的本身并不能为科学带来什么启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读一下《天地》中子贡和灌园丈人的对话，就一定会承认李约瑟大讲什么道家特别是《庄子》中的科学精神是多么的不着边际。因为一旦把问题推向时间性地解决，你就等于坐等着什么都不干，虽然这样可以解决人在道德上的“纯白不备”问题，却与科学、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平等契约、法治精神宪政问题一概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但是，只要还允许哲学这门学问存在，你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一元、自因、时间性的中国哲学是一种高明得像神学一样的问题。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休谟之后而有康德，但直到罗素为止，“休谟问题”仍然被认定为“哲学的家丑”。所谓休谟问题，实际上就是时间问题。用欧美人的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既然是无望的，除了诉诸信仰之外别无良策，那么中国式的阴阳辩证式的解决又何尝不是一条值得一试的途径呢？我们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叫“与时俱进”，这是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背景的一句话。虽然孔夫子有“逝者如斯夫”的话，但他的论证毕竟不具体。到了庄子这里，关于时间概念可就丰富得多了，光是“时”字在《庄子》中就出现过百余次，其中“安时而处顺”、“时命”等是庄学很重要的概念，而类似“与时俱化”、“与时消息”等表述也比比皆是。最为突出的是赵军在《文化与时空——中西文化差异比较的一次求解》中谈到的“时为帝”。在赵军看来，时间就是中国人的“上帝”。因为“从莱布尼茨到康德、黑格尔，这种时间意识都是不彻底的——彻底的时间意识只有中国才存在，而彻底的空间意识则存在于地中海传统文化之中”。我一再强调中国人会“做事”，其实就得力于这样一种深沉的时间意识。科学到了这步田地，人类已经能够认识到，任何科学理论的潜意识结构都建立在某种信仰之上，因为根据哥德尔定理，所有的科学到了最后都依赖于某种假设或预设，如果没有对这种假设或预设性范畴的宗教般的信仰，所有的理论科学体系都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这些假设或预设是不能论证的。既然我们敬若神明的“科学”也不得不依赖于某种信仰，换句话说，科学需要通过对“时间会不断地来”（金岳霖语）这样一种信仰方式来支撑，那么被庄子所高度发展了的一元、自因性时间哲学也就会有着永恒的生命活力，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既深沉而又不失活力的观念渊源。

所以，我建议有“忧患意识”的年轻一代有心同胞不妨认真读一下《庄子》，其中确实有着太多的中国式“轴心时代”最伟大的东方智慧。

安继民

2004年11月1日于方外楼

这本书是我和高秀昌、刘国建共同注译的，特点是重译不重注。高秀昌负责“内七篇”的注译；刘国建注译了《刻意》、《缮性》、《列御寇》、《天道》、《天运》和《天地》的前半部分；剩下的全由我来注译。我最后对译文通读了一遍，由于二位先生均文笔洗练，错误也难得找出。若有错讹，我还是要承担最后的责任。由我来负责写前言、后记，就是因为我比他们年龄大一些，除此之外，安某人别无所长。要感谢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同仁有这样一个好的创意，旧典新读，既能让国故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根性的文化价值，也给了我们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尤其是卢海山先生，他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曾经和我与秀昌是同事，他为此付出的许多辛劳，是应当深表谢忱的。郭孟良副总编辑为此书的出版用心良多，在此一并致谢。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参阅了许多先贤的成果，特别是我在前言中所提到的许多观点，都来自于许多同仁的心血，由于是一部注译性的通俗读物，不便一一注明致谢，还望学界海涵为感。

安继民

2004年11月1日干方外楼

在我的第一本书《悲尉哲学家·尼采》前言里，我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一本是中国的《庄子》，另一本是德国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两者在思想解放与个性张扬方面，有许多共同点。而尼采的激情投入与庄子的清明超脱，正有如希腊悲剧狄奥尼索斯一酒神一与阿波罗一太阳神一两种精神力量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协调一样，亦反映着历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种种冲突与求取平衡。看来，一个人生活的体验愈多，愈能欣赏庄子思想视野的宽广、精神空问的开阔及其对人生的审美意境；一个人社会阅历愈深，愈能领会庄子的“逍遥游”实乃“寄觉痛于悠闲”，而其思想生命，的底层，则未始不潜藏着浓厚的愤激之情。

——陈鼓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