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3年，大明王朝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呢？
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危机，那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危机。大明臣子知道这届皇帝是谁，但不知道下届皇帝是谁，也就是说，此时的大明王朝有皇帝没有太子。
那么此时大明王朝的皇帝是谁？他就是声名狼藉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一年他执政已经超过了20年，早已剑了该立太子的时候了，但是他却在这年过完年之后，做出了一个反常的举动，正月拟旨决定暂不立太子，而是将自己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这预示着一场皇帝接班人争夺战，正式打响了。
熟悉明朝历史的读者，对这个万历皇帝可能都略知一二。因为他创造了两项大明皇帝的历史纪录，第一一个纪录：在位时间最长。万历皇帝在位48年，这个在位时间打破了明朝皇帝在位时间的纪录，大明十六帝，统治中国276年，而他一个人就占去六分之一的光阴。他虽然不是明帝中自然寿命最长的(明朝皇帝活得最久的是太祖朱元璋，71岁；万历皇帝朱翊钧10岁即位，58岁去世)，却是坐皇位最久的福寿皇帝。第二个纪录：不“上班”时间最长。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那么，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呢？当然跟他的政治能力有关。我们知道，万历皇帝刚即位时才10岁，是首辅张居正代为执政10年，张居正死后，20岁的万历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没干几年就干不动了，为什么？因为没张居正那个执政水平。他本以为抓取权力，自然就会治国理政。但是一上来处理军国大事才明白，掌权与任事，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就有些撂挑子。这是他长期不“上班”的一个原因，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跟下面将要打响的这场皇帝接班人争夺战有一定的关系了。
当时皇帝的接班人有几个候选人呢？主要有三个。
就是万历皇帝准备一并封王的那三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五子朱常浩。他们分别。由万历皇帝的三个妃子所生。朱常洛是王恭妃所生，朱常洵是郑贵妃所生，朱常浩是周端妃所生。这三个人当中五子朱常浩因为年龄小，当时才两岁，胜出的可能性很小，是个陪衬。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身上。
提及皇帝接班人，中国封建王朝有个一以贯之的皇帝接班制度：嫡长制。这个嫡长制简单解释就八个字：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也就是说，皇帝正室皇后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嫡长子为皇位第一合法继承人，如果皇后没有生子，就要自然排序由其他嫔妃为皇帝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皇长子接班。
我们知道，万历皇帝的正室王喜姐(孝端显皇后)只生了个女儿，没有生儿子，那么按照嫡长制自然排序，朱常洛无疑应该排在第一顺位，他是万历皇帝的大儿子，但是万历皇帝却不喜欢这个大儿子，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大儿子呢？因为朱常洛是万历皇帝与一位宫女“偷情”的结果，这个宫女姓王，她就是朱常洛的生母，后来的王恭妃，当时叫王宫女．。万历皇帝虽然与王宫女偷了情，王宫女为万历皇帝生了孩子，也被万历皇帝封了妃，但万历皇帝却不喜欢她。为什么不喜欢她？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嫌她出身卑微。这个王恭妃当时就是太后的一个内侍宫女，相当于一个使唤丫头。二是万历皇帝嫌她年龄偏大，长相不好看。想必当年万历皇帝与她“偷情”，也是一时冲动，事后就没什么感觉了。
因为不喜欢王恭妃，所以他对王恭妃所生的这个儿子朱常洛，也始终喜欢不起来。那么万历皇帝喜欢哪个妃子，哪个儿子呢？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皇帝偏爱郑贵妃。P4-5
邻镜高悬：堂无节士国必朽
东林故事讲完了，但作为一个现代讲述者，笔者的痛感远未消散。
2017年5月底至6月初，十集新《东林沉浮》在央视法讲文史栏目播出，而笔者完成书稿的时间是紧随其后的6月下旬，正值将度不惑之年的最后一个生日。为更近距离地感知书中人和事，本书最后一次修稿时，笔者来到了江南无锡城，专程拜谒了东林书院旧址，索性连生日在此一同过了。
2017年6月17日，笔者携家人抵达江南名城无锡，二人于梁溪区东林广场下地铁，无锡古称梁溪，此处位于城东，应属古城中心路段。此时已是黄昏，将近闭馆，于是依院而栖。单等明早观瞻。
翌日，用过早餐即开始参观。书院门票5元，而记者证可以免票，于是本记者按书院规定，亮证之后，签字留念。从东林精舍而人丽泽堂，端坐拍照，进依庸堂，堂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依然清晰可见，不禁驻足堂下，行注目礼。
第三天，小雨霏霏，由依庸堂入燕居庙，再人道南祠、还经亭，亭中高悬的各科进士榜单在潮湿的雨日显得墨迹未干，越发觉得先贤离我们并不久远。于是思绪如潮，蓬勃而出——
初登法讲文史，就被编导告知，栏目组要求主讲人讲有温度的历史故事，“温度”二字作何解？笔者的理解就是将心比心，悲天悯人。如果你作为一个主讲人，念念有词置身其外，只是看热闹不嫌事大，那边血流成河，这边关我何事，则血就热不起来，自然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温度。
当然，“温度”之上，我以为再加上“深度”——以飨观众，那就更对得起衣食父母了。
笔者的痛感促使我尽量做到这一切。于是，便在出版社要求不可或缺的后记中，身临其境，将由感而发之物，于此作个归纳。
小结《东林沉浮》，表面上讲的是清流，而往深层挖掘，却可以透析近代中国士大夫士魂消亡的原委。为什么自中世纪以来，中国士大夫越来越朽，精神品格走向下坡，动辄节操尽失、腐化成风？通过《东林沉浮》管中窥豹之后，应该以点带面，得出系统答案。
谈及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腐败问题，也许有人认为，封建时代士大夫的品格，一如王朝的周期律，久之必朽，但不妨看看我们周边，情况也不尽然。
就拿中国的邻国日本来说。古代与我们同处儒家文化华夏文明圈，众所周知，在古代，日本两次拜中国为师，至今日本首都，还是规规矩矩的两个汉字：东京。汉化日本，化到了骨子里。但是，在历史的变迁中，日本政坛并没有出现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腐败，尤其他们的政治精英阶层，罕见中国士大夫那般的腐化，如果说是制度因素，也是不能诠释的。人人都知道，日本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西学，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此前与中国并行的两千年，采取的是甚至比中国还滞后的封建制度，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腐败。
为什么他们和我们一样，却又不一样？
2016年7月，笔者游历日本。在东京旧书一条街上的三省堂书店，淘到一些关于日本士人精神的书籍，其中就有对日本新旧两代士人精神的诠释和总结，在历史大变局时刻，他们承上启下，开创了日本新生。
我们知道，古代日本的质变，主要是两次改革：大化改新，明治维新。大化改新的口号是“和魂汉才”，明治维新的口号是“和魂洋才”，“才”在变，而“魂”一直没变，大和民族的精神品格——和魂始终没有散。而比了解和魂内容更重要的是，秉持此魂的载体，那就是日本的士。
先有不腐之士，后有不腐之国，日本之所以不腐，是因为他们始终延续保有着一个不腐的政治精英群，即我们所说的士大夫。那里不仅有大名武士，更有文人藩士。而自古以来，我们也曾拥有更庞大的士大夫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铁肩担道义。譬如东汉开国者刘秀，这个落魄皇室宗亲，也是底层庶士(太学生)起家，为打江山娶了两个大家闺秀(阴氏与郭氏)，显然，他心里很清楚，没有名士望族的帮衬与结盟，刘氏江山是打不下来的。就拿刘秀贤内助阴丽华之阴家五百影士来说，他们既忠诚又颇有动手能力，丝毫不次于日本大名藩主手下的武士。如此拥有智慧与武装双重力量的士人士族，在国家危机时刻可以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古代中国皇帝改朝换代，其历程与日本天皇的每次“归政”颇为相似，总是离不开士族及其武士的实言实行。但是到了中世纪以后，中日两国的士大夫却从能力与精神上拉开了距离，日本的士阶层一如既往地具有执行力和行动力，而中国的士大夫却日渐腐朽文弱，他们表面上高谈阔论慷慨激昂，但在真正国破家亡危机时刻，却叩首降叛，最后沦为混饭的废物。……了穷兵黩武的军国时代，贪腐也多与之无缘。迄今，日本议员的品格，仍不乏古代优秀士大夫品格的参照，喜酒好色者大有人在，但少廉寡耻的腐化官吏少之又少。
而近代中国，却没有始终保有一个不腐的精英阶层。这当然与两国的大环境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士大夫自身问题：苟且哲学腐蚀掉了刚性品格，如是富贵能淫，威武便屈，一遇强权暴力即屈身为极其现实的精致利己者。
即便当代，还有不少史学爱好者对东林党人嗤之以鼻，却对魏忠贤大加赞赏，认为东林高调误国，魏现实利国。这其实就是庸俗史观发酵的结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仅有节操是不够的，但若没有节操，却是万事皆休，必然腐朽！
所以，东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就是节操二字，以及由此支撑的士魂，礼义廉耻。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对于以东林为代表的中国式清流，我们可以深究他们种种痼疾，但切不可过分贬低他们的气节。我们这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该少了节士，因为“堂无节士国必朽”，因为大多人做不到节士那样，你要更加敬重他们才是。
侃侃万言，终有一结。那么，就让本人用一首新鲜出炉的小诗作为后记结语吧。邀是我在东林书院驻足三日，留言簿上签字之后，随心所写，在此分享给广大观众读者：
昨日依院栖，今日入雨堂。
先贤文犹在，物是世不同。
无道人心乱，不武难成功。
纲常需新建，士魂当长虹！
这就是我写东林、观东林的浓缩心声。
本书最后，我要特别鸣谢本系列讲座的总编导孙辉刚先生，以及制片人苏大为、陈德鸿先生，还有本书的出版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及董理编辑，书稿的每一段落，都会依稀可见他们的汗水。我与这些朋友的合作，既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惺惺相惜，不是所有的合作都能彼此提升，契合若此，我已深深庆幸。
2017年6月20日于无锡东林书院
朝灭亡时，出现的这样一首绝命诗：
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
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留命一条！
这是公元1645年，南明都城南京城破前夕，一首乞丐所写的绝命诗。在国家灭亡之际，目睹残明百官焚香跪迎清军入城，他感叹，为什么没有人殉国？他不解，这个政权养了那么多士大夫，到头来为什么他们全作鸟兽散，纷纷向外敌投降，其气节竟不如像他们这样的乞丐？难道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只能留在田间地头？这些国家精英为什么如此不争、如此无耻？
乞丐留下了一连串疑问和愤懑，写了此诗之后，他从百川桥一跃而下，投秦淮河自尽。
他的疑问和愤懑，可谓千年一叹。
一个国家之所以能进步，关键在于主流人群的不腐与进取，这种人群现代称之为“精英”，古代称之为“士”。回顾中国古代史，确有一股股以读书人为主的士人中坚群体，他们有节操有理想，也敢于担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命运。但是到了两宋以后，中国士大夫却渐渐不堪，不仅无力救国，甚至成为政治蠹虫、无耻之尤。这是为什么？
很多史学爱好者都说大明王朝时的中国，是有血性的，没有像宋朝那样用土地、金钱换和平的耻辱记录，而且这个王朝还层出以气节著称的清流节士。但是，明王朝最终却还是亡于满族之手，和北宋败于女真部落军队之手一样。而且，输得比北宋还惨——北宋是失去长江以北半壁河山，大明朝则是失去了整个江山。北宋亡国时留下的是一时之痛：靖康耻；明朝亡国时留下的则是永久之痛：剃发易服。泱泱大国，亡于东北少数民族部落之手，在几个清兵的剃刀下，成百上千的文人士大夫纷纷排队，更换具有被征服象征的外族指定发型，反抗者寥寥，这又是为什么？
史料记载，公元1644年，清摄政王多尔衮借明内乱趁火打劫，率八旗人关时，只有区区六万军队，最后却征服了拥有百万大军的大明王朝。可见，明廷没落到了何种地步！而没落之首，当属堂上之士。早在清军人关前，投降清朝的明朝大员就有十几人，中下级官吏降清的更是不可胜数。到了1645年，清军渡过长江后南明都城南京城破，文武百官几乎悉数降清，之后，南逃的南明第一任皇帝弘光帝朱由菘，再遭群臣变节，本人被手下重臣劫持献于清兵。
这些士大夫，在朝为官时，正气凛然，满口忠义，但是明亡时，“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农民起义的大顺军和游牧民族的清军，谁来降谁。明朝士大夫的无耻之举，连他们的新主子也看不过眼。多尔衮曾当面讥笑这些人是“明朝罪人”。
而后来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编了一本《贰臣传》，对那些卖主求荣的士大夫大加羞辱，这本《贰臣传》，一次就收录了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自我标榜为“十全老人”的乾隆，高举道德大棒，指责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实在是“大节有亏”。
所谓“大节有亏”，就是气节与操守出了大问题。一个拥有亿万人口的天朝上国，冷兵器时代败给了总人口只有50多万的女真人分支——建州女真，一方面，建州女真创建的满洲八旗兵强马壮是事实；另一方面，明朝士大夫迂腐，贪腐也是事实。两个事实对对碰，此消彼长。前者一到，后者就像老鼠见了猫，再多也是被食的货。
南明灭亡前夕，此时残明已经是士气残缺，没有血性的国家。而反观日本、越南(古称安南)、朝鲜等明朝藩属国、准藩属国，此时仍奉南明为宗主，派使者人贡。其中朝鲜还厉兵秣马，翘首盼望明师北伐，而且，清朝立国后的很多年，朝鲜仍着明服。
属国如此，主国却不堪。
后来朝鲜等来的，却是身着满人衣冠的汉族士人，他们非常失望，形容此时中国士大夫，说他们“文明程度高，但无气”
诚哉斯言。气节一失，再无上国！
世界史学界在评价一个国家行不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物，那就是看这个国家在国难时期有多少精英人物投敌。明亡前，给敌出主意的是明士大夫，引狼人室的也是明士大夫，帮敌冲锋的还是明士大夫，在清军入主中原后期，可以说都是大明降将在帮着清军扫平全国。
为什么他们在外敌面前一触即溃，却又在帮外敌打自己人时那么卖力？为什么明亡前很少出现伟岸的士大夫？
我们说一个王朝将要灭亡，常用这样一个词：气数已尽。什么是气数？首先就体现于“士气”，即士大夫的信仰、气节与操守。历史反复证明，士气盛，则国家旺；士气衰，则国家败。
大家只知道，明朝对外没有割地赔款，却不知这个王朝的精神本质。从政治到文化，在很多领域明朝的统治者都开了先河，但很多是开了坏头。如果一个王朝统治者用恐怖棒杀打折了知识分子的“脊梁骨”，那么，风雨来时，这个王朝当然就会失去被断了“脊梁骨”的他们的支撑。
写下悲壮诗歌的南明乞丐，只知朝廷养了士大夫三百年，文人士大夫表面活得很有样儿，但他却不知，在明朝皇帝脚下，那些士大夫实质上是否活得比乞丐更有尊严呢？那是一种怎样的养，是包养、圈养、驯养，还是三者兼而有之呢？
纵观明史，最惨烈的士大夫时代莫过于万历、天启、崇祯三代，因为其间出现了有明一朝规模最大的清流集团——东林党，以及虐杀他们的“天敌”——史上最大的阉党集团。那么，就让我们以之为样本，看看他们的生生死死、起起落落，体味一下离我们并不太远的那三百多年前中国节士的境遇，从“铁肩担道义”，到“节操碎一地”，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而，或许对近代中国士大夫的失魂丧气“窥一斑而知全豹”，进而以史为鉴，痛定思痛，甚至于现代士魂——中华精英精神之重建，也大有裨益吧。
一个国家之所以能进步，关键在于主流人群的不腐与进取，这种人群现代称之为“精英”，古代称之为“士大夫”。
回顾古代中国史，常见一股统称“清流”的士人群，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有节操，每每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与他们认定的各种邪恶势力作斗争，但是，结果却鲜有能改变国家命运者，往往功败垂成，进而劫后发生令人痛惜的异化，由“担道义”沦为“谋稻粱”，甚至成为政坛爬虫、无耻之尤。这是为什么？
程万军著的《东林沉浮》以大明王朝最后五十年为主线，详述一段跌宕起伏的东林沉浮史，以独特视角还原晚明党争及甲申之变真相，揭示清流士人群的本质，以及一个国家的兴亡与士大夫节操有着怎样的依存关系。或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士大夫节操的深度答案。
回顾古代中国史，常见一股通称“清流”的士人群，他们有信仰有理想有节操，每每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与他们认定的各种邪恶势力做斗争，但是，结果却并不能改变国家命运，往往功败垂成，进而劫后发生令人痛惜的异化，由“担道义”沦为“谋稻粱”，甚至成为政坛爬虫、无耻之尤。这是为什么？《东林沉浮》以作者程万军央视法律讲堂（文史版）同名讲稿为底本，以大明王朝最后五十年为主线，细述一段跌宕起伏的东林沉浮史，以独特视角还原晚明党争及甲申之变真相，揭示清流士人群的本质，以及一个国家的兴亡与士大夫节操有着怎样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