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彼此
如果有哪位作者想要探讨势利问题，就不宜表现出超然于其上的姿态，而应当言简意赅地勾勒出自己曾见识过的势利行径。他不但要说明自己遭受过的势利攻击，更要一一列出自己容易沾染的势利习气，以便让各位读者自行判断作者与这一主题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所以——我最好先讲讲自己的出身，虽然说起来有些复杂。若论文化程度，我的父辈似乎一直属于中下阶层，但论财力又属于中产阶级(晚年甚至跻身中上阶层)。父亲在加拿大长大，连高中都没读完，母亲只在芝加哥的约翰·马歇尔公立高中上过当时所谓的“商务课”。我父母都是犹太人，但他们和人们印象中那种热爱文化、热衷心灵生活的典型犹太人不太一样，因为除了偶尔听听音乐喜剧，晚年在电视上看看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的演出之外，他们对文化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兴趣。我父母订了不少本地报纸和杂志——比如《生活》《展望》，后来又订了《时代周刊》，却从来不买书。印象中家里从来没有英文辞典。不过，我父母讲话非常得体，从来不犯语法错误，也不说方言。
我们家很少谈论政治，因为我父母不爱谈论虚无缥缈的问题，我们聊的都是亲戚和邻人的行为举止、财务方面的事务、我父亲和客户之间的业务关系，等等。我们对教育问题也不感兴趣，不会讨论诸如“安默斯特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有何区别”之类的问题。这也难怪，因为我父母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些学校。
我认为我父亲从未沾染势利之气。他根本没有沿着社会阶梯再爬一层的念头，而且除了各色无赖之外，他只鄙视一种人，就是缺乏投身商界的志向、不愿在生意场上冒一点儿风险的人。我家有位远房表亲在美国陆军服役，已经贵为中校。但我父亲总觉得匪夷所思，他不能理解一名犹太人怎么会甘于在军队里任职一辈子。我父亲乐于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多为犹太慈善团体的项目)，晚年之后又迷上了出国旅行——有一次，他带我母亲乘协和式飞机去巴黎旅行，又从伦敦乘坐伊丽莎白女王二号邮轮返航。不过，他最感自豪的是十七岁就实现了财务独立，而且收入足够赡养家庭，但他鲜少注意到社交领域中的势利问题。那是个尊卑有别的世界——将风格、地位与阶层攀爬奉为圭臬，他不能理解，也无意窥探。
我母亲也不能算是势利眼，不过她对势利的体悟要比我父亲深刻得多。她很警惕那些施于己身的势利行径，而且自己有时也容易沾染势利的想法。她总和好心肠的女士交朋友，因为她自己就很善艮慷慨。她对超出自己财力的奢华生活有着良好的品味——比如开凯迪拉克之类的豪车、用奢侈家具、穿华服(皮草、贵重的礼服、意大利鞋履、珠宝首饰)，等等，而且她对此并不感到羞愧。比她富有的人多少会让她有些紧张，因此她更乐意与财力相当或不如自己的人来往。但我从来没见过她(和我父亲)在社交场上有什么卑劣举动：他们从来不会向更富有的人乞怜，或者单纯出于势利的原因就瞧不起条件不如自己的人。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长子，也就是本书作者，从自我意识萌动之初就对引起势利心的各种属性有如此敏锐的认知呢？我发现，社会阶级、财富、品味、宗教信仰、令人艳羡的高超技艺，都可能成为判别尊卑的依据。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谁比谁富有，注意到谁家生活条件比我们好，谁家又比我们差；我一眼就能判断出别人嫉妒之所在，而且也体会到了自己心中的妒意如何萌生。至今我也说不清楚这种天分从何而来，但它无疑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伴我至今。
当人们聚在父母的公寓里闲谈世界局势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注意到，通常是有钱的人才喜欢侃侃而谈，而且发言似乎更有分量，别人听得也更专心。有一位先生叫山姆·考灵，就住在我们隔壁那栋楼，他是著名电台节目《早餐俱乐部》的喜剧演员，这个身份显然给他平添几分魅力。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世界很看重财富和名气，因此某些职业就更有光彩——就像棒球比赛的游击手就是比二垒球员更受人尊敬，而橄榄球四分卫的地位也要比防守截锋更高。
我上初中的时候，能够胜任橄榄球的游击手和四分卫，同时还是个不错的网球手。网球是一种与势利行为纠缠甚深的运动，从当时的乡村网球俱乐部的装潢布置就可见一斑。此外，更有对时髦与潇洒的过分重视，也就是对外表的关注更甚于技术本身——这就是多数势利行为的核心表现。P3-5
约瑟夫·艾本斯坦(Ioseph Epstein)是美国著名的散文家、编辑，1937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祖父一代因躲避纳粹迫害，从俄国跋涉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父辈为了躲避加拿大反犹浪潮，又从蒙特利尔移民到美国。艾本斯坦幼年在中产阶级家庭环境中长大，最初进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学习，大学二年级转入芝加哥大学。本科毕业后入伍两年，后来在西北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及创意写作达三十年。他在《美国学者》杂志社任主编的时间与他的教学生涯几乎同期，最后因为“政治言论不正确”而被迫从杂志社离职。艾本斯坦平生著述颇丰，目前已出版了二十余册文集，主要成就在散文与随笔领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代美国作家和评论家威廉姆·F.巴克利盛赞其为“兰德尔·贾雷尔以来最有趣的作家，或许是如今还在世的最机智诙谐的散文家”。
艾本斯坦对散文这一文体的热爱萌发于大学毕业之际。据说他在芝大读书的时候，被那些伟大前辈的“大部头”吓倒了，觉得杂志上小巧玲珑的文章更容易驾驭一些，所以就把精力专门放在散文领域，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至于小说创作他一直有所顾忌，直到五十五岁才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当然这多半是回忆往事的笑谈，不过在芝大求学的生涯的确影响了艾本斯坦的一生。芝大的社科研究久负盛名，更在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独树一帜，形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这里跨学科研究的天然传统以及推崇智识的风气，铸就了艾本斯坦广博的视野和锐利的笔锋。
《势利》初版于2002年，当年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本书标题与他早年撰写的《流言》《雄心》很相似，都让人联想到培根、蒙田等人的随笔。这本书也确实是以撰写散文的技巧和心态写就的，旁征博引、机锋处处，也不乏辛刻的讽喻。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西方世界中“势利”概念的追根溯源，界定了本书探讨的范围仅限于“WASP”(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贵族阶层消亡之后美国社会的势利现状。第二部分描写了美国现代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势利相，比如艺术品味、流行娱乐、着装风格、政治观点、葡萄酒鉴赏、职业成就、子女教育乃至健康饮食等方面的势利。而这些都是19世纪英国作家萨克雷撰写《势利小人论》之时闻所未闻或者尚不流行的势利图景。与人们的直觉感受恰好相反，阶级的逐渐消灭并没有抹除势利行为，反而让它越发猖獗。越战之后，WASP阶层日渐式微，原本由其把控的美国精英预科学校与常春藤联校的体系开始崩落，教育机会趋向公平，阶层流动性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全社会价值基准的全面解放，于是势利开始千百倍滋生——价值观的分化给了人们更多鄙夷对方的理由。艾本斯坦在书中不无讽刺地说：“目前(的美国社会)，只有足病学领域能够免于势利的侵染。”
势利小人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欺下型势利眼”和“谄上型势利眼”。除此之外，艾本斯坦还提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向势利眼”——喜欢故意与势利风尚背道而驰，并借此鄙夷他人的人。艾本斯坦从不讳言自己的势利心态，阐释每个主题之前常常喜欢从自己开刀，读者因此能够收获很多额外的乐趣。
艾本斯坦为英语世界贡献了一个名词“Virtucrat”，本书译为道德主义者，该词最早刊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政论当中，形容那些总是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更具有道德优势的人。这个概念跳脱了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藩篱，鲜明地勾勒出过分追求“政治正确”等行为的荒谬，堪称诛心之论。仔细想来，这确然是一种极为普遍的心态，历史上的独裁者大多偏爱道德完人的招牌，史书中也从来不乏“卖直沽名”的官吏。道德主义者的特征在于极力标榜自己的仁慈与高尚，似乎这样就让他们的政治观点更可信。这种行为在美国政坛比比可见，例如2016年这一场让美国知识精英群体深感挫败的总统大选。在辩论阶段，两位候选人向对方进行人身攻击、打口水战、向弱势群体空头许诺、大喊空洞口号的时候远多过阐述政策，迹近一场闹剧。正如艾本斯坦在“政治势利眼”一章中所说：民主、共和两党都声称掌握了“善之知识”，展开了一场荒谬的“道德攻防战”。
艾本斯坦还详细描写了美国社会弥漫着的职业攀比心，例如律师、医生、工程师、牧师等职业的声望日渐衰落，而“不创造不生产，倒很擅长添油加醋”的中间人(代理商、经纪人、营销推手、全能经理人、股票操盘手等人)却获得了名位。这些描述直接指向了美国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渐严重的身份焦虑，职业声望、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的攀比让人身心俱疲。现代都市逐渐流行的禅修、冥想、心理咨询、儿童早教班、补习班风潮也都折射出这种焦虑。这幅景象出现在二十年前的美国，也出现在最近十年来的中国。近年“逃离北上广”的话题引起热议，从中不难看出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忍受的多重折磨：一面是难以餍足的社会攀爬欲，一面是对突然跌落到低一级生活境况的担忧，此外还时刻存在着确证个人身份与地位的渴望。艾本斯坦说：“势利也由希望与恐惧操纵。”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喷涌而出的势利行径正是这种焦虑的外在表现。
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势利究竟是人之本性，还是特定环境下导致的行为扭曲？艾本斯坦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结论。不过，从本书2016年的修订版比初版多出来的那些内容可以看出他的倾向。增加的文字主要在“尾声”一章，讲述了基督徒、诗人W.H．奥登经历了“爱宴”神秘体验的故事：奥登在那个时刻“对所有人类产生了纯粹的、没有任何分别心的爱意”，这是对人之本性的触摸。而且艾本斯坦以这样的句子为全书收尾：“只有当人们无需一再确证自身价值；当社会和谐足以消除种种不公；当善良、慷慨、勇气和尊严都得到应有尊重之目，势利才会消灭。”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艾本斯坦认为势利是一种行为扭曲，而外界环境催发的势利心态是对美德与人性的摧残。他认为这种心态如果表露在行为当中，就必定对他人造成伤害，只要牢记“宽容待人如待己”的箴言，就可以获得美德与人性的升华。但势利也未必是一种全然有害、亟待消灭的心态。阿尔多斯·赫胥黎在《势利种种》一文中将社会中的势利行径比喻成狗身上的虱子，认为它们的存在可以防止整个社会陷入昏睡，因为“其价值就在于刺激人们的行动”。由此而观之，势利至少还有一些积极作用。而且，如果这个世界完全消灭了势利，那么描摹世态炎凉的文学就将失去很多色彩，至少我们会与《势利》这本书，以及无数前辈文学家在这一话题上的精彩阐发失之交臂！
最后，还需要对“势利”(snobbery)这个关键词的译法做一点说明。英文中的“势利眼”(snob)是一个后起词，晚至19世纪20年代才出现，据说是牛津与剑桥大学在非贵族血统学生姓名之后标注的拉丁文短语，表示“无高贵血统者”，后来表示“对没有阶级地位的人加以鄙夷的人”。艾本斯坦综合考虑了谄上型、欺下型和反向势利眼的特征，给出了一个精简的定义：“snob就是实践、遵照、并宣扬社会差等和歧视体系的人。”但这与中文语境下“势利眼”一词的普遍理解有异。汉语中的“势利”最早见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势利在此处应分开理解为“权势”与“利益”之义，“以势利交”就是趋炎附势的意思。这种含义至今未变，所谓势利行径，只限于汲汲于名位而已。而本书中提到的俱乐部势利、名校势利、素食主义者的势利、葡萄酒品鉴领域的势利、艺术品领域的势利等势利百态，在中文语境下习惯用“攀比心”“看不起”“摆架子”“自视甚高”“装模作样”“假充内行”等说法来表达。不过译文仍然尽可能地保留了“势利”的字眼，这是为了保持各章节关键词的一致性。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体系，彼此之间的心态是互通的。初唐诗僧王梵志写过一首打油诗：“别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诗中表达出的势利心态与英文snobbery的含义别无二致。因此，将中文的“势利”的含义稍稍拓宽一点，大概也未尝不可吧。
这是一本关于“势利”的书，主要探讨势利引起的困惑与危险、势利的症状，尤其是势利引人发噱的种种特征。我希望借此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势利究竟是人之本性，还是特定社会状况之下的行为扭曲？这个问题萦绕全书，但愿不会让诸君厌烦。那些擅于审视自我和观察生活的人们，能够获得一种超然的洞察力，从而由衷地道出那句永恒的感叹：“人，是多么伟大的杰作！”本书正是为这些读者而写的。
每当我提起自己正在构思一本关于势利的书，总有人建议我把某种势利行为写到书里，比如美国公共电视频道的势利、非裔美国人之间对肤色深浅的势利、健康饮食的势利，抑或当代艺术中的势利，等等，这些内容顺理成章地——在这本书里付之阙如。因为势利像细菌一般无处不在，这虽是它的迷人之处，但也会让势利的记录者深感无从下手。
势利之情似乎从创世之初就已存在，以下这个例子足可为证：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一世将都城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此后一百多年里，总有些人看似自豪实则势利地表示，他们的家族是“随君士坦丁大帝一同迁来”的。是不是很耳熟？
势利渊源既久，涉及面又如此之广，因此我早就决意把本书的探讨范围限制在美国社会，试图勾勒出所谓“WASP贵族阶层”衰落之后，美国社会生活中势利行为的大略图景。如果书中遗漏了您最中意的势利行径，那么请接受鄙人的歉意，而且您不妨这样想：我在势利这一问题上的眼界之广，已经远超为此洋洋洒洒写了上百页的作者，这样您可能会得到几分(未尝不是势利的)安慰吧。
约瑟夫·艾本斯坦著、马绍博译的《势利(所谓上流社会及势利眼众生相)》是一部对美国势利文化进行解读的辛辣之作。全书分别从教育、职业、消费、艺术、文化乃至饮食、穿着等多个方面讲述了美国人如何运用势利这一另类的分辨术。本书的意义在于，这种冠以时尚或风尚的势利劲儿，正是当下很多时尚制造者梦寐以求的符号，了解它们的势利本质，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美国时尚细节的内涵，更能让我们以一种平实的心态来看待那些表面比我们好的东西。
作为《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书籍、《芝加哥论坛报》年度最爱书籍。马绍博译的《势利》的每个章节都让人在拍案叫绝之余冷汗直冒。正所谓，上帝创造世界，同时也创造了势利眼。古往今来，势利眼无处不在。攀比学历、攀比孩子、攀比出身；政治势利眼、俱乐部势利眼，不同品味之间的互相鄙视，等等。约瑟夫·艾本斯坦用自己犀利、幽默、讽刺的笔调，描摹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势利眼行为，从教育、职业、消费、艺术、文化乃至饮食、穿着等多个方面讲述了势利如何运作。书中对所谓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调侃、戏弄更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