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他山之石
在中国帝王的谱系上，倘要将583个登上龙椅者排个座次，首席当属李世民。文治、武功，一个帝王家能占得其一就了不得，李世民兼而得之，且又圆融完满，所以，后世尊其为明君之典范。
隋末乱世，李渊和几个儿子趁势于晋阳起兵，夺取天下，先后进行六次大的战役，李世民指挥了四个，大获全胜。战争使得李世民身边战将林立，最突出的是武勇出众的尉迟敬德。
铁匠出身的敬德，原系刘武周之干将，与寻相同守介休时，被李世民招谕而降唐。时日不久，寻相他们又相继叛逃。唐家诸将认为敬德与这些人是同伙，必叛无疑，便将敬德囚禁。屈突通、殷开山向李世民进言：“这家伙剽悍绝伦，我们已囚禁多日。既被猜疑，他心里必结怨恨，留下来只有后患，干脆杀了他。”李世民摇头：我与你们的看法不同，“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能在寻相之后呢！”遂命释放，并引入卧内，赐以金宝，说道：“大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从此以后，敬德在战阵中出生入死，数次搭救李世民于危险关头，自身多次被伤，立下了巨大功勋。
626年玄武门政变，敬德是秦王府中最坚决的铁杆人物。太子建成是李世民射杀的，建成的搭档李元吉用弓弦即将勒死失跌于马下的李世民时，是敬德大喝一声，飞马救下李世民，又一箭射死狂奔逃跑的李元吉；接着，又提着建成、元吉的首级，平息了攻打秦王府的乱军；再接着，策马挺矛的敬德冲进宫中，逼着高祖李渊正式表态站到李世民一边。事后评功论赏，敬德与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并列第一，被拜为右武侯大将军。
李世民一生讳言玄武门之变。因为这铤而走险、破釜沉舟，以突袭方式弑兄弟而逼父皇的“夺嫡”之举，在他心底留下了巨大的“伤疤”。可是，在史学家眼里，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的一生却是至为重要的关键环节。政变假如失利，李世民的生命即一笔勾销；正因为结局是网破鱼生，鱼破网而化为龙，这才开启了“贞观之治”的大门；也正因为强行推开了“文治”的大门，此前的所有刀兵实践也才有了立足的位置、供奉的底座，被誉之为“武功”。文治与武功，相辅相依，截然割裂开是不可能的。
比李世民年长19岁的魏徵，618年被李建成用为幕僚。他眼见秦王李世民的功业蒸蒸日上，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彼此间的冲突日益加剧，无从避免，便多次告诫建成要及早动手，先发制人，以稳固住接班人的位置。
玄武门骨肉相残的恶斗过去之后，李家多位亲人已倒于血泊之中，李世民召徵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这显然是仇人相对、分外眼红时的质问，众皆为之危惧。而魏徵却慷慨自若，从容对日：“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面对着死路一条，魏徵只悔怨建成没有听他的话，才致成目前惨局，对取胜者李世民丝毫没有服软的意思。可谁也料想不到，盛怒中的李世民却反而抽回了架在魏徵脖颈上的钢刀，转拜其为谏议大夫。可以设想，此时的魏徵若微有畏葸之意，无疑是人头落地。
在太宗身边17个春秋，魏徵就“前后二百余事”进谏数十万言（远超过万言书），因为他勇于、也善于进谏，问题俱点在要害症结上，所谏大多数被太宗采纳。
进谏是“逆鳞”之举，时常进谏，也就难免让李世民难堪之时。太宗年轻，有一次得到一只上好的鹞鹰，放在肩膀上，甚为得意，当看到魏徵远远地走来时，便赶忙取下鹞鹰藏于怀中。魏徵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却故意奏事良久，致使鹞鹰闷死在太宗的怀里。另外，还有那进谏“二百余事”的记载，莫说君臣上下，即便是平肩共事的至交朋友之间，能够在17年里有二百余事的言听计从而从不反胃吗？对于这样的记载，我一直疑心是史家笔底颠倒尊卑的杜撰，是为唐王朝涂脂抹粉的创作。可是，认真琢磨玄武门之变后魏徵与李世民之间针锋相对的问答，又不能不认可这是君臣之间千古难逢的谐动、应和。
魏徵之谏诤，有时是当着百官的面据理力争，言高语低、磕磕碰碰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宗动了气，回到后宫，余怒未消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好在有长孙皇后善为开导，李世民才渐渐平息下来。从这里忖度，李世民难能可贵的开明作风，既是从血火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也是从艰难、痛苦的自我省思中逐渐取得的。一代明君禀赋中极为可贵的精神亮点，并非是天生的。
文治武功，历来是群策群力的结晶与成果。马背上勠力共进，敬德之外，还有李靖、李世绩、秦叔宝、屈突通、程知节一伙战将；下得马背坐上龙椅而转入文治，魏徵以外，还有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王硅、马周一班文臣……文武百官，李世民是整个王朝提纲挈领的龙头。后人一提及“贞观之治”，首先想到的就是李世民。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对魏徵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也足为良工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事实上，唐太宗的文武臣僚，大多数属于它山之石。李世民视己为璞，却诚恳地将魏徵喻为高于“他山之石”的良工。魏徵的谏诤，也就是对唐王朝的功业在进行不懈的“切磋”与打磨。李世民这一谦抑诚挚的妙喻，奖掖着魏徵，也充分显示出唐太宗山海云水一样的气度、襟怀。
中国帝王里，唐太宗是一个精彩的多面体，既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虚怀若谷的智者风度，也有力挽狂澜的豪迈气概，率真精致的内心世界。
“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事过1300多年，由毛泽东所归纳成的这个结论，是没有谁能够推倒的了。
《散文百家》2016.6期
P2-5
收进此书的，是近些年里断断续续写下的短文。年逾古稀、心怠力疲的一个老人，干吗还要写作呢？
从农村起步，小学、中学，一步一级，侥幸进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既学中文，自然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期间遭遇“文革”，天下大乱，对立的两派都对我不感兴趣，“两间余一卒”，我也只好“逍遥”于其间。毕业后从戎，天南地北走了许多地方，看看写写，且一直没有搁下手里的笔杆。
19至20世纪之交，中华民族临灭顶之灾而终于没有沉沦下去，归根究底，民族精神的坚韧存在属于砥柱式的因素。一个民族，其精神与良知的图腾就是文学。而我们现在的文学是怎样的思想、情怀呢？拜金主义风行，娱乐享受至上，有人在竭力颠覆这个民族长期所遵奉的传统与信念，就连跪地的汉奸也闹腾着要站起身来……面对这样的思想、情怀，我难以放下手中的笔杆。
我的生命适合于写作，散文写作于我也最为如意。退休以后，自西北移居海滨，环境润泽，身体尚可，也就难以息念休心于几十年间养成的积习，不时地写点短文，仍想为矫正精神荒途尽些绵薄之力。再者，老年人乘兴动动笔，对健康也不无裨益。
散文之河，也是“逝者如斯夫”。30年前，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灞桥烟柳》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今年六月，此书被列为“典藏”丛书之一再次影印出版，这也促使我兴起了编辑《一束蒲公英》的念头。人生苦短，暮年健忘，能将后期的零散之作集成小书，与第一本散文集遥为照应，在桑榆夕照中便于翻检，似乎也有些“录以备忘”的意味。附录里罗列了入选各类教材的部分短作，一则说明我与教育界缘深，二则缅怀旧情，也含有回光返照的意味。
这里要特别感谢阎庆生教授的序言，身为进入老境的专家，大热天扶病而作，下了许多功夫，吃了不少苦头；可又因为是同窗学友，感情酵用也就在所难免，过誉、偏爱之处，明眼人会一目了然，自当付之一笑。
杨闻宇
2016年10月 青岛
文章老更成
阎庆生
立秋之后，天气转凉。远在青岛的杨闻宇驰函，以即将付梓的散文集《一束蒲公英》征序于我。几乎没有考虑，我便愉快地应允了。我倒不以为自己是写序的合适人选，只是觉得我俩大学时代酷爱文学，毕业后又在不同岗位上舞文弄墨，心地相通，相互砥砺，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不管怎么说，我都应当勉力而为。
一
闻宇出版散文集十余部，主要作品我大半读过，还写过短评。此次应征，我首先想到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的诗句，明显的表征是：八十年代的散文选本，多数有他的作品，有的选了不止一篇；多年来，他常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羊城晚报》副刊上发表散文，十余篇被选入语文教材或用作中学语文试题。我几次开玩笑说：“闻宇，你在当代散文领域立了户头！”闻宇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染指过小说——甚至还写过长篇小说《近看西安兵谏》，但念兹在兹、用力最勤的却是散文，尤其中后期的创作，更显示了专攻散文一体的态势。
由于经历了我们这个大幅度转型的时代以及旷日持久的散文探索，闻宇是不期然而然地臻于“老更成”的。除了在军区领导身边工作过一段日子，他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要强调的是：闻宇人生顺遂，家庭幸福，但他是个勤奋、深沉的有心人，沉默寡言后面是独立思考、甘守淡泊，是对自身职业与个人境遇的超越，是向着文化深层的默默掘进。退休前后的十余年间，他在散文领域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一体突进，真正进入了成熟的境界。
中年时的闻宇，作品为乡情和军旅两大题材。乡情描写展开了一幅幅关中乡风民情的画面，充满了温润、真挚的感情。代表作《薯忆》《雁阵》《元夜的灯笼》《野旷天低树》《日月行色》《人与炕》《故乡板桥》《杏荫井台》之类，基调是清新、纯净、轻灵的，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因为长期身在军旅，走过许多地方，认识了不少军界人士，对有关领域的历史、现状也有较为深切的体悟，同时写了不少有关部队的纪实作品，或许由于是和平岁月，这类作品不算太多。四十岁前后，他的笔触伸进了历史领域，写了不少历史文化散文。现代军旅，这是他通向古代历史的甬道——既然途径如此，悉心阅读文史古籍，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闻宇研读《阅微草堂笔记》多年，著有《绝调重弹——<阅微草堂笔记>选评》。散文家之名气，遮蔽了其纪晓岚研究的身份。借助对古代诸多历史人物的评说，对古典名著、名篇的品鉴，闻宇自然而然地把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开拓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文史兼修，悉心揣摩，是他读书与写作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他晚年散文创作的一些艺术特质——视野的宽阔，底蕴的深厚，笔力的简洁雄健，悠远、精粹、丰腴的韵味，与此密切相关。
孙犁曾规劝散文作家多从中国古代散文中取得借鉴。闻宇晚年的散文驾轻就熟、无施不可、给人以着手成春之感：行文简洁，掩有回廊曲院；锋芒内敛，而情致绵长；从平实处着眼，但笔下总有奇谲、超拔之处；在清新里平添了浑厚与刚健；几乎妙合无垠地把优美与崇高这两种美学范畴结合为一体。
我在私下给朋友说：“闻宇的散文，老成精了。”
二
细读文本，我是沉浸于其间了。以前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兵与酒））《六骏踪迹》《沉吟“大风歌”》《至今思项羽》等篇，确为上乘之作。闻宇晚年散文在艺术上的成熟，近乎是全方位的。本集里的《万里间关马伏波》《文武天水》《寂寞南郭寺》《景仰藜杖人》《林冲的朋友》《人杰武松——英雄的底色》《千古风尘一知己》《重读<泷冈阡表>》《<绝调重弹>自序》等篇，很是耐读。对秦陇历史陈迹往复巡视的一些篇章，流连低回，探索历史人物的人生面相，揣摩历史进程的真髓与奥秘，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所思者广，所见者深，足以启迪读者。
谈论历史人物，既做背景、形势的分析，又留意于深层心理的探索。《文武天水》将历史人事与眼前的自然景物衔接得相当巧妙：状物灵巧工切，用字稳妥，富于神采；文章的穿插、过渡、点染和谐自然，几乎到了不着痕迹的地步；而文末的抒情，深挚动人，余音绕梁。对古迹景点的描写，围绕的是人，写出了李广、诸葛亮、杜甫等人此时此地的处境、所思所想和内心波澜。《万里间关马伏波》一文，则在主人公的命：运上进行探索。笔势随故事情节而逶迤，处处探幽抉微，为名将马援的悲剧命运而深长叹息。此类散文，闻宇是惨淡经营的，极力向历史的深层掘进。较之于对现代历史的反思，其古代历史的书写似乎更显得游刃有余。
……
《寻觅小康》一文，更具现实针对性。作者在阐明“小康”是一种物质与精神谐调适度的融合状态的前提下，强调了它的精神因素：要“安静简朴，知足知止，能浮云似的脱屣荣利，流水一样淡化烦忧。”他认为“轻苦微甘，保留住人生的清醒和希望，这才是纯正、难得的小康境界。”——这就矫正着“小康”过于倚重于物质的现实偏颇。
本书第三辑是《随感》，《官惑》《寻觅小康》即在此辑内，其他篇章尚有《忧富》《姿色浅议》《朴素的质地》《沧桑之隐忧》等篇，取材、思虑别开生面，引入深思。
可喜的是：《书话》一辑里收入了《雪崖滴水小辑》《带露折花一束》《海滩拣贝一掬》三篇，它们是近似格言式的警句辑录，警辟、隽永。内容涉及人性、青年修养、读书、时间、官场、婚姻、爱情、交友之道、心理、美学诸多方面。
这一部分，是作者人生哲学的诗意呈示，是他大半生经历的哲理性总结。精彩之处迭见，端的引入入胜。试信手拈来几则：“官场为晕头转向之地，人群是迷失自我之所，读书乃灵魂清醒剂。”“聪明二字，介于智慧与狡猾之间。我们中国人，多将聪明变成了狡猾的转语，使其远远脱离了智慧。‘大智若愚’，与聪明之间也划出深深的鸿沟了。”“哲学宁静、致远，时俗急功、近利；哲学家仰望星空，平常人埋首红尘。世俗教人忘掉天与地，这正是红尘那看不见的力量所致。”这里也有文学创作的结晶式的体会。如：“质朴有石性，击之即生火。”“汉文、唐诗、宋词、四大名著，是一座座无从超越的高峰。散文自由，足以放开羽翼，在这些峰峦之间任意翱翔。”他把艺术与人生、人性从存在论的高度统一起来，这就使他的创作有了牢靠的哲学根基。
作家在晚年对人生哲理进行有深度的探索者，并不是太多。闻宇是由现实出发，转入了历史，又跃升到了哲学。如果说闻宇晚年的散文值得阅读，那么，作品里的哲理内涵就是那闪射着幽光的宝石。
还是一位散文家说得好：青年人喜欢文学，老年人喜欢历史、哲学。
杨闻宇著的这本《一束蒲公英》是一部杂文集。书里收集的为近年各地报刊（《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财经报》、《羊城晚报》、《解放军文艺》、《散文百家》、《西北军事文学》）上发表的散文、随感、书话。重点为历史散文，拟从我国文史宝库里汲取教益，以史为鉴，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个人，可以吸取昔日教训，帮助更好地发展。附录部分的14篇散文，以怀恋乡情为主脉，凭借回眸往昔以展望未来，是从各类教材里选收的旧年短章。
著名军旅作家杨闻宇的散文集《一束蒲公英》是作家继《灞桥烟柳》之后对人生哲理进行深度探索的又一结晶。此部散文集收入了作家退休后创作的六十余篇散文，分读史、书话、随感以及入选教材文录等四辑，共计二十余万字。其行文简洁、锋芒内敛而情致绵长，从平实处着眼，但笔下总有超拔之处，清新中又显浑厚刚健，既是作家对散文创作驾轻就熟的艺术体现，也是作家人生经历的哲理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