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是著名历史作家马克·马佐夫经典作品。马克·马佐夫是欧洲历史方面的专家，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都颇有影响力。本书出版以来经久不衰，被誉为“最好看的欧洲历史书”。

本书以全新角度检视20世纪的欧洲。我们习惯于认为欧洲是民主、独立与平等的，马克·马佐尔揭开了民主的面纱，看到了后面的真相。

本书以欧洲问题反观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至今在欧洲，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民族仇恨、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被迫和非被迫的移民、“模糊”的国家意识。这与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契合，可以给我们借鉴和启示。

2016年6月，英国宣布脱离欧盟，这一事件掀起了全球对欧洲的研究与探讨热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盟成立，欧洲问题专家马克·马佐尔以全新角度检视20世纪的欧洲，并展开了精辟的分析论述。

《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深入探索欧洲大陆最为血腥暴力的100年。跟随马佐尔的脚步，我们将发现一个真实的欧洲，它始终被裹挟在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之间，一边是接纳异族，一边是种族歧视；一边是帝国主义的野心，一边是民族自决的呼声。与此同时，欧洲也始终被夹在左翼与右翼、自由与暴政之间。

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奉行的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等“西方价值”，缘起于欧洲。本书带领我们寻访这一价值观的源头，同时也在不断思索与发问：此种价值观经过几代的争战，如今如何体现？又剩下些什么？

在马佐尔的笔下，欧洲并非民主与自由的家乡，而是社会及政治工程的实验室。欧洲透过战争、革命及意识形态的争战不断新生及再造，过程往往令人触目惊心。

本书文字生动、立论大胆，不仅巨细靡遗地道尽百年来欧洲的历史变迁，也为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借鉴和启示，被誉为“最好看的欧洲历史书”。

前言

第一章 荒芜的天堂：民主的兴衰

第二章 帝国，国家，少数民族

第三章 健康的躯体，生病的躯体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五章 希特勒的新秩序，1938～1945

第六章 黄金时代的蓝图

第七章 残酷的和平，1943～1949

第八章 建立人民民主

第九章 民主的转变：西欧，1950～1975

第十章 社会契约的危机

第十一章 鲨鱼和海豚：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

结语

地图与图表

20世纪20年代的某一年，一个旨在废黜欧洲一切君主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被剥夺王冠的君主们试图重新寻求昔日支持者的帮助，他们宣称只有君主制能让欧洲文明在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缺乏信仰的美国工业化以及亚洲觉醒的民族主义的猛烈冲击下，保持完整。欧洲需要在灭亡和君主制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君主们煽动性的言论并未激起波澜。迫于时代趋势，他们最终在印度洋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出乎君主们意料的是，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曾经臣民的视线中。君主制的衰亡由此拉开了序幕。

这是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在1927年出版的小说《被流放的君主们》（Kingsin Exile）中的情节。然而，由“一战”所造成的体制上的变化同样充满戏剧性。在这个“资产阶级胜利”的时刻，旧制度被最终推翻——苏丹（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谓）、帕夏（奥斯曼帝国高级文武官的称号）、君主和公爵的地位大大降低。在“一战”之前，欧洲只有3个共和国，而到了1918年年末，已经有13个国家成立了共和政体。一位法国评论员写道：“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克里孟梭（Clemenceau）、马萨里克（Masarky））、贝奈斯（Benee）和韦尼泽洛斯（Venizelos）看来，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的下野和卡尔一世（Emperor Charles）的罢黜让他们想起了路易十六（LouisXVI），在这种意义上，1992年的欧洲是1792年的翻版。”

伴随着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始料未及的崩溃，在欧洲范围内，议会制度对君主制的胜利已经在巴黎和会上显现无疑。从波罗的海向下经过德国、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地带都成了民主政治的版图。这个范围内的国家都按照最新式的民主自由思想，成立了新的政府组织。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其1921年出版的《现代民主》（Modern Democracies）一书中写道：“以民主为原则而建立的政府已经被广泛接受。”

然而自由主义的胜利是短暂的。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颠覆”的幽灵，将它们的阴影投向欧洲大陆的西端。民主价值观的逐渐消失、政治的两极分化，将大多数欧洲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许多国家的统治阶层首先把自己标榜为反共产主义者，而后才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这一点在1919年匈牙利镇压贝拉·库恩（Béla Kun）领导的革命政府，扶植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a政权的事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22年，意大利自由主义的精英们选择支持一个法西斯形式的政权；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de Rivera）在西班牙掌权；葡萄牙共和国则屈从于萨拉查教授的独裁统治。波兰在1926年迅速脱离了议会制政府，进而经历了一段极度通货膨胀和政治混乱时期。随着1929年大萧条的来袭，欧洲大陆的政府接连将政权交给右翼政府。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正如一位西班牙的评论员写道：“审视当代欧洲大陆独裁政府的弊端，独裁者们如此轻易地取得权力，并平稳保有权力的状况令人感到震惊。”

到了20世纪30年代，议会制似乎重蹈着君主制的覆辙。苏联以西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抑或被迫下野，抑或处于守势，所有重要的政治争论都围绕着右翼政党展开。议会制只残存在欧洲北部的边缘地带。1934年一篇对欧洲反民主状况的分析中这样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需要勇敢地面对最黑暗的时刻，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获得社会和国际的安宁是一种幻想。”早在1925年，德国法学家莫里茨·波恩（Moritz Bonn）就论述了“欧洲民主的危机”，尤斯塔斯·珀西（Eustace Percy）在1931年论述到“民主正在经历着困境”，而H.G.韦尔斯（H.G.Wells）则展望着“后民主”时代。西班牙外交官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de Madariaga）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曾疑惑道：“这是自由的终结吗？”威廉·拉培德（William Rappard）教授在日内瓦写道：“民主在现代世界取得胜利之后，又在不知不觉中爆发了危机。”

1940年夏天，当德国不断向欧洲进军的时候，曾经在1918年“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提议组建一个“大议会”的反自由主义者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de Jouvenel）抛弃了流行的对议会制的法理学分析，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已经认识到1919～1920年之间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潮流已经衰退，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似乎不可阻挡的强力政权。在茹弗内尔看来，议会制政府在欧洲面临着全面崩溃，总统制共和国、参议院这样的宪法概念，仅仅像是法律系勾勒出来的幻象。

今天，我们很难考察，民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被实践的，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民主适用于欧洲。尽管冷战的胜利可能会使我们认为民主深植于欧洲的土壤，但是历史却告诉了我们相反的事实。尽管民主在1918年取得胜利，但是在20多年后实际上已经灭亡。因为它数量有限的信仰者们过于理想化，过于雄心勃勃，使得民主的失败同这一时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民主重宪法权利而轻社会责任，民主似乎更适合19世纪的欧洲而非20世纪的。民主衰退这一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再为了民主这一信条而奋斗，充满生机的非民主的政治选择，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欧洲各国发现独裁统治——一种相较于民主更符合欧洲传统的政治秩序——在整合社会、加速工业化、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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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似乎是一个由旧式的国家和传统民众所构成的大陆，但是它在很多方面是崭新的。在震撼性的政治变革中，欧洲大陆不断地构造和重塑自身。诸如普鲁士这样的邦国仅存在于记忆的版图中，奥地利、马其顿王国历时不过三代。当我的祖母在华沙出生时，那里还是沙皇俄国的领地，奥地利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萨洛尼卡则由奥斯曼帝国掌管。德国的领土直达北极圈，英国统治着爱尔兰，法国则占据着阿尔及利亚。在欧洲范围内，最接近今天民主政体的民族国家是巴尔干半岛的君主国。在欧洲任何国家的成年人，无论男女，都没有普选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议会权力超越君主。简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比如民族国家这样的观念的出现，与1914年欧洲大陆旧秩序坍塌紧密相关。从本质上讲，这种观念是旧秩序崩溃后，欧洲各国一系列内政外交尝试基础上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了6500万人，其中800万人死亡，2100万人受伤。这次战争席卷了欧洲大陆4个古老的帝国。捷克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vk)描绘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墓地上的实验室”。俄罗斯艺术家伊尔·李斯特斯基(El Lissitsky)写道，世界大战迫使我们审视所有的价值观。德国的皇帝遭到流放，沙皇及其家属被处决，陈旧的政治制度成为废墟。在这些废墟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向民众许诺：赋予大众权利，动员大众参与，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和人民的国家，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明的威尔逊描述了一个“因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列宁希望建立一个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公有社会，消除过去的等级制和剥削制度；希特勒则构想着一个排除异族元素的好战种族，通过纯正的血统和统一的目的，将其驶入帝国主义的命运轨迹中。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都视重塑社会、为欧洲大陆和世界创造新秩序为己任。关于现代欧洲走向的意识形态间的斗争，贯穿了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威尔逊，还是列宁，都没能按照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遍布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限于苏联；自由民主的危机随着另外一个独裁政府的出现而加剧。20世纪30年代末期，国际联盟的崩溃使得德国的权力扩大，希特勒的政权看起来像是欧洲未来的代表。纳粹政权在全体公民中施行的种族福利政策违背了保护个人自由的民主理念；其宣扬的达尔文的优秀种族统治世界的理念则背离了民主观念中平等的原则；其建立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经济体的建议，打破了欧洲国家间平等协作、贸易自由的信条。然而，在斗争的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命运变化的速度令人吃惊。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纳粹主义的乌托邦达到了顶点，其后则迅速陨落。在其妄图主宰的历史面前，法西斯主义成为第一个被定性为失败的意识形态。  从长期看，其他的原因也佐证着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性。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各帝国、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欧洲大陆内外达到了顶点，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残忍记忆，使欧洲大陆的人们对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感到厌烦。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军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热潮就已经开始衰退。这些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因为愤世嫉俗而消极避世，抑或因为感到厌倦而回归现实。人们开始重新发掘民主的价值——它为个人、家庭留有的私人空间。在1945年结束与希特勒的战争后，民主重新在西方世界焕发了生机，社会责任中的公共意识开始萌发。此时，民主面临的竞争来自东方的苏联，而非西方世界内部。苏联红军在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帝国梦之后，将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带到了东欧。

在欧洲未来走向的问题上，尽管冷战是意识形态层面斗争的最后阶段，但是至少在欧洲大陆上，冷战避免了真正的战争，这与之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截然不同。尽管危机一直存在，但是总体上讲，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能够做到和平共存。尽管双方都以对方的最终灭亡为目标，但在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稳定这一前提下，两种意识形态都接受了对方存在的权利。这两种体系都在为一场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战争而武装着自己，并且在公民福利、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这些问题上相互竞争着。两种体系最初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只有一种体系证明了其能够适应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压力。1991年苏联解体，不仅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也为从1917年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纪元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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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需要回答的，也是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即整个欧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引人们的行动、引领机制的变革、指导政策的制定以及巩固社区、家庭及个人之间的联系。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54年写道：“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是一种潜在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问题并非涉及科学，而是关乎人类共同的生活。民主所需要的微妙艺术，是否还适用于欧洲大陆？他们是否仍旧保留固有的价值观？”阿隆提及的“关乎人类共同生活”的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当然，面对阿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自省，什么才是欧洲固有的价值观？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其他的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这些价值观相互斗争的历史。

在此我由衷感谢那些对本书提供帮助的学者。我同时感谢在英国大学的艰难岁月中，帮助过我的那些机构和个人。这本书是在苏塞克斯大学独特的氛围中写作而成的，我也要感谢欧洲研究学院的学生与同事们，以及历史系和国际关系系的团队，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克里斯托弗·索恩、阿拉斯代尔·史密斯、奈吉尔·卢埃林、罗德·凯德温、约翰·劳尔和帕特·塞恩。  同样感谢鲍勃·康纳、肯特·马利金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tumanities Center)给予我开展这项研究的机会，以及伯格基金会(Annenberg Foundation)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非常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希腊研究项目和迪米特里，他们为我提供持续的帮助：感谢维也纳人文学科研究所(Institut fvr die Wissenschaflen vom Menschen in Vienna)让我在安静的环境下完成这本书的撰写；感谢芭芭拉·波利蒂和瓦尔特的热情帮助。这本书的部分材料出自《代达罗斯、外交和治国方略》(Daedalus and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我在此感谢编辑们允许我在这本书中使用这些材料。

德布在这本书的写作之外给予了我信心。她、尼科斯、戴维·莫泽尔、迈克尔·平诺克、吉安、帕特·塞恩、约翰·汤普森和约翰娜·韦伯给予了我鼓励和支持，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我父亲的回忆录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彼得·曼德勒给予我珍贵的友谊，不仅限于学术方面。史蒂夫·科特金给我提供了很多前期的成果，并且让我利用它们。我衷心感谢这些人。这本书献给我最了不起的祖母鲁斯·谢弗以及我深深怀念的爷爷，弗鲁玛和马克斯。20世纪欧洲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事。

制造欧洲

在最近几年，有很多谈论欧洲、欧洲文明、反欧洲和反对欧洲文明势力的言论。呼吁、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研讨会，以及宣言：总之“欧洲”这个词语以异常高的频率出现，无论是因为好的原因，还是坏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停止进一步分析“欧洲”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会直接对于那些谈论欧洲的言论感到无比困惑……

——弗雷德里科·沙博(Frederico Chabod)，1943～1944年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0年写道：“民主获得了胜利，自由市场获得了胜利。那么在这场意识形态重大的胜利之后，我们又该信仰些什么呢？”悲观的担忧很快取代了冷战结束的幸福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平淡时期的曙光，而非一个英雄的时期。其他人并没有预见到恶魔历史的重生——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激进主义和宗教斗争。他们谈论着“历史的回归”，寻找1992年和“一战”之前的相似之处——就像科索沃又一次成为世界的焦点。

实际上，历史既没有抛弃欧洲，也没有回归欧洲。欧洲又一次统一，但是却无法再像冷战之前那样，居于世界事务的中心。要理解欧洲今天所处的位置，不仅需要回溯现在和过去的相似性，还需要明确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相比于接受并不熟悉的现实，我们更愿意怀揣旧梦——尽管有时是一种噩梦。

两位法国历史学家在1992年总结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发现尽管它的居民们在语言和习俗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分享着共同的文化……欧洲人开始意识到欧洲身份的存在。”而这一年爆发的南斯拉夫内战，使得这个大胆的言论具有了一个体面的背景。1936年，另一个内战横行的年份，英国历史学家H.A.L.费舍尔(H.A.L.Fisher)断言欧洲将会被一种文明所统一，这种文明“拥有独特的普遍性和优势”，这种文明是基于“对于思想的成就和宗教愿望的一种继承”。几年之后，波兰流亡学者欧斯卡·哈雷基(Oskar。Halecki)在《欧洲历史的限制和分裂》(the Limits andDivisions of European History)一书中希望实现欧洲大陆根本上的统一，而此时波兰刚刚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否认欧洲人自相残杀的特点，似乎是对于这个世纪欧洲血腥斗争的一个回应：交战的一方代表了真实的欧洲——像雷诺所描述的那样，而另一方则被描写为篡位者或者野蛮人。在欧洲很多国家，知识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自由民主的起源，而自由民主则代表着欧洲。但是如果我们正视自由民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失败的事实，如果我们承认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是欧洲政治遗产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很难否认改变这个世纪欧洲的不是一种内敛的思想和感觉，而是一系列和新秩序之间的暴力对抗。如果我们不把欧洲视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像弗雷德里克所说的那样，欧洲是一个“历史和道德的个体”，那么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欧洲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

在欧洲历史上存在的新现象并不是冲突的存在，而是冲突的规模。相比于拜占庭、哈布斯堡和奥斯曼这些过去的王朝帝国，20世纪意识形态乌托邦式的试验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他们之间的冲突将前所未有规模的冲突带到欧洲人的生活中，在现代官僚体制和技术的帮助下，各国实现了社会的军事化，强化了国家机器，并且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总计造成18.4万人死亡，而“一战”造成了超过800万人死亡，“二战”夺去的生命则高达4000万。这种战争创伤的程度和领导者之间的野心与抱负是成比的；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这些领导人彻底重塑欧洲的愿望更加强烈——无论欧洲内外。如果说欧洲现在面临着思想枯竭的问题，以及政治成为一种明显的空想行为，我们丝毫不用感到惊讶。正如奥地利前任总理弗朗茨所言：“现在拥有个人观点的人都应该去看医生。”

1989年之后民主在欧洲取得的奇怪胜利，促使欧洲大陆开始反思。70年前，“一战”之后民主在欧洲的巩固适应了自由主义建立新秩序的梦想：欧洲似乎注定要成为人类的典范。通过国际联盟，东欧新兴的民族国家能够从西方更加成熟、更加先进的国家学习民主，而通过殖民地和托管地，帝国能够更加广泛地传播民主。1991年，苏联模式在欧洲的失败并没有这样全球化的意义，也没有这种类似福音派的梦想。民主适应今天的欧洲，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并没过多地承诺义务，没有过多地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欧洲接受民主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政治。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发现一方面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拥有着超高的支持率，另一方面政治冷漠的程度也居高不下。在当代欧洲，民主允许右翼的种族主义政党和保护人权的行为共存，这一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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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意味着，当下欧洲的事务处于一种复杂的状况，并且将继续如此：欧洲的民族国家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他们在包括欧盟、北约、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西欧联盟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合作。民族国家高度自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资本的全球化迫使这些国家放弃一些领域政策制定上的专属性；但是这个主权重叠的欧洲，不应该迷惑于民族国家在一个越来越大的整体中逐渐消失自身特征的现象。从马基雅维利时期开始，欧洲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传统一直受到思想家们的珍视，它们仍旧是理解欧洲的基础。

国家文化、历史和价值观所固有的甲胄，使得欧洲人在面对危机时团结、快速地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在冷战时期这种困扰并不明显——铁幕两边的国家主动地将本国事务的处置权交给自己拥护的超级大国。在几十年中，他们习惯了诘责美国或者苏联，希望将他们对于本国事务的处置权力从超级大国的手中剥离开来。但是波黑战争告诉我们，即便在冷战结束后，这种习惯也没有终止。在南斯拉夫内战中，任何欧洲机构都扮演着边缘性的角色。人们认为1992年预示着一个崭新、自信、统一的欧洲时代的来临：但是当年春夏，在德里纳河流域发生的民族清洗使得这种言论听上去更像是一句空话。缺乏统一的愿望和统一的客观环境，使得欧洲在波黑战争问题上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欧洲各民族国家也不会达成一个统一性的政策，除非这个政策是在美国的强制推行下而制定的。

然而，认为欧洲不愿意为内部事务承担义务并不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观点，而且其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小。波黑战争是否可以视为欧洲新时期流血事件的开端？这种对待危机时模棱两可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内战并不是新时代种族冲突的序曲——至少在欧洲不是，它是“一战”以来以和平方式和联邦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后阶段。在巴尔干国家和爱琴海国家，冲突依旧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很难威胁大陆的和平。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南斯拉夫内战没有引起一场更加全面的战争，而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却引起了全面战争，即当下欧洲各国是合作的关系，而非军事竞争的关系。

从全球来讲，欧洲失去了其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这也是很多欧洲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相比于其他历史时代，以及当下世界的其他区域，欧洲大陆上的人口正在享受着个人自由、社会团结与和平。随着这个世纪的结束，国际局势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祥和。如果欧洲人能够放弃寻求一个仅符合他们自身特点定义的愿望，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在世界上更加适度的位置，他们将会更好地适应多样性和分歧，这也是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对于欧洲人的意义同欣赏他们过去一样重要。

马克·马佐尔的《黑暗大陆》令我印象深刻。那些简单地将民主与自由的胜利视为20世纪欧洲历史主线的人，应该好好阅读这本书，因为他们将会悲观地发现20世纪的欧洲实则是野蛮的发源地。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新政治家》

马克·马佐尔，伟大的年轻历史学家之一，用一种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的写作方式，阐述“当代欧洲”这一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贵而了不起的。

——诺曼·斯通，《卫报》

一本非常精彩但也有可能引发恐慌的书……如果说近年来我们所经历的各种事件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民主制度的珍贵，那么这本书也在同时提醒着我们“民主”曾经是多么脆弱。

——奥兰多·菲吉斯，《时代周刊》

马克·马佐尔，一个天赋异禀的历史学家。在本书中，马佐尔以极大的自信自如转换于微观与宏观视角下的欧洲，并为那些对欧洲的当下和未来充满兴趣的人，留下了详实可靠的世纪历史资料，这将极大地开拓人们的思路和视野。

——约翰·基根，《每日电讯报》

马克·马佐尔的新书主要讲述了20世纪欧洲的分化和对立，以及在此基础上欧洲的重塑。《黑暗大陆》可谓是当今社会关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

——罗伯特·福克斯，《欧洲人报》

不可思议！《黑暗大陆》一书巧妙地呼吁了对于欧洲最佳历史传统的保留，同时也明确揭示了一旦信任关系破裂将会发生的严重后果。

——亚历山德拉·里奇，《观察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