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在一般人的概念里，那里有各种瑰丽动人的神话与传说，例如盘古开天地、女娲巧补天、伏羲创八卦、神农尝百草，以及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等。几千年来，这些传说被当成信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是，真的是那样的吗？

还有夏商周，除了夏启夺位、商汤灭桀、文王伐纣，以及比干剜心、姜尚钓鱼、周公吐哺等君圣臣贤的故事，还有似是而非的“奴隶社会”的定性外，记忆中似乎再无其他深刻的烙印。然而，这一段几乎长达两千年的历史，真的仅此而已吗？

钱穆的伯乐，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白寿彝等史学大师的老师，在民国史学界长期坐着第一把交椅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带着满腔诚意轻松开讲。原来，上古的真义，并非三皇五帝的传说，不是商汤文王的圣贤故事，而是你我血脉所系的“华夏”与“国家”的诞生……

顾颉刚撰的《国史讲话（上古）（精）》用小说笔法正说历史：要么三年不说话，要么一鸣惊人的商王武丁，是怎样实现大治的？作为商朝王室外甥和姑爷的周文王，是怎么一步一步蚕食商朝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早版本，是怎样的呢？……

《国史讲话（上古）（精）》是顾颉刚先生在云南大学讲学期间撰写的讲义，主要讲述夏商周三朝的历史，由“中国一般古人想象中的天和神”、“商周间的神权政治”、“德治的创立和德治学说的开展”、“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西周的王朝”、“渐渐衰亡的周王国”、“齐桓公的霸业”、“秦与晋的崛起和晋文公的霸业”、“楚庄王的霸业”等十一章构成。作者对某些“成说”进行了质疑，并提出新的猜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这部作品的文字通俗易懂，有利于史学普及，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中华民族的缘起与早期发展。

代序

前编

 中国古代史述略

正编

 前记

 第一章 中国一般古人想象中的天和神

 第二章 商周间的神权政治

 第三章 德治的创立和德治说的开展

 第四章 商王国的始末

 第五章 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

 第六章 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

 第七章 西周的王朝

 第八章 渐渐衰亡的周王国

 第九章 齐桓公的霸业

 第十章 秦与晋的崛起和晋文公的霸业

 第十一章 楚庄王的霸业

编后记

第一章 中国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

在我们的观念中，大都以为神是没有形象的，天不能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但在古人的想像里便不这样。他们以为天上的神过的就是人间的生活，天上的神和地下的人彼此都有交通的办法。他们怎样的往来呢？那就是从地面上最高的地方一直往上走去。

地上哪里最高？他们说是西边的昆仑山。昆仑山有多少高？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有两种说法，说得少的是二千五百里，说得多的竟有一万一千里。他们说昆仑山从下到上可以分作三层，下层叫做樊桐，又称板桐；中层叫做悬圃，又称阆风：上层叫做增城，又称天庭。他们说一个人只要走到中层，他就可以不死了；如果直走到上层，就真上了天了，他就是一个神了。昆仑方广八百里。增城九重。昆仑上面种的小米，称为“木禾”，茎高三丈五尺。珠树、玉树、斑树、不死树在西面；沙棠、琅歼在东面；绛树在南面；碧树、瑶树在北面。旁边有四百四十个门，这门到那门都相隔四里。又有九个井，井栏都是玉做的。还有一百亩大的宫殿，用琏玉建筑的屋子。还有醴泉和瑶池。那边有许多神，总称为“百神”；有许多帝，总称为“众帝”；其中地位最高的称为“太帝”。太帝就住在昆仑的最高处。这样看来，昆仑山是一个天国而可以从地面上走进去的。

要是一个人真有勇气，一直上去，马上成了神，岂不痛快。不幸世间没有这样便宜的事。听说天上有天门，唤作阊阖。天门有九重，每一重都有虎豹守着，它们一见下界的人走进，就跳起来把他咬死；咬死之后还有许多竖生眼睛的豺狼走来，先把尸首玩弄一回，玩厌了便抛弃在深渊里，再到上帝面前去覆命。所以虽说有路可行，究竟不容易度过这重重的难关。

不过凡人虽没有上天的福分，但有一种人却可上天，那就是“巫”。他们说，西边有一座山叫做灵山，在那边，巫咸、巫即、巫□、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个人就常常升天降地。巫可以自由到上帝那边，所以死了人招魂时就得请巫，而楚巫所歌的即是巫阳受了上帝的命令，下来招那离散的魂魄的故事。又如夏后启，他们说他曾把三个美女献上天去，偷得了《九辩》和《九歌》的乐章而下来。他下来的地方叫做天穆之野，在西南海之外，高一万六千尺，比起昆仑来那就太低了。这可以说是一条近路。

听说当初人和神本都是互相往来而且是杂乱不分的，只为蚩尤造反才把这条道路截断了。那时蚩尤造作兵器来打黄帝，又杀死许多没罪的老百姓，黄帝命应龙在冀州的野里和他交战。应龙蓄积多量的水，不料蚩尤手段更高，他请风伯、雨师相助，一霎时放出大风雨来。黄帝一看不好，又降下一个天女叫魃的，把雨止了，把蚩尤杀了。大约因为蚩尤本是下界人，竞来侵犯了上界安宁的缘故，上帝命一个叫重的上天管天上的神，又命一个叫黎的下地管地上的民，两方面从此断绝交往，这件故事就叫做“绝地天通”。可是这样一来，黄帝所派的应龙上不去了，魃也上不去了。应龙不得上天，住在南极，天上没有很多的水，所以地面上就常闹旱灾。但旱时只要画了应龙的形像，也可以致大雨。魃所住的地方，为了她专会止雨，所以也经常犯旱，往往赤地千里。有一位叔均向上帝说了，上帝把她移置到赤水的北面去，叔均就做了田祖。魃怕叔均，见了他就逃。所以人们要赶掉这位女神时，只消祝道：“请神望北走去罢！”

可是他们说话并不一致。人和神虽说断绝了往来，地面上却尽多杂居的神。中国西部是最高的地方，高了就近天，所以神灵住居的也特别多。在蟠冢山。的西面就有一座天帝之山，当然是上帝住的。往西去有一座鲞山，那里出产玉膏，源头像沸水一般的烫，这是黄帝所常喝的。再西去又有一座钟山，钟山之神的儿子叫鼓，犯了罪给上帝杀了，魂灵化为鹬鸟，自的头，红的足，黄的文。再西去又有一座槐江之山，那是上帝的菜园，神英招所管，他的样子是马的身，人的面，鸟的翼，虎的纹。在那里南望昆仑，只见光焰熊熊；西望大泽，那边是后稷之神隐居的所在；北望诸毗山，那边是槐鬼离仑住的；东望恒山，又有穷鬼住在那里。还有一条瑶水，有天神住着，他的样子有些像牛，可是八条腿，两个头，马的尾巴。再往西南去，就是昆仑山了，这是上帝的下都，神陆吾所管，他的样子是人的面目，虎的身体，还带着九条尾巴。再往西去，渡过流沙，是玉山，有人虎齿豹尾，蓬着头发戴一个玉胜，善于歌啸，这就是西王母，管瘟疫和各种残杀之气的。再往西是魏山，住着的神叫耆童，他发出声音来好像钟磬一般地好听。再往西去就是天山，那边的神叫做帝江，生的六足四翼，没有面目：专懂唱歌跳舞。我们只要知道了蟠冢山的所在，就知道现在的甘肃、青海之间。在当时是怎样的神出鬼没。其他各处还有好些上帝鬼神，一时也数不尽，他们各有各的奇形怪状，在这一篇里也讲不完，不再提了。

P26-29

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历史的“说法”

言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人们每每联想到的是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师联缀的精英系谱，以及新旧不同学派交错分布的学术“地图”，殊不知其时的史学转型，作为社会文化整个转型的一部分，还有着另一些面目。且不说伴随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带来的观念变化，不说学术载体和知识传播媒介的变化，仅就以废科举兴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讲，其于史学的震荡即足可以“革命”视之。从初级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知识预期受众的变化，输出与接受知识之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体系与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而且连知识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亦发生了与传统几近颠覆的变化。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建立的语境下，即使是中国学术中最传统、最为人们所标榜、认为最可与西方学术之科学性有一拼的历史学，也不得不面临对于所授知识“说什么”和“怎么说”等等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尝试。应该说，新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言说与书写方式的建构，对于社会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响因子，绝不亚于那些学术精英的成果。而说起新史学这方面的转型，那位曾高擎“古史辨”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的顾颉刚，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具体实践，都同样扮演了不容小觑的筚路蓝缕者的角色。

按20世纪之幕甫揭之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启程之时。先是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开始初步形成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学校体制、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等现代教育体制雏形。继而是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在1912年到1913年先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以及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现代教育体制进一步修订、落实。因为此时也是标榜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轰轰展开之时，于是在新的教育学科体制下，面对新的受众，历史课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便理所当然地提到了人们思考与实践的日程上。

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受科学、民主精神感召的顾颉刚先生，就受罗家伦之约，在北京《晨报》所办“五四纪念增刊”发表了《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该文指出，要改造中国，最要紧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顾颉刚认为，教育运动的开展，能使全体国民得到受教育和开心智的机会，而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则又有赖于学术运动的推动。理性的、科学的学术通过教育得到普及，“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顾颉刚如是说。

顾颉刚的这一认识，也可说是他当时对于社会启蒙与改良认识的基本思路。事实上，自打1920年由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开始，顾颉刚就一直沿着这两项运动的方向做努力——一方面由姚际恒而崔述而郑樵，由疑古书到疑古史，逐渐深入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一方面也在思考新的学科教育体制下如何将“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问题。从1921年7月给李石岑书信中所附“拟编中学本国地理历史教科书的大纲”，到1922年4月在《教育杂志》所发表的《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顾颉刚逐渐提出、完善了他对现代历史学科教育体系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一些设想，并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9月到1924年2月间，撰写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初自撰，后邀王钟麒合作）。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历史读本，《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编撰，也是顾颉刚要民众“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以科学的历史知识替代“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进而“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这一社会改良思想的实践。其无论是内容上的“说什么”，还是形式上的“怎么说”，都为现代历史课程教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后来这部教科书因摈弃了传统以“五帝三皇神圣事”为信史开篇的叙事而遭禁，但顾颉刚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尝试中国史“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努力并未改变，这就有了《国史讲话》《中国上古史讲义》《春秋史讲义》等一系列的作品。

一部以现代科学精神撰写的中国史应“说什么”和“怎么说”？按照顾颉刚1925年的设想，举其要大致是这样一些：

——主子把人类的活动的状态，拣取最精彩的部分，作亲切的描写；避去呆板的叙述。

——所拣取的故事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精神各各不同，我们应当写出它们各各不同的面貌。

——用“打统账”的眼光去作叙述，使提出任何部分时都可见出它的关联之点，都可见出它在全体中的位置；使读者对于历史有整个的认识。

——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的事实与心理，使叙述的方面不偏重于政治社会和智识阶级。

——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帮助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

——指示进化的径路，排斥复古观念。

……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顾颉刚的这些论述还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所表现的历史知识教育的话语体系，从“说什么”到“怎么说”，显然与几十年前的清季已俨然两个世界了，更遑论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代表的历史叙事体系的差异！如今，七八十年过去了，再重读顾颉刚当年的这些讲义，重温他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重构历史知识世界时的心路与实践，是否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一下：新时代，从中学到大学，我们的历史教学是否也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这里且不说历史知识的内容与解释体系，以及学术与教育的关系，仅就知识“怎么说”而言，顾颉刚讲义文字的流畅和引人人胜，也许是人们最直接的阅读感受。顾颉刚本来就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问题的发现，多少也是得益于他对故事构成的理解。而历史的本质本来也是讲故事，是唯一以叙述为基本言说方式的学科——经语言学转向洗礼而重新发现历史的叙事性的西方历史认识论如是认为，当今史学界亦因此出现复兴历史叙事的吁求；更何况我们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早就有了“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的认识。历史“怎么说”？读了顾先生这几部讲义后，我们是否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历史，包括历史教学，有必要像顾先生那样说——起码是要在历史的叙述方面。

向燕南

于北京师范大学

世纪文景出版的“国史讲话”系列三册，分别是《国史讲话：上古》《国史讲话：春秋》以及《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主体皆为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的讲义或者讲话，编者定名为“国史讲话”，缘故即在此；其内容严谨可信，语言轻松活泼，既可供专业研究之用，更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

以成书年代排序，《国史讲话：上古》撰写时间最晚，主体是顾先生1939年1月至7月在云南大学讲学期间编写的《上古史讲义》。根据先生自述，因时局动荡，于颠沛流离之余，又不幸患上高血压，身体骤坏，因此只写了9章就中途搁笔。1939年4月23日，昆明《益世报》刊载了《中国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即本书第一章）。1941年的《文史杂志》连载了《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西周的王朝》《渐渐衰亡的周王国》等章（即本书第四章至第八章）。1944年的《文史杂志》又刊载了《齐桓公的霸业》一章（即本书第九章）。1988年，中华书局将以上刊出诸章，连同未刊章节及后来编写的两章，一并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编成共11章的《中国上古史讲义》。新编的《国史讲话：上古》一书，乃这部讲义首次单独集册出版。为方便读者了解上古概况，本书增收了顾先生在1942年8月撰写的《中国古代史述略》一文，该文最早刊载于1943年1月1日出版的《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国史讲话：春秋》的撰写时间次之，其主体是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讲学期间编写的《春秋史讲义》。1936年7月，顾先生被燕大聘为历史学系主任。9月，新学年开学，在学生兼助手童书业先生的帮助下，顾先生开始编写讲义。1937年5月，讲义编毕。童书业先生称：“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完全是秉承顾师的。”（《春秋史·序言》）《国史讲话：春秋》一书，是这部讲义首次单独集册出版，并附有1937年1月和6月顾先生拟定的《春秋史》试题两份。

《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的撰写时间最早，其主体是顾颉刚先生为北京孔德学校讲演而写的《国史讲话》；当时顾先生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编写工作始于1924年10月，终于1925年10月。2010年，中华书局首次将其单独集册出版。为方便读者全面了解宋蒙时期的政治及文化状况，此次再版，增收了由顾先生与王钟麒先生共同编写，并由胡适先生担任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一书中的相关内容。该书初版于1923—1924年，当时顾先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当专任编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这三本书涉及的年代颇为古老，且编写时间较早，为方便读者阅读并理解书中内容，编者特为生僻字加了音注，为重要内容加了边注，《上古》及《春秋》两册还增加了几幅历史地图。这些地图皆取材于由顾先生与章巽先生合编，谭其骧先生校订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1955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经世纪文景的美编改绘而成。

以上是编者对“国史讲话”系列三册书的成书背景、内容及体例的交代与介绍，希望有助于读者明了书稿的出处及不同版本编辑者的责任。

王煦华

2015年5月于干面胡同

“五四”以来，史学界有许多大明星，但都没有建立一种学派、学风；真正建立学派、学风的是顾先生，是古史辨学派、学风。

——邓广铭

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事实上长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顾颉刚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蜚声士林。在培养学术传人方面，顾颉刚可以说前有章太炎、胡适，后无来者。

——王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