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堪称为诗词中泰山北斗的毛泽东诗词，反映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体现着革命导师的伟大思想，它的根须当然深深扎在现代中国的战斗生活土壤中，又吸吮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雨露阳光的滋润，生动地表现出一代伟人的自由意识的生命活动，矗立起一个从古典和谐走向现代崇高的抒情主人公的典型性格形象。那么，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是怎样继承遗产的呢？是怎样借鉴前人的呢？打开公木著的《毛泽东诗词鉴赏（精）》，您将会有所裨益。

毛泽东诗词在世界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为了便于人们对历史巨人毛泽东诗词的学习和鉴赏，我社出版了公木先生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

公木著的《毛泽东诗词鉴赏（精）》原收有毛泽东诗词55首，这次重印，又加入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新发肯的诗词二首。共57首。分为毛泽东诗词讲稿、毛泽东诗词补编、毛泽东诗词六首和学诗启示录四大部分。其中前两部分按毛泽东诗词写作时间的先后编排。在每首诗或词后面都加以“题解”、“笺注”、“赏析”三部分。

继承·借鉴·创新（代序言）

毛泽东诗词讲稿

　序言——读诗札记

　沁园春 长沙

　菩萨蛮 黄鹤楼

　西江月 井冈山

　清平乐 蒋桂战争

　采桑子 重阳

　如梦令元旦

　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

　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

　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

　菩萨蛮 大柏地

　清平乐 会昌

　忆秦娥 娄山关

　十六字令三首

　七律 长征

　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 六盘山

　沁园春 雪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浪淘沙 北戴河

　水调歌头 游泳

　蝶恋花 答李淑一

　七律二首 送瘟神

　七律 到韶山

　七律 登庐山

　七绝 为女民兵题照

　七律 答友人

　七绝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卜算子 咏梅

　七律 冬云

　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后记

毛泽东诗词补编

　七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

　贺新郎

　西江月 秋收起义

 六言诗　给彭德怀同志

 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

 五律　海鸥将军千古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七律　和周世钊同志

 杂言诗　八连颂

 七律　吊罗荣桓同志

 贺新郎　读史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念奴娇　井冈山

 念奴娇　鸟儿问答

毛泽东诗词六首

 五律　看山

 七绝　莫干山

 七绝　五云山

 七绝　观潮

 虞美人　枕上

 七律　洪都

学诗启示录——诗要用形象思维

 诗的光辉典范与特殊规律（前言）

 一、文主发议论，诗主达性情

 二、浮想联翩与联翩浮想

 三、必然要接受世界观的制约和指导

 四、必然要以语言为工具

 五、必然要有逻辑性

 六、富有思想的形象与赋予思想以形象

 七、生产实践与美感活动

 八、抒情主人公的性格形象

 九、既是认识的途径，又是表现的方法（结论）

 后记

追记

跋

1964年春，写完《诗词十首小笺》，曾作了一段札记，用作课堂讲授的前言。现在把它全文照录下来，再作这一讲稿的代序。

毛泽东《诗词十首》的发表，是我国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同主席过去历次发表新的作品一样，全国人民都在兴高采烈地、争前恐后地抢读它，从中受到启发，受到激励，受到鼓舞，受到教育。人们读它，不仅是受到艺术的感染，得到艺术的满足；而且还风发意气，广阔胸襟，砥砺斗志，振奋精神。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伟大史诗，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教科书。

应该怎样阅读？应该怎样学习？

当然，应该首先读懂、理解。这就不容易。这十首诗词，写于前后14年间。每首诗词写作的背景，诗的本意，没有注释，我们是不很清楚的；在创作过程中诗人的心境情态，我们只能揣摩设想，难于准确；诗篇的语言，又那么精深，既有来历，又有创新。不加推敲，亦难领会。所以，不作些“纯理性”的分析，不下些“考证”的工夫，便不容易读懂，不容易理解。但必须要先读懂，先理解。“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第一步，当然须要读懂，须要理解。而理解它则是为的更深刻地感觉它，读懂它则是为的更充分地享受它。

仅仅读懂和理解，决非止境。对待主席的诗词，和对于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同样，读懂和理解，固然不容易；但终究不是办不到的事，假如我们自己还一时无力办到，慢慢总会有些注释和说解作出来，就能帮助我们办到。不过，办到了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是诗篇，而且是真正的伟大的诗篇，就必须把它当作诗，当作艺术作品进一步去欣赏、去品味、去涵泳、去探索，那就要神驰于诗的意境中去感受、去体验、去翱翔、去激动，并从而去嗟叹、去咏歌、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读诗，也是一种灵魂的探险，也是一种艺术的创造，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艺术掌握。因此，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积极态度进行学习。诗人郭沫若同志曾这样为自己的诗篇祝愿：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必须要使自己的“振动数”和诗人的相同起来，必须要使自己的“燃烧点”和诗人的相等起来，然后“心弦”才能被诗篇“拨动”，然后“智光”才得被诗篇“点燃”。必须达到这种境地，才得读诗三昧。

读诗，也如同作诗一样，需要想象。要展开想象的翅膀，飞进诗人所创造的意境中去，驰骋在诗的海阔天空中。能飞多高。能飞多远，这取决于自己的才胆识力，取决于自己的生活经验、理论修养和精神状态。毛主席是时代的巨人，是历史的舵手；毛主席的诗词是诗歌的太阳，是艺术的北斗。它的博大，可以囊括宇宙；它的精深，可以包容古今。短弱的翅膀，是不能周流遍览的。深透彻底地领略它、掌握它，对我们说，决非易事。但是，毛泽东是我们的导师，是我们的领袖。他是大海，我们是水滴；他是泰山，我们是沙石。我们的心和那颗巨大的心是相通的。因此，这量的距离，仍不妨碍我们同领袖和导师有着相同的“振动数”，有着相等的“燃烧点”；仍不妨碍我们同领袖和导师有着共同的感受，有着共同的体验。因为在毛泽东诗词所反映的那种汹涌的精神波涛中，有我们人人的呼吸和脉搏；在毛泽东诗词所发出的那种轰响的战斗风雷中，有我们人人的欢呼和笑声。在他那阳光绚烂的广阔天地间，我们尽可以自由地展翅飞翔，保证能够得到艺术的满足，保证能够得到智慧的启发，保证能够得到精神的鼓舞。

不过，我们同诗人之间，既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量的距离，在我们自身又存在着不易克服的才胆识力的局限性，对于毛泽东诗词如果一定要求百分之百、万无一失的精通，那是自出难题，不敢设想的。于此，诗人郭沫若《给（星星）编辑部的信》中的一段话，就使我们特别感兴趣。他说：“对于诗词，读者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有解释的自由的，读者在诗词中可以创造新的意境，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各人的解释可以不必相同，甚至可以和作者的原意不一定完全若合符契。”（见《星星》1958年10期）我们引述这段话，并非预为挡箭牌，给可能发生或必然不免的误读错解来个自我解嘲。不是这意思。郭老的话实在是符合读诗的规律的。

P3-5

继承·借鉴·创新

公木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唯一的源泉。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作为创作的借鉴。有没有这个借鉴是大不相同的，有文野之分，有粗细之分，有高低之分，有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经明确讲述过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成为我们广泛的共识，为我们所经常称颂。

“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郭沫若《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堪称为诗词中泰山北斗的毛泽东诗词，反映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体现着革命导师的伟大思想，它的根须当然深深扎在现代中国的战斗生活土壤中，又吸吮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雨露阳光的滋润，生动地表现出一代伟人的自由意识的生命活动，矗立起一个从古典和谐走向现代崇高的抒情主人公的典型性格形象。那么，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是怎样继承遗产的呢？是怎样借鉴前人的呢？人所共知，在诗词创作上，外国人那里无可撷取，这是毛泽东诗词的界限；而我们诗词的民族传统则是源远流长，精彩绝艳，形成为一道□□无□尽的诗的大河，诗人毛泽东正是在这诗词传统的源头活水中，搏击风浪而成长和崛起的。毛泽东诗词是怎样借鉴古人、继承遗产的呢？

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不但由于历史知识的不足，更是限于理论见识的乏力。只凭管窥蠡测，略陈所见，抛出几块砖头瓦片吧。

一、大家都晓得，毛泽东同志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尤其对古典诗词有强烈的爱好。他的一生，不仅在临窗伏案时，而且在戎马倥偬间，也不辍吟哦或默诵，到建国以后，生活条件变了，欣赏起来就更加酣畅淋漓，于日理万机之余，几乎全部沉浸在诗词艺术氛围中。可以说，古典诗词成了他的审美趣味中心，至少是中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吧。从“三百篇”到《人境庐》，一切伟大和杰出的诗人，无不结识神交，所有重要和优秀的诗篇，尽量搜求饱览。这些，我们只要约略数数毛泽东同志评点圈阅过的古典诗词，相当部分还大圈小圈，圈中点，点套圈，都是反复阅读，多次评点过的，便可见一斑。于评点圈阅之外，我们还读到由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编选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些古诗词，是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之余”“凭记忆”书写的“大量古诗词”中的一部分。仅此一部分凡117首，上起于宋玉的《大言赋·句》，下讫于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即包罗了两千余年间58位作家的作品。论者以为，在一般人所目及的古诗词选本中，尚未有任何一家的本子在浩如烟海的旧籍中，选得如此之精严！

……

历史的源流

中国的古典诗词，发展到近代，在古代与近代、东方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诸对立因素的撞击下，不断向诗体解放和诗歌革新倾斜，并由此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诗歌改革高潮，终于跨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漫漫长夜，迎来社会主义新诗歌的曙光。

如果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划分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样三个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衔接的历史阶段的话：那么，和上述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每一个这样的历史阶段，都是近代诗词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又各有一名代表性的歌手。在资产阶级启蒙时期，龚自珍以“我劝天公重抖擞”的第一声呐喊，和浪漫主义的狂飚精神，使古典诗词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在资产阶级改良时期，黄遵宪高举“诗界革命”的旗帜，并以“我手写我口”的创作实践，使近代诗词呈现出一幅反映时代主要矛盾和重大事变的现实主义画卷。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柳亚子继承与发展了龚、黄召唤风雷、鼓吹变革的传统，唱出了“屠鲸刺虎”的新声，为诗词的进一步改革举行了奠基礼。而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诗词如莽莽昆仑，横空出世，才真正实现了“结束旧时代，开创新世纪”的历史使命，把中华诗词推向现（当）代诗词的新阶段。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取得以下几点重要的启示与认识：

（1）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埃尔韦·圣·德尼在评论中国的诗歌艺术时所指出：“在这个统一民族的文学中，一切都相互联系，前后相续，一切都让人感到传统在起作用，就像在其风俗习惯中表现出的那样。”但是，传统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切能改变一个时代诗歌面貌的伟大诗人，都是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的。因为一个大诗人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现象，他既置身于历史文化之中，又通过其创造把自己显示为某种新的“源头”，具有开创与综合的双重意义。

（2）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诗词嬗变和发展的历史，都是产生真正杰作的温床。现在。我们只要站在古代——近代——现（当）代这根历史的链条上，回头一望，连袁宏道都是过程了，后来的袁枚、赵翼之辈，更是过程的过程。从龚自珍到柳亚子那漫长黑夜里的点点星光，只有到了毛泽东手里，才凝成熊熊燃烧的火炬，而后人接过这束火炬，必将继续跑向新的诗歌之路。因此，毛泽东继承和发展我国诗词艺术的功绩，是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  （3）集百家之长，毓一枝之秀，是历史上各门艺术取得新的突破、获得伟大成就的共同经验，诗词也不例外。在毛泽东诗词的熔炉里，无可辩驳地熔铸了传统作品、民间艺术和现代意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运用独立的新思维，贯通了这种多元结合的内外两面，一方面从多方位、多侧面深沉地反省我国诗歌的历史与现实；另一方面则从诗与哲学相结合的新高度出发，既创造了新的诗词范式，又登上了新的艺术高峰。

（4）在毛泽东继承和发展我国诗词艺术的全过程中，他作出前人没有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对诗词审美理想与审美规律的倡导和探求。从1965年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以来，关于灵感、直觉、情感与诗歌审美特性的关系，便成为诗歌界关注的热点。接着，又进一步深入到诗歌意象与意境关系的探讨。随后，诗歌还从诗歌语言学切入诗歌的审美形式批评，改变了历来诗歌批评只重思想而忽视形式的传统格局。所有这些，不仅大大地推进了我国诗词艺术研究与实践的深化，而且也给新诗带来巨大的反拨与回响。

我们确信：毛泽东诗词作为一个独立自主、流光溢彩的第三世界，它在川流不息的历史运动中，必将永远引导人们吐故纳新、面向未来。

毛泽东诗词作为现（当）代诗词的典范，从思想到艺术，都早已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但溶化和渗透在毛泽东诗词之中的诗歌美学思想，及其对毛泽东诗词所起的重要作用，似乎人们的注意与研究都还不够。其实，毛泽东诗词正是在他的诗歌美学思想的烛照下，才闪现出辉耀古今的奇光异彩；毛泽东诗词正是在他的诗歌美学思想这根弦的颤动上所发出的黄钟大吕之声。

心灵的空间

毛泽东诗词美学思想，一个最根本、最关键的出发点，就是以整个世界——天、地、人——作为他的诗词所描绘和表现的对象。“只有以整个世界——天、地、人——为对象的诗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这样的诗人，一方面他的心灵空间必然是“三维空间”，由天、地、人三个坐标相交在一个“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心灵之点上；另一方面他必然脚踩在诗与哲学的交界线上，因为仰观宇宙之奇，俯察万物之理，是诗人和哲人共有的气质与情怀。毛泽东以诗人兼哲人的独特禀赋，既继承了我国古代整体化自然哲学的合理内核，又汲取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思想，从而对由太空天体系统、地球物质系统、地表人类系统组合而成的天、地、人巨系统，即自然、社会、历史综合体，拥有很深的透视力、很高的洞察力和很强的思维力，终于达到了我国梁代著名诗论家钟嵘所说的“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的至高境界。

从诗歌美学史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历代诗歌美学家都对诗人以天、地、人为对象有所论述，特别是清代诗歌美学家刘熙载，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从诗歌的本质特征上对诗人以天、地、人为对象作了新的界定。他说：“《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所谓“天人之合”，就是自然与人相通，自然与人合一，在诗歌创作中，能达到这种境界，就取得了自由。对毛泽东诗词来说，这种自由，不仅表现为对诗词创作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而且表现为对天、地、人这一整体结构的理性思辨与艺术把握。在毛泽东看来，天、地、人作为一个对象化、客体化、人格化了的哲学范畴，它同时是认识、实践、自然、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它的完整形态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践与历史的统一。而真正的诗，也就是自然与社会、历史与人生相交融的图画。

另一方面，刘熙载又从诗歌体裁（或创作方法）上对诗人以天、地、人为对象作了如下的区分。他说：“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虽然毛泽东诗词不能据此来加以区分，但在毛泽东诗词中，不仅包含有前两者的内容，而且几乎可以清晰地谛听到“天地之心”的微妙的律动。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博览群书而又十分尊重我国诗歌优秀传统的人，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曾以与宇宙万物为友、以人间哀乐为怀的胸襟与气度，用诗的语言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战斗呐喊。参加并领导中国革命后，正如美国R·特里尔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所说：1935年的毛泽东，就已是一个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的视野开阔的诗人。同时，他还从《沁园春·雪》这首词里正确地看到了毛泽东从大自然的壮丽转向自己理想志愿的壮美。

总之，毛泽东以其高大、壮美的形象，屹立在传统的基地上，并从天、地、人这个审美对象出发，把他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邃密考察与深沉思索，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熔炼和凝铸了自己炽热的灵魂与血肉，注入到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去，才使这些传世的杰作，具有永久放射光芒的黄金的素质。

……

毛泽东同志在诗词创作中，对新与旧的辩证处理，实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在虚实庄谐上，在形神情理间，确实进到了意味深长、魅力无穷的境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空前的。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他还说过，对于自己的作品，“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可是，他又曾多次表达过，不喜欢读新诗，把读新诗的感受，暗示为受洋罪，受折磨；而沉浸在古典诗词中，并创造出灿烂的篇章。这说明：在理论上的理性认识，与在艺术上的审美趣味，不是一码事，是有分歧的。这也正如他尽管主张：“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在诗歌上，则只读古人，不读或很少读外国人的东西。这便是他不同于郭沫若、闻一多的地方。虽然说，“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但偏嗜是无可厚非的。或由于习性，或由于修养，都勉强不得。不是也有的诗人宣称：“对我国古典诗歌采取排斥态度”吗？要是只从欣赏趣味出发，那就只可悉听尊便了。

不过，毛泽东同志自称他的作品是“旧体”，是“旧诗”，那是由于使用了传统的古典的格律，是专指体裁形式说的；若论内容实质，则当属现代范畴，它是用“旧体”写的“新诗”，用“古典形式”写的“现代诗歌”。正名当叫做现代诗词，是开放在现代诗坛百花园中的花朵，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异卉奇葩。它是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形式中国气派，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诗与艺术上，只有深深扎根在民族土壤中的东西，才能走向世界。谁能否认毛泽东诗词在世界范围放出的光芒呢？

但并不是说“外国人的东西”可读可不读。既然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那就不得不承认郭沫若、闻一多开辟的道路应当是主流。攻击它“由韵趋散”，“洋化，现代主义化是绝对走不通的”，也未免偏激。如果明确了现代化并不等于现代派，现代化当是中国诗歌的首要趋势。外国人的东西，即使是资产阶级的，也是不可拒绝的。这是就整体说的，至于各人兴趣不是已经说过“悉听尊便”吗？可是现代化之后，还有个民族化，还有个大众化，都是少不得的。即使专作新诗，立志“以古典+民歌为区别对象”，只“把瞳孔对准国境线外的花朵”，那久了也难免变成色盲，失去了从民族的人民的母体深处吸取营养，步入空虚，是不可能一蹴而“走向世界”的。所以，从事“现代诗词”即旧体创作，不读外国人的作品，也许还能行，但究竟以读一些为好，要创新嘛！从事“现代诗歌”即新诗创作，不读中国古典诗词，就基本上不能行。“目前在许多国家，一谈起诗歌的节奏、韵律、切句法、诗段的变化、音节的配合等等，不说是反动的，至少是有点不体面的。对于这种怪论，我们不能同意。”这是法国的阿拉贡于20世纪50年代《诗论》中说的。阿拉贡所不同意的“怪论”，在我们广大诗人群的头脑里，可能还占有着支配地位吧。新诗必然发展下去，现代诗词也已成为百花中的一朵，“多样化”是势不可挡的。百花齐放，和而不同，主旋律不在形式上，万紫千红，在创作实践中去自由竞争吧。但毛泽东诗词乃中国诗林中矗立的一株摩天大树，是老中青新旧诗人不可不读，也必然是人人爱读的。作为研究课题，它又是不捐细流，不废荇藻，而一望无际，无限深广、无限丰富的汪洋大海。虽指数方逾半百，而穷我常人毕生之力，恐怕是难得达到尽头的，因为它是没有边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