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陈伯吹奖典藏书系”中的一册，是由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王勇英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合集，收录了包括《青碟》、《铁马镇》、《小九街的路灯》等共13篇作品，其中多数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平常难以见到的职业，如修碗匠、马店店主、泥人老等民间工匠，反映了传统手工艺人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所面临的困境，体现了保护民间非物质遗产的重大意义，也展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农村图景。对于城市中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些作品提供了一个个新鲜的视角，有助于他们了解民间手艺人、了解农村生活，描写细腻，充满感情。

磨刀匠、补碗匠、桶箍匠、木匠……这些民间工匠从四面八方而来，穿村走巷，挑着家当，高一声低一声地吆喝着，又再走散于四面八方。他们渐行渐远，歌声也绝唱于风中。王勇英著的《青碟》里，少年从一只破了的青碟中重新了解自己家族中没落的做碗祖业，也了解到爷爷奶奶的情感，更是对渐渐消失了的民间匠人寄予了一种无奈的怀想……

青碟

铁马镇

微城9号马店

小九街的路灯

高脚9和矮脚6

借婚纱的少年

杨桃花

描花

水酸桃和泥花

护身符

泥人爸爸

屐木落

纸鸟

消失于民间的工匠

青碟把一根棍子和扫把接起来，清理盘在奶奶房间角落的蜘蛛网，以免蜘蛛尿滴到奶奶身上。蜘蛛尿有毒，被淋到的皮肉会溃烂疼痛。

八十多岁的奶奶躺在窗前的光头床上，阳光从大窗射进来，照在奶奶身上。奶奶已经病了好几年，天天喝药水，浑身散发着药水味。青碟觉得晒着太阳的奶奶就像一块老当归。

奶奶突然坐了起来，枯老的手掌像树叶一样托着耳朵，仔细听了一会儿，说：“是哟，就是那个吆喝声，来了。”

青碟以为奶奶又迷糊了，他明明只听到风摇动窗外面那棵树的声音。

奶奶让青碟到村外去把补碗匠叫来。

“你听错了。”青碟嘀咕着，脚却往外面迈。

“补碗了，补碟哟——”

一阵吆喝声从不远处的山坡传来。青碟放眼望去，只见一个老人挑着担子走在稔花丛中，阳光下的山稔花开得红艳，连那个早已皮黑肉皱的补碗匠也显得格外耀眼。他的吆喝声时而短促有力，时而悠远绵长，像被风赶着跑来跑去。

吆喝声朝青碟他们村而来。

补碗匠一进村，那奇怪的吆喝声就把孩子们都给吸引去了。

村里的大人对补碗匠并不陌生。以前的乡村，每天都有补碗匠、桶箍匠、磨刀匠、木工匠等民间手艺人来走村，吆喝声声此起彼伏，在那个寂寞而又贫困的年代，那些吆喝声就是村里最动听的音乐，走村人就是他们熟悉的客人。那时，村里人舍不得扔掉破旧的碟碗桶盆勺，只要还能修补，一定修补。然而现今的乡村已和往时大不一样，日子渐渐好过起来的人们不再像从前那般珍惜东西，旧一点的破一点的都扔，手艺人也渐渐在乡里乡间销声匿迹。像青碟那么大的孩子就是手艺人在乡村日渐消失后出生的，补碗匠对他们来说就是奇怪的人，他每吆喝一声就招来一阵大笑。孩子们像在围观一个傻瓜。

青碟也跟在补碗匠后面，和大家一起笑，暂时忘记了奶奶的嘱托。

补碗匠挨家挨户讨碟碗补，可人家还是说不想补。青碟看他跟人家讨东西补的样子，像个乞丐，同情他、可怜他，还有点讨厌他。

青碟回到家，奶奶问他：“补碗匠怎么又往后村头吆喝去了？”

青碟再次出去找补碗匠。

补碗匠跟着青碟到了家。青碟的奶奶看到挑着担子的补碗匠，黯淡无神了多年的眼睛奇迹般地闪烁着光亮。

“大姐，你家有碗碟要补吗？”补碗匠问青碟奶奶。

“没有。”青碟说。

“有有有。”奶奶连连说了好几声。  奶奶让青碟从她那只檀木箱子里把一个荔枝木盒拿出来，檀木箱和荔枝木盒都是奶奶的嫁妆，只有贵重的东西才会放在里面收藏。

奶奶从盒子里拿出一包用红绸布包着的东西，打开以后，是碎成七八块的青瓷碟片。她问补碗匠，这个能不能补好。补碗匠放下担子，拿过那几块碎片看了一会儿。他说明天能补好送来，保证补得碟面光滑，滴水不漏。

补碗匠不仅免费补碗，还对青碟奶奶连声道谢，感谢她拿出这只碎碟让他补。青碟觉得再也没人比他傻了。

补碗匠又继续到别的人家去讨东西修补。有人怀疑补碗匠是不是得了类似疯癫的怪病，才如此痴迷于自己年少时就身怀的技艺。

P3-5

叶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会长

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陈伯吹先生和我是忘年交了。这可不是我一个后辈攀附前辈之词，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我家里时亲口对我说的。

认识陈伯吹先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几年我写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和第二本小说《深夜马蹄声》，都是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77年、1978年出版的，故而我对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每次从贵州回上海探亲，我总要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坐一坐。正是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室里，我认识了陈伯吹先生。也是在那里，听社里的编辑们都在传，陈伯吹先生要将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抄家冻结、如今退还给他的存款捐献出来，设立一个儿童文学奖。他的这一心愿在1981年正式得以实现，奖项定名为“儿童文学园丁奖”。一晃眼，30多年过去了。现在规范的说法是，当年陈伯吹先生将自己毕生积攒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这一奖项。

1988年，随着文学界思想的进一步开放，也是应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的呼吁，“儿童文学园丁奖”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1984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贵州儿童文学出版社共同组织了一次儿童文学界的盛会。正是在贵州省省会城市贵阳的郊区花溪举行的这次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亲临大会，并且即兴讲了话。第二天，胡锦涛书记的讲话登在《贵州日报》上，后来《文学报》和其他报刊也都转载了。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陈老和儿童文学作家们进贵阳城参观，听说我的家就在车要经过的路边，作家们纷纷说要上楼看看。那年陈老已是高龄老人，我劝他在车上等着，不要上到五楼了。谁知他兴致勃勃，和作家们一起欣然上了五楼。因为是临时来访，家里什么都没有准备。我妻子在上班，孩子在幼儿园，进了门之后，大家连口热水也没得喝，我只得以前一天买的一大把香蕉招待远方来的客人。贵州南部山区产的香蕉很受大家欢迎，我的书的责任编辑周晓干脆说：“小叶，这香蕉我带上车去，一路上给大家尝尝。”

陈老这时用他那仍带着上海市郊宝山罗店的口音对我说：“你看大家多高兴，我怎么能不上来呢，我们是忘年交啊！”后来，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沈碧娟还写了一篇《在叶辛家做客》，刊登后把样报寄给了我。

2000年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改为每两年评选一次。从第20届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设立了“杰出贡献奖”，第24届又增设了“特别奖”。

1990年我调回上海作协工作，主席团安排我负责“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相关事宜。几次“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活动，陈老都邀我参加。每次和他一起参加活动，他都要和我讲起两个话题：一、作家们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二、整个社会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支持力度还可以更大些、再更大些。后来成立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他又提议让我担任主任，这得到了上海作协主席团和市委宣传部的肯定。陈佳洱同志(陈伯吹的儿子)从北大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时，我说这个主任应由他来当，陈老又说：“你得继续当下去。”

2014年，为了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表彰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儿童文学事业做出卓越成绩与贡献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儿童文学工作者和各方相关人士，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三方经充分协商，共同决定从2014年起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正式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且将其列为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的重要奖项。“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现已成功举办了三届评奖活动，受到国内外儿童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欢迎。

这次，上海高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推出的“陈伯吹奖典藏书系”进一步把获奖作品推向社会，这是对“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有力支持，也是对其获奖作品的一个系统的检阅。读到这些优中选优的出色作品，相信广大的青少年读者、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工作者，一定会有所获得、有所收益。

是为序。

通过孩子的眼睛，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渐趋消亡的古老行业、古老技能，也再现了老一代人之间的幽深情愫，读来有一种特殊的人情味和感染力。王勇英的文笔和语言着力于表现边远乡间的地方色彩和世俗气息，给人以与众不同的体验。在少年小说的题材和写法大量趋同的今天，她的追求更显示了独特的价值。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词